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两本商务版新书
2015/2/3 哲学园
壹
《生命是什么》译后记
张卜天
《生命是什么》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经典著作之一，其作者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该书源于薛定谔1943年2月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所作的演讲，194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副标题为“活细胞的物理观”，后多次再版和重印。
在德裔美籍生物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1906-1981)和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约瑟夫·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1890-1967)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生命是什么》以纯物理的观念对生物体遗传现象的本质进行了简要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观点，例如遗传物质是“非周期性晶体”，遗传现象的稳定性源自遗传物质的量子稳定性，生命依赖“负熵”为生，等等。这些思想对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等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书中有些观念并非完全正确或完善，例如，就遗传现象来说，后世发展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表明，遗传稳定性远不是量子稳定性所能解释的，一些全新的机制(如表观遗传)已经完全超出了薛定谔当年的设想，不过，考虑到生命现象的极端复杂性，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仍然处于“盲人摸象”的水平，因此上述种种并不有损于本书的意义。实际上，如果坚持从还原论的角度来研究生命现象，那么本书的思维模式(尤其是提问的方式)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
本书曾有两个中译本：一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译者为“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傅季重、赵寿元、胡寄南等译、校]；二是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为罗来鸥、罗辽复。[1]由于不是用母语写作，薛定谔使用的英语经常很不规范，给译者造成了很大困难，这也是他的著作读起来不够流畅的原因。应该说，旧译本对不少难译之处的处理是很不错的，但两版均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误译，而且不少句子读起来很拗口。今年适逢《生命是什么》发表70周年，值此商务印书馆出新译本之机，我不揣冒昧对旧译本加以修正和改进，其中主要参考了上海人民版的译文，在此向翻译旧译本的各位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学院的黎明博士对译文提出了不少有用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2014年1月
[1]可以看出，湖南科技版的译文是由上海人民版修改而来，但在译后记中未作说明。在这些改动中，虽然有一些是正确的，但有些译法甚至还不如上海人民版，还有不少明显的错误未予改正。除了去掉四幅插图和相关文字，以及不再对各节连续编号，剑桥大学出版社后来出版的《生命是什么》未对正文作任何改动，但是从1967年版开始，它把薛定谔的另一个讲演《心灵与物质》[Mind and Matter，湖南科技版将其错误地译为“《意识和物质》”]和一个自传也包含在内。湖南科技版虽然据此也把《心灵与物质》和自传译出，却未在封面和扉页加以标明，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为了明确内容，我和上海人民版一样只译出了《生命是什么》。
贰
《天球运行论》中译本序
吴国盛
今年是哥白尼诞辰540周年，逝世470周年，也是他的划时代的巨著《天球运行论》在德国纽伦堡出版470周年。历史记载说，1543年5月24日，他在垂危之际收到了这本书刚刚问世的印刷本，他只用手轻轻地触摸了一下就与世长辞了。
这本书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原书名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其拉丁文第二版1566年在巴塞尔出版，第三版161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头两版各印行了约400-500本，如今约有250本第一版和290本第二版保存下来。我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有第二版，是由当年的耶稣会士带入中国的。第四版1854年在华沙出版。这些版本基本按照纽伦堡版重排。1873年纪念哥白尼诞辰400周年时，按照不久前发现的他的手稿进行了校订，在他的故乡托伦(Thorn)出版了第五版。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不断有现代欧洲语言译本问世。
这个书名在今天的中国学界普遍被译成《天体运行论》，但这个译名是不确切的。问题出在对“orbium”一词的理解上。对哥白尼来说，这个词并不是指我们今天很容易接受的“天体”，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带动天体运行的那个透明的“天球”。今天我们不承认有“天球”的存在，便想当然地把这个词译成了“天体”。
