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怕哲学?
2015/1/28 哲学园

     哲学的困顿:

     德里达读黑格尔书信

     陆扬

     1974至1990年间,围绕中学里应不应该教授哲学,以及哲学教学与哲学研究是怎样的关系等问题,德里达留下大量访谈书信和随笔文字,这些成果后被辑成《哲学的权利》,其中的第一部分于1990年题名为《谁害怕哲学》出版,书中有一章题为《黑格尔的时代》,专门讨论的黑格尔时代的哲学问题。德里达开篇引了黑格尔1822年所撰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

     如果容许我来谈谈我自己的经验……我记得在我12岁,命里注定我是要进入我国神学院的时候,我已经在学习沃尔夫给所谓的“清澄概念”(idea clara)所下的诸多定义了,到14岁的时候,我学会了三段论的所有形式和规则。到今天我还记得它们。[[1]]

     黑格尔这一年是12岁。德里达认为黑格尔事隔40年之后,来向人告白他依然记得年少时光习得的知识,必然是在会心地微笑。而忽略不计黑格尔的幽默,实在是大错特错的事情。进而言之,这个会心的微笑,可以显示黑格尔其实在坦陈他是跑题了,因为在他的《大逻辑》里,再也没有讲述过他幼年时候岁时研习的清澄概念和三段论这一类东西。黑格尔写这封信的时候是52岁,已经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这两部于了解黑格尔不可不读的大著。现在,当52岁,已经成就哲学家名声的黑格尔,来言说他的12岁时候的经历,又意味着什么呢?

     德里达认为这里牵涉到时代的问题,特别是哲学的时代的问题。这是说,假定黑格尔成熟时期的作品还没有悉近出版,这个成就哲学家名声的“已经”,是“还没有”发生,那么如果我们不去透彻思考这个“已经还没有”的概念的、辩证的、思辨的结构,我们就对“时代” 一无所知。不论是黑格尔的时代,还是任何时代。当然,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哲学的时代。德里达发现,在这个他所谓“已经还没有”的表层底下,黑格尔的自传体文字是把时代问题看作精神现象学里的一个形象,看作一个逻辑契机。他甚至想象黑格尔会打开相册,一一道来:你看,阁下,这是我12岁,11岁和13岁之间,照片里那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哲学呢,我读了好多的书,我是有天分,我知道我有天分哪,可是说真的,那还不是真正的哲学,不过是老沃尔夫,还有三段论的公式,然后就是记忆,那已经是我啦,但还不是今天的黑格尔…… 如此等等。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德里达自称他给黑格尔编排出来的这些潜台词,初看之下有似插科打诨的喜剧调剂,因为这封信不是写给别人,而是写给一位部长的。而国家机器里的这位部长,是肩负着一项特别使命,那就是在高中取消哲学教育,进而向全国推广。所以他觉得殊有必要。来重现黑格尔这一段回忆的历史语境。质言之,如果我们想了解今天的哲学家公务员,想知道今天哲学公务员的状况,如何与黑格尔的时代是如出一辙,那么黑格尔上面这封书信,就是非读不可的了,即便今天的哲学家公务员不再致信王公贵人,而是多多少少在向ENA(管理师范学院)出身的高级精英们呈报时情。黑格尔的书信是私人性质的,因为它倾诉一段儿时的回忆,是一位哲学家记忆忧新的回忆。但是它又很难说是私人性质的,因为收信人是一位部长,是国家机器的化身,而且书信有一种使命感,希冀国家将之付诸实践。这就说来话长了。

     德里达发现,就在1822年6月,52岁的黑格尔发出上面这封信的下一个月,他又给同一收信人,这位叫做阿尔登斯坦(Altenstein)的部长又写了封信。书信显出黑格尔的经济情况有些拮据。信中黑格尔说,他新近收到了一笔奖励薪水,但也差不多已告枯竭。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已届老年,不得不思及妻儿的将来。黑格尔谈到他为了使他的继承人能有330泰勒(thaler)的年收入,除了每年给“大学寡妇基金”交份内金,还额外上了保险,如今保费已经高达每年170泰勒。而他之所以不吝这笔开支,是事出两种忧虑:其一是担忧假如他没有在皇家大学的教授职位上谢世,那么大学寡妇基金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二是会不会因为他投保了寡妇基金,将来他的妻儿就无缘再得您大人的慷慨佑助?事实证明黑格尔是多虑了。就在他呈上此信的第二个月,部长给了他明确答复,作了保障。这可是国家的保障。

     阿尔登斯坦给黑格尔的复信中说,他给黑格尔寻到了财源,其中包括去年300泰勒,当年300泰勒的一笔差旅费,而为了使这些额外的开销成为长久之计,他还特别在首相面前说了黑格尔许多好话。好话是指阿尔登斯坦不但夸奖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而且夸奖黑格尔的政治影响,称黑格尔作为今日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诚然是人所周知,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他的勇气、他认真和能力,足以叫那些没有深度的虚假哲学望而生畏,所以毫不奇怪,在年轻人当中享有崇高威望。阿尔登斯坦的这些美誉,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个年代里,无疑是认真值得权衡的砝码。

