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医学院的血泪抗战
2015/4/9 丁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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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边
姚葆初没能安全地撤退到怒江的另一边。这位国立上海医学院 40 届毕业生，倒在了缅甸。
1942 年 5 月的缅甸，日本人来得太快了。当时，姚葆初担任中国远征军驻缅救护队医师已有一段时间。而姚的学弟，上医 41 届毕业生严家贵，作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一名小队长，才刚刚于 4 月初带领一支医疗救护队进入缅北。日军快速推进时，严家贵幸运地及时撤退了。
怒江边，像姚葆初那样未及撤离的中国军民惨遭日军屠杀。而在江的对岸，目睹此情此景的严家贵，大恸不已。
消息传到了已迁至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
在简陋的重庆校区，上医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很多人仍然记得姚葆初这位山西青年的音容笑貌。两年前，1940 年 6 月的昆明，日军频繁空袭，军民伤亡甚重。
当时已迁至昆明办学的上海医学院里，姚葆初和他的同学们积极协助当地红十字会开展救护(后来担任北京阜外医院院长的陶寿淇，就是那一届的学生)。在那个 6 月，在炮火声中，姚葆初领到了上海医学院颁发的「临时毕业证书」。
毕业才两年的学生壮烈殉国，这让时任上海医学院院长的朱恒璧出离悲愤。这位药理学泰斗，写下了一幅近乎骂娘的挽联：「报道吾党成仁，恨不昭和授首」——「我们的同志壮烈牺牲，真恨不得宰了日本的昭和天皇啊」。
倒在滇缅之地的上医毕业生，还有萧卓。这位上医第二届毕业生，毕业后曾在北平协和、湖南湘雅等大医院担任医师。抗战爆发后，萧卓毅然参加艰苦的滇缅铁路工作，任第七总段大河口诊疗所医师。1940 年 3 月 22 日，为筹设盂定分所，萧卓由大河口乘车赴禄丰，不幸途中翻车殉职。
上医人挨日寇子弹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更早。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上海医学院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战地救护。在闸北前线枪救伤兵时，大三学生陈化东右臂中弹受伤。
一二八事变中，地处吴淞的上医校园，被日军炸得片瓦不留。当时恐怕还没人会料想到：其实那并不是最艰难的时刻。
枫林桥
满目的伤兵，满耳的哀鸣。这就是张治道眼前的首都，南京。
1937 年初冬，张治道还是上海医学院的大四学生。但是，战争迫使这个高年级医科生快速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在张治道之前，先期抵达南京开展救护的上医同学，此时已近崩溃：中央大学的校园里，集中了无数伤兵；每个医科生带着一名护士，要照护五六十名伤员；他们每天要做的，是大量的截肢和巨大扩创术，没有麻药。
几个月前，淞沪抗战爆发。八月底，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向全校师生下达指令：「凡本校及所属的中山医院、第一实习医院、澄衷医院、高桥卫生事务所的教员、职员、医师、技佐、工役等全体工作人员应极力维持正常工作，除了正常上班时间外，如有紧急工作，各位应立即到岗不得推诿，也不得随意请假。
希望全校同仁国难当头同心一德，共济时艰；另，在这非常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给本校的教育经费短绌，所属各医院和高桥卫生事务所收人大减，经济状况极度困难，在能维持每人生活情况下，全校各级人员从八月份起减薪。」
在上海，河南路和三马路交汇口的难民医院里，31 岁的外科医生黄家驷带着上医学生，终日给伤病员手术、换药，没有抗生素，只有含漂白粉的台金液与凡士林。淞沪抗战一爆发，黄家驷就被医学院任命为第一救护队的副队长。而第二救护队的副队长，则是在一二八事变时就中过日本人枪子的陈化东。
所有的一切，都像极了五年前的一二八。但是，这一次，上海守不住了。
1937 年 11 月 9 日夜，在沪西枫林桥旁的中山医院，已可以听到日军的坦克声。此时的中山医院早已改为「第六救护医院」，隔壁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师生已撤离至租界，但医院里还有伤兵和护士，哪一个落到日军手里都不会有好结果。
中山医院第二任院长应元岳，快急疯了啊。所幸，在日军到来前的半个小时，伤兵和护士神奇地撤离了。「神奇」，很多史料在描述这次撤离时，都用了这个词汇来形容。