这个误译并不是中国人首创的。1879年出版的由德国人门泽尔(Carl Ludolf Menzzer)翻译的德译本便把书名译成了über die Kreisbewegungen der Weltk?rper，这里的Weltk?rper(cosmic bodies)意思就是“天体”。20世纪出现的英文译本没有重犯这一错误。第一个英译本是瓦里斯(Charles Glenn Wallis)于1939年推出的，译名是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该译本后来纳入《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16卷，改称On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1973年是哥白尼诞辰500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波兰科学院决定出版三卷本的《哥白尼全集》，计划有拉丁文、波兰文、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6种语言版本。其中第一卷为哥白尼的手稿影印本，第二卷为《天球运行论》，第三卷是哥白尼的其它小论文。1978年，《全集》英文本的第二卷出版，由罗森(Edward Rowen)翻译和注释，定名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同年出版的德文新译本译名为Vom Umschwung der himmlischen Kugelschalen，改正了门泽尔版书名的误译。
哥白尼的巨著历史名声虽大，但真正感兴趣者主要还是科学史家和科学传播家，而科学传播家往往依据科学史家的研究结果来建立自己的学术常识。可能是因为我国的科学史界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视野真正对准过哥白尼，所以哥白尼的形象从未被刷新过。被西方科学史界非常重视和强调的“天球运行”概念，在我们这里不是闻所未闻，就是听而不闻。在约定俗成为“天体运行论”之前，我国天文学界有一个旧译名“天旋论”。李珩先生于1963年出版的《哥白尼》(商务印书馆知识丛书)一书依然采用这个译名。这个名字相比而言容易上口，而且意思接近，但不知为何没有沿用下来。1953年，在为纪念哥白尼诞辰480周年出版的《纪念哥白尼》一书中，竺可桢、戴文赛等科学家采用了《天体运行论》的译名。197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启斌翻译的节译本(主要是前言和第一卷)，书名是《天体运行论》，不过译者为此加了一个注释，注释中说该书名直译应为“论天球的旋转”，只是因为大家常用才取“天体运行论”之名。1992年由武汉出版社、200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以及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三次出版的叶式煇翻译的全本，书名依然译成《天体运行论》。叶译本依据的正是1978年版的罗森译本，而且全文译出了罗森的译者序。叶译本的罗森序言里有这样的话：“例如《天体运行论》拉丁文标题的第三个字，即‘orbium’并不是像门泽尔所误解的那样代表天体，而是带动可见天体的(假想的)看不见的球。”但是，面对罗森如此明确的纠错声明，叶译本对自己把书名译成“天体运行论”没有做任何说明，并且使上面这句中文句子成为一句自相矛盾的话。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其实早有学者指出这一译名问题。1991年第12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刊载了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作品的第一篇中文译文“我的研究倾向与规划”，译者孙永平在一个脚注里介绍了柯瓦雷在1943年一篇小文章中的观点，指出哥白尼这本巨著应译成“天球运行论”或“论天球的旋转”。我本人在1995年出版的《科学的历程》里，采用了《论天球的旋转》的译名。2002年，我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出版时，有好几本书涉及这本书的译名。我考虑统一采用“天球运行论”这个译名，以便与既有的译名相衔接。库恩的《哥白尼革命》是这套丛书的一种。书中曾经提到：“orbs并非是行星本身而是指行星和恒星被安置其上的同心球壳。”(中译本第58页)我在段话后面加了一个译者注，重提了哥白尼巨著的译名问题。
“天球”是希腊数理天文学的基本假定，而哥白尼正是这一数理天文学传统的正宗传人，是它伟大的复兴者和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哥白尼还是一个极端的托勒密主义者，比托勒密还托勒密。
大约在柏拉图时期，希腊数理天文学所依据的宇宙论基本确立，有六大要点：宇宙是一个球形(是层层相套的诸天球的组合)、诸天体均镶嵌在各自的天球上随天球运动、天球的运动是均匀的圆周运动、大地是一个球形、地球绝对静止、地球居于宇宙的几何中心。这个天球套地球的宇宙模型被库恩称为“两球宇宙模型”。几乎同时，建立在这个宇宙论模型基础之上的希腊数理天文学的基本任务被规定为，通过天球(匀速的)运动的组合来模拟和再现观测到的不规则行星运动。当时的行星包括太阳、月亮以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属于希腊人所谓“漫游者”的行列。因此，希腊数理天文学基本上是行星天文学。
天球是希腊人特有的审美直觉的产物，也正是这同一审美直觉让他们最早领悟到大地是一个球形。毕达哥拉期学派最早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球形，其理由有：球形具有最大的包容性(相同的表面积的立体以球体体积为最大)、球体具有完全的对称性(因而具有最完美的形状)、在所有的几何形体中球体两两之间最相似、球体的绕轴圆周运动是不改变自己位置的运动。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直至哥白尼，基本上都认同了这些理由，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予以支持。