     德里达指出,黑格尔对部长的赏识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这里的任何一种个人利益,都和历史理性和国家的利益交织在了一起。诚如黑格尔在同年7月3日的答谢信中,一方面是感谢不尽阿尔登斯坦的明断,一方面还在说他的工作特别需要心灵的自由和恬静,如今解除了后顾之忧,岂不是哲学的幸事乎?但问题是,作上述呈情的并不单纯是一个已望老境的男人,一个已经在念及身后事,在思虑大学寡妇基金的老男人,他更是哲学家黑格尔。这是一个怎样的哲学家啊,他是哲学史上思考哲学起源和终结的第一人,或者至少是在观念领域作如是思考。他还是思考古往今来一切哲学历史的哲学家。而且,他还留下一个童年时代,更将这这童年的好时光栩栩如生表征了出来:哲学家一面在忧虑国家的哲学教育前景,一面在忧虑自己妻儿的未来,然后为了恳切陈请,表出11岁至13岁之间的一段记忆。这一切显得那样的不可思议。

     黑格尔的这一封呈情书当然不在他的经典文本之列,它不过是一封书信。但是德里达紧盯住这一封书信,当然也是有他的良苦用心。比较哲学史上的书信传统,黑格尔的这封信无疑是有它的鲜明特点。依德里达所见,哲学史上的此类书信要么是虚构说法,演绎一些哲学命题;要么是哲学家之间的心得切磋,而且通信的两个人当中,必有一人是“大”哲学家。当然,也满可以是哪个大哲学家同王公贵胄的对话,讨论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政治哲学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德里达发现,一直到黑格尔的时代,中学甚至大学的话题,都还不属于上述“宏大叙事”的范围。对于是时德国这样一个正在专心致志同封建势力较量的新兴国家来说,教育的问题似乎还未及被提上日常议程。而在另一方面,大哲学家之间的私人信件交往,似也构成一个传统,它们一般作为传记和生平轶事的素材出版,通常可以作为消遣读物。比较来看,黑格尔同阿尔登斯坦的这一段插曲,同上面两个传统认真来说都不相干。所以它属于哲学边缘的故事。而哲学的边缘,根据德里达的一贯作风,向来是具有非同凡响的历史意义的。

     黑格尔时代的哲学教育,对于20世纪的法国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德里达注意到黑格尔举荐的知识教授计划,究其实质是旨在推广一种“普遍文化”,认为它在高中教育中较专门的职业训练为好。但实际情况却是根据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高中是把哲学教学挡在门外,唯独大学把它保留了下来。比如黑格尔特别看重逻辑教学,认为它是一切知识的先决条件,可是偏偏逻辑给排除出了高中的课程。黑格尔同意不教授哲学史的观点,即认定离开了理念的思辨,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系列肤浅观念叙述的看法,则使德里达深有感触:黑格尔时代德国高中课程对哲学史的敌意,即便在今日法国的高中里,也是如出一辙。理由同黑格尔而的陈述几无二致:流于叙述而少有思辨。但是德里达同样发现,思辨色彩最为浓重的形而上学,一样是给黑格尔排除出了高中课程。他认同黑格尔的立场是,那就是形而上学就其思辨的形式来看,之所以不宜在中学施教,是因为舍此可以教授意志、自由、道德、法律、宗教这些多多少少包含了哲学内容的知识。换言之,后者是有哲学之实,而没有哲学之名。哲学的内容由此在中学里,是假道其他的学科而得传授。这在黑格尔的德国是这样,在德里达的法国亦然。

     进而视之,相对于中学,哲学在大学里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大学是国家理所当然的百科全书式学园,无论市民社会里的哪一种力量主掌了国家的话语霸权,大学一如既往坚持着它的人文传统。德里达将这个传统甚至往上拉到公元9世纪,查里曼大帝治下的加洛林王朝,指出查里曼鼎力推广学术,其目的就在于化解宗教的权威,使之为国家服务。而且大学的宗旨,总是周旋妥协在国家的各种力量之间,无论这个国家是普鲁士、拿破仑一世和二世的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纳粹法西斯、社会民主、大众民主,抑或社会主义国家。人文传统当然可以解构,但是解构以后大学何去何从?是不是马上会有其他力量乘虚而入?德里达认为这是没有疑问的。在大学外围的其他力量,正在虎视眈眈,乐观大学的人文传统消失让位,以图取而代之呢。要之,谁害怕哲学?德里达对此作了如是回答:

     如果说今日的法国害怕哲学,这是因为推广哲学教育涉及到两类威胁力量的前景:一类是想要改变国家的力量(比方说,左翼黑格尔主义的时代),它们试图让国家摆脱当前的主掌权力,另一类是意在解构国家的力量,它们可以和先一类力量同时发力,可以结盟也可以不结盟先一类力量。这两类力量无以归纳到现有的哪一些个门类之中。在我看来,它们今天似乎是并存在通常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那一理论和实践领域之中。[[2]]

     现在清楚了,谁害怕哲学?资本主义的政府害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潜在颠覆力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也清楚表明了德里达本人的哲学立场。

     【注释】

     [[1]] See Derrida, Who’s Afraid of Philosophy, English trans., Jan Plu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7.

     [[2]] Derrida, Who’s Afraid of Philosophy, English trans., Jan Plu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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