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这样重要的事，要做三遍
2016/5/29 格上理财
作者：张明扬
来源：罗辑思维(ID：luojisw)
重要的事情要做三遍。
公元前 221 年，当秦王嬴政扫平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大一统的体制之时，他不知道，“大一统”与大秦帝国一样脆弱的只有 14 年生命。
秦汉之际的中国精英们更无法想到，在几十年间，新旧两种制度文化(秦发明的“大一统”与战国式的“分封制”)又展开了两次殊死搏斗。将“秦灭六国”的剧本又重演了两遍，才最终将秦始皇的大一统从“超前”的政治发明变成了后世看来理所当然的政治常态。
第一次：失败的文化统战
公元前 209 年，当大泽乡的狐狸叫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政治预言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态正处于一场“复古”运动中。
以一个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
仅延续了 14 年的“大一统”皇帝体制只是秦始皇拍脑袋想出来、缺乏历史与理论资源的不靠谱政治狂想。
周朝确立了八百年的王国“分封制”(封建制)才是历史的常态与天道。而秦的统一，则可以看作一次短暂性的历史方向性错误，因此，抛弃郡县制“大一统”，回归战国分封体制也是一次必要的“纠偏”。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大一统与秦王朝的暴政被捆绑在了一起，在政治上处于名声扫地的窘境。在某种程度上，一如苏联解体后的斯大林模式，被天下视为此路不通的失败试验，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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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则提出了更为宏大的解释。
在他看来，秦的覆亡之因未必是主流历史叙述中的“天下苦秦久矣”，也就是亡于暴政。更深刻的是秦的关中文化与六国东方文化的巨大隔阂。
无论是商鞅时代的“法治”及崇尚军功的“军国主义”价值观，还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的新玩意“大一统”，对于更加“自由散漫”的东方文化而言，皆是无法忍受的异质价值观。
秦始皇的所谓统一，只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统一，远未实现难度更大的“文化统一”。
在文化上，中国仍然处于“战国”局面。
在武力统合的铁幕之下，涌动的是关东六国蠢蠢欲动的反秦思潮。或者说，关东其实始终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六国利益集团”，他们与秦式大一统迟早必有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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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即使是自负的秦始皇也是有一些认识的。
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后汲汲于巡视东方六国，除了求仙之外，更现实的原因可能是向东方臣民宣示大一统的皇权，以高度仪式感的巡游进行“文化统战”。
秦始皇无疑是失败了，短短 14 年的“文化殖民”又怎能填平数百年的价值观鸿沟。陈胜吴广首义之后，六国旧贵族甚至是旧王族纷纷在六国旧地大搞“复辟”，被秦始皇“人为”中断的“战国体制”又站回了历史的幕前。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就连秦中央政府也认可了六国的“复辟”。赵高在除掉秦二世之后，让继立的子婴去除帝号改称“秦王”，果断抛弃了“皇帝”这个历史包袱。
14 年，宛如梦幻泡影，什么“大一统”，一场闹剧而已。历史正顽强地“重归正轨”，战国体制，似乎是一种“历史的终结”。
第二次：“秦王”刘邦
如果项羽战胜了刘邦，有一种可能性是，“大一统帝制”就将作为历史的流星转瞬即逝。或是，数百上千年之后，再重新“被发明”。总之，中国曾经有机会像西欧那样，长时间的“封建”下去。
项羽并无意于取法秦始皇等皇帝，他的自我历史定位是“楚霸王”。说白了，项羽很大程度上就是旧六国贵族利益集团的总代言人，对秦王朝“反攻倒算”后，自然不会再回到大一统，而是倒车回战国做个诸侯之首。
而刘邦是秦始皇大一统事业的“继承人”，他通过击败“六国利益集团”代言人的项羽，挽救了岌岌可危声名狼藉的大一统。正如田余庆先生在名文《说张楚》中所说，刘邦项羽之战“在一定程度上又似当年的秦灭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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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沛县人刘邦也是楚人，也曾是“六国利益集团”中一员，他怎么会背叛“(反秦)革命”，甚至摇身一变，成为秦国“大一统”利益集团的一员呢？
最直白的解释是，刘邦的政治标签很早就成为了“秦王”。
反秦阵营中的诸侯曾有“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虽然要颠覆大一统的“秦王朝”，但不代表要彻底消灭“秦国”，只不过秦王不会再让曾破坏规则的赢氏家族干了，谁先打进关中就是新“秦王”。
依照这个逻辑，先入关中的刘邦早就该当上秦王，之后虽然项羽毁约，刘邦被迫退出关中成为“汉王”。但很快“暗度陈仓”消灭了项羽封的关中三国，占据了秦国旧地，在地域层面成为了“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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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秦人来说，楚人刘邦集团起初也属于“外来政权”，但秦人为何却很快与刘邦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成为了日后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基本盘”？
先讲利益诉求。
对于秦人来说，嬴秦政权覆亡之后，秦人恐惧于六国利益集团的报复，本身就需要找到新的政治庇护者，甚或是未来东山再起的政治依靠。
对于刘邦而言，他虽为楚人，但“楚”的正统代言人是出身于传统贵族家庭的项羽，楚人与楚地不仅不是刘邦争夺天下的政治基础，还是最大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说，秦人与刘邦是互相需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结合。