作为天文学家，托勒密主要从观测证据方面支持“天球”概念。最主要的观测方面的证据就是，所有的天体运动都是周而复始，无论是恒星那样非常规则的，还是行星那样不太规则的，而这种循环运动被认为只有通过正圆运动或它的组合才能获得。所有的恒星保持着固定的相对位置不变，但又步调一致的绕着北天极周日旋转，划出平行的周日圈，这件事情用天球及其旋转运动来说明是最经济最自然的。托勒密在《至大论》第1卷第3章里专门论述“天球运动”问题。他用恒星运动的周而复始反驳了恒星作直线运动的看法，也反驳了众星在日出前被点亮在日没后被熄灭的古老说法，强调天体做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运动。[1]
欧几里得在他的《现象》一书的前言中说：“由于我们总是看到恒星从同一地方上升，从同一地方落下，并且那些同时上升的总是同时上升，那些同时落下的总是同时落下，而且这些恒星在它们上升到落下的过程中相互间总是保持着相同的距离，而这只有物体做圆周运动，并且正如《光学》已经证明了的，观察者的眼睛在所有方向上与圆周等距离才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假定恒星做圆周运动，并且被固定在一个物体上，而眼睛与圆周等距离。”[2]
近代欧洲人先从阿拉伯文继而直接从希腊文了解到托勒密的工作，是相当晚的事情。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于1543年出版，而托勒密的《至大论》最早的拉丁译本，而且是节译本，直到1496年才出版。这说明，在哥白尼之前，欧洲天文学尚未达到托勒密的水平，而哥白尼则是第一个在数学处理技巧方面达到了托勒密水平的欧洲天文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哥白尼与托勒密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同时代人。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哥白尼自己的工作而言，应该属于同一传统内部的调整。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哥白尼完全继承了“天球运动”的概念。
希腊两球宇宙模型的六大要点中，哥白尼变动了地心地静，保留了天球、天旋、匀速、地球。在《天球运行论》第一卷第一章，哥白尼就指出宇宙是球形的，第四章则指出天球运动的基本模式是匀速圆周运动。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哥白尼给了地球三重运动，一个周日转动，一个周年转动。其中的周年运动实际上是地球固定在一个假想的天球上，以太阳为中心的圆周运动，但这样一来，地球的自转轴就不能与黄道面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角度，为此哥白尼不得不加入第三重运动。这个第三重运动的存在，从反面印证了，在哥白尼眼里，就连地球绕太阳的运动也是以天球运动的方式进行的。
后哥白尼时代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说，既然恒星天球不再运动，早先假定这个天球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对哥白尼而言，恒星天球依然存在，因为只有它的存在，太阳才有可能处在宇宙的“中心”，日“心”说才有可能。对天球的质疑以及天球的最终解体是从第谷·布拉赫开始的，尽管第谷在日心还是地心问题上比哥白尼更加保守。
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史的工作似乎没有影响到科学传播工作。我们现在到处听到看到的还是“天体运行论”。事实上，“天体”还是“天球”，这一字之差，关系到评价科学理论时应有的历史态度，也关系到我们在反省近代科学时所能够达到的理论深度。我认为，把“天球”改译成“天体”至少是有意无意以今日之眼光对哥白尼进行拔高，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科学史研究水平和科学传播理念。
今天，在这部巨著问世470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张卜天博士翻译的新译本，并且把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天体运行论”改成了“天球运行论”，这是特别令人高兴的。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经典著作应该不断有新的译本，其意义无须多说。张卜天的译本与叶式煇先生的译本均以罗森的权威译本为底本，而罗森作为哥白尼研究专家，其译本的最大优点是附有大量研究性注释(篇幅几乎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叶先生是天文学家，对该书天文学细节的把握是可靠和准确的，新译本对此多有借鉴和继承，但新译本在历史、哲学和拉丁语文方面有突出的优势。卜天是哲学博士，专攻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西方科学思想史，通晓英、德、拉丁等西方语言，并且已经有丰富的学术著作翻译经验。由他推出的这个新译本，标志着中国的科学史家开始介入西方科学名著的研究性翻译工作。希望有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科学史家研究和翻译科学名著，提高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水平，丰富中国本土的科学文化。是为序。
吴国盛
于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
2013年12月20日
[1] G. J. Toomer, Ptolemy’s Almagest, Duckworth, 1984, pp.38-40
[2]转引自T. L.Heath, Greek Astronomy, Dover, 1991, p.96
转自吴国盛老师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dc0620102vd1a.html
鸣谢
http://www.duyi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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