日军攻入中山医院这一沪西制高点后，迅速在楼上架起大炮，轰击南市。这，就是占领。
歌乐山
史玉泉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日本人的岗哨。很多时候，要被迫向日本兵鞠躬。若是被发现携带了教材和白大褂，就麻烦了。
敌占区的生活，没有尊严。
从 1938 年进入国立上海医学院起，史玉泉就没见过真正的大学校园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一直在上海的红十字第一医院内(现华山医院)上课。后来，形势愈发严峻，上课几近「打游击」。上医师生终日跟日伪「捉迷藏」，不停变换教学地点。这课，是真真地没法上了。
在 1939 年初，国立上海医学院就开始筹划迁滇。
内迁是分批进行的。1939 年 9 月，上医的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从越南平原进入云南崇山峻岭的那一刻，师生精神大振、全体起立，不停含泪高唱抗战歌曲《旗正飘飘》：「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到了 1941 年，王宝琳那一批学生离开上海时，上海医学院已由昆明迁至重庆歌乐山。王宝琳是史玉泉的同届同学，对于这个乐观的姑娘来说，歌乐山生活的艰苦，都可以克服：米饭里有砂石，照样吃；灯油不够，省着点；只是，每天只能分到一盆洗用水，人家可是个姑娘家…其实，当年在歌乐山，学生中最抢手的，不是米，也不是油，是从上海带来的影印外文教科书。
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医学院的纯酒精就断货了。谷镜汧，这位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只好亲自用废酒精液蒸馏提炼纯酒精，结果把脸烧伤了。医学院实验用的玻璃器皿，竟也是教授们带着学生自己烧制。条件如此简陋，但教学质量一点儿也不差。当年的上医学生们回忆说，那是一个把解剖课能讲活的时代。
内迁之后，很多人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不少学生开始卖血，大家都是这么坚持着。直到 1945 年，胜利到来。
尾声：在长江里
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辗转返回上海的路上，史玉泉把怀表弄丢了。
那块怀表，是史玉泉离开上海时，祖母买给他的，说是万一困难时，可以卖掉换些钱。信奉基督的祖母，还特意在怀表上挂了一个金十字架。
每每想到遗失的怀表，史玉泉都遗憾不已。
那时，上医也丢失了一大笔家当。
1946 年 9 月，为了运回滞渝物资，国立上海医学院与国立编译馆合包了一艘民生公司的木驳船，由「怡康」轮拖往上海。9 月 16 日，行至云阳时，船只起火，上医的仪器、药品、图书、教材、文档共计 74 吨物资，尽沉长江。
此后，每每上医师生想查找史料文档、却遍寻不着时，大家总会叹一声：大概就落在了长江里。
是啊，那段岁月，就在长江里，不停地流淌。
(参考文献：《上海医科大学纪事》、《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校友回忆录》、《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朱恒璧传》、《颜福庆传》)
【1941年，重庆歌乐山，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校门。这张照片多么小啊，那时的人就是这么省，这么省...】
【1942年1月7日，时任重庆中央医院院长的吴绍青(上医一级教授、中山医院肺科创始人)写了一纸手令交给下属，并于当天公布：聘任谷镜汧(上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为检验科主任，月薪585元。这点钱是当时教授级的最高工资了，仅够温饱】
【一本纸质和印刷都差得离谱的杂志创刊号。1942年，抗战最艰难时期，逃到大后方的西医们很久都看不到医学杂志，这帮医生就像缺了鸦片的大烟鬼。中华医学会决定在后方创办《医学文摘》杂志，由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承办。那时太惨了，没钱，还向学校隔壁的建筑公司讨赞助…】
【1943年，时任上海医学院院长的朱恒璧，给重庆中央医院副院长梅贻琳(清华校长梅贻琦之弟)写信，商议解决学生因病住院的费用结算事宜，言辞恳切】
【1944年6月，24岁的王宝琳，拿到了这张由国立上海医学院朱恒璧院长签发的毕业证。这张毕业证书里，有苦、有泪、有磨难、有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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