再讲情感。
即使项羽更为强大，秦人与项羽也很难走到一起。
首先当然是项羽已有了“楚”这个政治基础，对于秦人的需求远没有两手空空的刘邦那么强烈。而更重要的是，正如李开元在《秦崩》中所说，坑杀二十万秦军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此后秦地可以说是家家缟素，视项羽为全民公敌。
反观刘邦，一进关中就通过“约法三章”安定了关中父老的民心，《史记》中甚至有“(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的说法。而萧何日后在关中的苦心经营，批判性的继承了秦国制度，这可以看作刘邦集团对秦文化的一种妥协。在秦人心目中确立了“秦王”刘邦的形象，不再被视作一个情感上疏离的外来政权，甚至在历史记忆中已部分替代了赢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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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与复仇的双重驱动下，秦人与刘邦走到了一起。
在刘邦的军队构成中，创业时代自然是以楚人为主体的联军，但在占据秦地正式与项羽争霸之后，秦人开始源源不断的被征召，逐渐成为了刘邦军队的绝对主力。
所谓“楚汉争霸”，难道不也是一种新版本的“秦楚争霸”么；所谓的统一全国，不就是刘邦以关中为基地，效法秦始皇扫平关东诸国的过程么？
第三次：结束一国两制
在建立汉帝国的过程中，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各种政治遗产(负资产)。
一方面，刘邦是秦始皇大一统体制的精神继承人，“承秦之制”，步秦始皇的后尘，再造帝业。但同时，在刘邦时代，秦始皇时代的东西文化冲突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亲身经历了反秦战争全程的刘邦不可能不知道，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表层的“暴政”，更在于关中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秦开创的大一统体制与东方分封旧制的隔阂。因此，刘邦在汉帝国的国家架构上，采取了中庸之道：
汉中央政权的郡县直辖之地仍然主要是以关中为主体的秦国旧地，而执行分封制的区域主要是东方的旧六国之地。简单说就是“一国两制”，郡国并行，帝国的西半部实行郡县制，东半部实行分封制。
汉王朝尽管名义上为大一统的“帝国”，但现实政治也有“汉王国”的另一面，同战国时代有雷同之处。
东方诸侯不仅是其臣属，也是需要长期戒备的“敌国”。以刘邦建都长安为例，其中不无取法秦国，利用关中地理优势“东制诸侯”的苦心。此种态势下，汉初很容易让人有穿越至战国的恍惚感，仿佛只是秦换了个名号继续与六国对峙。
总的来看，刘邦仅仅完成了秦始皇大一统体制的一半。他虽在楚汉争霸中扫平了“六国”，但又不得不在东方继续执行分封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逐步将东方的异姓诸侯国替换成同姓诸侯国。
在实质上就是，东方民众在文化与制度心理上，仍然未做好同西方的汉王朝“一国一制”的大一统准备，他们仅仅能接受在“分封”体制下的名义统一。
如果刘邦强行推行秦始皇式的武力征服，即使在短期内能够奏效，也很难保证不像秦末那样在东方出现复辟战国旧体制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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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
从汉文帝开始，汉帝国的国策之一就是削弱东方各王国的权力与势力，并令王国全面遵行“汉法”，以期渐收文化统合之功。然而，这些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一种古老的学说在此时主动挤到了历史前台，向汉中央政权发出了“换我来吧”的政治信号。
儒家来了。
简单的说，儒家的复兴，凭借它的“礼治”基因，无疑部分消解了汉帝国法治文化的强度，让“文化统合”在理念上更易让东方文化接受。
更根本的看，儒学正是源自东方(山东)的一种学说。它的复兴或许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汉代出现了文化统合的难题时，特别是在关中文化迟迟难以同化东方文化时，东方社会提出的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统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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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方的汉中央政权为何又愿意“屈尊”接受这一方案呢？
或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交换，源于东方的儒家在反对西部“法治”的同时，通过自我理论更新升级，并不反对西部的“大一统”文化。反而，在董仲舒时代提出了儒家版本的“大一统”学说，亮明“统派”的底色。以仁义礼乐积极主动地介入到文化统合的帝国战略中，从而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汉帝国中央的认可。
在同一时代，汉帝国在武力上也对东方诸侯国势力进行了最后一击。
在汉景帝时代平息了东方诸侯国的七国之乱，终结了东方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武力威胁，又在汉武帝时代出台“推恩令”，在制度上彻底清算了诸侯国的“强大”。
如果说汉景帝第三次完成了“秦灭六国”的历史任务，汉武帝则在父祖的基础上，以“独尊儒术”首次系统提出了东西方文化统合的终极方案，而这曾是秦始皇与汉高祖都无法完成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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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它此后在中国政治文化上的压倒性优势又维持了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几乎遗忘了，“大一统”曾是秦始皇的政治狂想。曾如流星一般夭折，曾声名狼藉，曾一国两制，曾以两朝数代帝王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才成为了后世上千年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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