马英九和曾国藩的差距：能“内”圣而不能“外王”
2016/5/22 格上理财
作者：十年砍柴
来源：文史砍柴(ID：kanchai303)
昨夜读《曾国藩日记》，至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曰：
三更不眠，因做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
看到此联语，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卸任“总统”之职的马英九。马英九平生以清廉自许，号称不粘锅，无论他当台北市市长，还是贵为“总统”，其苞苴不入为人所共知，他的夫人仍然出门坐公车，俨然一普通市民。但是，他执政八年的成绩世人评价很低，这也是国民党在选举中大幅度输给民进党的重要原因。有人甚至指责马英九为了成一人之令名，不惜毁掉国民党。
成一人清廉之名怎么会毁掉或者说伤害其所在的政党？只能说明，一位领导者的高洁私德，往往和政治运行规则不相符，甚至相扞格。
在个人品德修为层面，曾国藩是马英九的楷模，对曾文正公的箴言“唯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平生推崇，并以此教导儿女，成为马英九的座右铭。
马鹤凌的家乡湖南湘潭白石铺乡马家堰(少年时迁徙到衡山县)，离曾国藩的家乡湘乡荷叶塘(今属双峰)不到一百公里，两地民气、风俗相近，马鹤凌一生崇拜曾国藩，或许还有一份乡谊的因素。马鹤凌父子特别是马英九所处的时代和曾国藩的时代毕竟不同，马英九这位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到台湾从政后，个人修养效法曾国藩，可曾氏从政一些手法，或许看上去与时代格格不入而被马英九摈弃了。在我看来，这正是决定着马英九和曾国藩的巨大差距。
张宏杰兄说曾国藩是一个“非典型清官”。他自奉甚俭，对家人的要求非常严苛，不让家人存钱买田产，令诰封一品的欧阳夫人带着女儿媳妇在两江总督衙门纺纱织布。他的养廉银除用来维持一大家庭的开支外，多用来资助亲友和公益事业。在这一点上，马英九和曾国藩很是相似。
张宏杰还说曾国藩的为官生涯是“既清又浊”，“清”是指自己和家人清廉俭朴，“浊”则指他为官不得不“和光同尘”，承认并遵循官场一些潜规则。
比如说曾国藩对自己要求甚严，但决不要这样的标准要求部下，甚至包括他最亲近的两位助手：胞弟曾国荃和高足李鸿章。他承认人是有私欲的，部下和幕僚只要不过分，他尚能宽容之。深居两江总督的高位后，他也照样给京官奉送炭敬、冰敬，朝廷大员来两江办事，他也照例赠送丰厚的程仪。曾国藩不同于海瑞，海瑞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推广至下属，搞得怨声载道，使自己成为官场公敌。因此海瑞至死无法得到实权，只能成为朝廷一个系而不用的“道德标杆”。
“不树私党”是一种政治美德，但在现实政治中，如果不培植自己的嫡系力量，是无法在政坛上有大作为的。曾国藩深知“做大事首要是找替手”，重点培养弟子李鸿章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在装备、后勤诸方面倾力支持胞弟曾国荃的吉字营，使其建立了收复金陵的大功。对自己的幕僚，他也论功行赏，推荐能干者去做各类掌管钱粮、武器、工厂、盐务的“委员”肥差。早年时，他认为国家名器不宜过滥，所以在保举有功人士方面不大方，后来很快醒悟过来，认识到众将士之所以拼命跟随，无非希冀富贵，必须大开保举之名。晚年他曾对湘军保举太滥，日记中有内疚之表示。但要做大事不得不如此。
而马英九这个“不粘锅”，自己“不沾”，还如此要求属下乃至整个国民党，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最终把自己弄成一个孤家寡人。比如说，他不喜欢同为湖南湘潭的同乡宋楚瑜的品格，没有对宋应有的犒赏，最终宋离开国民党自立山头，并成为马英九最要命的政敌之一。而对王金平这样的国民党地方势力，他草率地以维护法律公正为名，抓住王金平为反对党立法院党鞭柯建铭关说一事进行讨伐，最终事未遂而让国民党愈加分裂。他上任后为了“公平主义”，削减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军公教人员的福利，使国民党的基本盘瓦解。反观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品德、手腕早就有深刻认识，但在做事层面，依然对李委以重任。
当然，可以说马所处的台湾政坛是华人政治大转型时代，不能像清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那样容纳浊流，本来国民党就有“黑金”的历史包袱。但考察台湾政党三番轮替来这近二十年的历史，也必须承认华人人情社会的复杂性，适当的变通并不是乡愿。台湾另一位“教父”级人物李登辉行事，倒有几许曾国藩的老辣。
马英九能学曾国藩的“内圣”，学不来曾国藩的“外王”，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马英九一生太顺了，青少年时就是被党国重点培养的“优等生”，无法像曾国藩这位湘乡农家子一生经历那么多的挫折、煎熬而终于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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