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方式的雅典民主
2015/2/4 哲学园

     作为生活方式的雅典民主

     曾靖皓

     在近代比较史研究中,由于东西方在碰撞时产生出巨大差距,让西方很多学者始终认为西方的领先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的,很多时候这种渊源被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特别是雅典城邦在古风晚期到希腊化时代之前所拥有的古典民主政治,使更多的历史学家相信,东西方的差距从那时起就已经注定。而国内的学者,在反对这种西方中心论时,又多受到“阶级分析”法的限制,执着于奴隶制对希腊古典民主的基础性作用这一争论,用阶级压迫和实质的不平等来指责古典民主的虚伪,矛头直指西方引以为骄傲的现代自由民主,希望借此瓦解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基础。

     不得不说,这两种理解都不是西方古典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古典民主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众在当时条件下对政治制度的一种精密而复杂的安排,其透露出的政治智慧和伟大思想是应该让现代人惊羡不已的,但它如此不同于近现代政治制度,不可能直接作为西方优势的证据,也并非如批评者想象得那样原始和粗陋。如今已经有很多学者跳出旧有套路,不断地尝试去重构和还原古典民主,让世人了解到民主的真实起源与其中恒久的思想核心,而不是一味追捧和揭露。丹麦著名古典学者摩根斯·赫尔曼·汉森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德摩斯提尼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正是这样一部企图完全重建古典民主全貌的著作。

     古典民主的典范无疑是雅典民主。汉森首先做的就是对雅典民主进行了一个范围的界定。在他看来雅典民主是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到马其顿实质占领雅典之前这段时间内,雅典城邦政治制度一系列变化的总和。从梭伦改革到克里斯提尼建立民主制度,再到伯里克利式民主,再到前403/402年恢复民主制和前4世纪中叶之后的民主改革,雅典民主制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按亚里斯多德的划分,就是从一个寡头与民主混合的“温和民主”演变为一个由所有人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激进民主,期间所有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变化都包含在雅典民主这一概念里。

     汉森认为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前403/402到前322年的民主制度。一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重大改革体现了雅典民主对原始民主理想的回归,是雅典民主思想实践最成功的时段之一;二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史料最为丰富和可靠,尤其是前4世纪中叶以后,为准确复原雅典民主制提供了保证。以此为基础,通过和这段时期之前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和差异分析,就可以逐步的了解更早民主制度的状态,达到还原雅典民主全貌的目的。恰好这一时段是著名政治领袖德摩斯提尼一生所处的时代,所以汉森称之为德摩斯提尼时期的雅典民主。

     和以往的雅典民主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汉森的这本书著作可谓细致入微,完全可以看作是雅典民主制的小百科。该书对雅典城邦的国家机构,包括公民大会、民众法庭、法律委员会、500人议事会、战神山元老院,以及政治团体和领袖等等都有详细考证和描述。从制度沿革到人事设置、薪资水平、权利责任、奖惩原则几乎无所不包,而大多数时候,对这些制度的讨论都不限于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范畴之内,基本上都延伸到了雅典城邦的社会、文化、经济、军事的各个方面。按照汉森的说法,就是“雅典的民主不只是一套宪法制度和一套机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它无处不在。这种对民主需求和信仰上的差异应该就是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最本质的区别。如果从这一角度进行观察,我们会对以往很多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也是汉森希望读者看到的。

     比如争议最多的奴隶制问题。指责雅典民主虚伪的主要依据就是它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是奴隶在经济方面的付出才让公民们成为有闲的政治动物。诸如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这样的名著将古罗马和古希腊进行了共时性的描述,让很多人产生古罗马残酷的奴隶制经济也存在于古希腊的错觉。汉森指出,在德摩斯提尼或更早时期,古希腊的奴隶制经济并不普遍和成型,尤其是在雅典城邦,奴隶除了属于主人的财产不具备法律和政治上的人格以外,他们在经济上是自由的,可以从事各类劳动和生意,并且和公民、外邦人一样享受同样的酬劳。因此,少数奴隶还可以通过经商和劳作成为富人。此外,在政治待遇上,他们几乎和外邦人一样,没有政治权利,但是也有少数人可以参与到各类行政委员会中充当专业助手。可以看出,奴隶的广泛存在虽然残酷,但它并不是支撑起雅典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石。

     汉森认为,雅典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持续热情是和雅典城邦对民主制度运行的大量支出分不开的。出席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担当陪审员都会获得相对的报酬,这些常年召开的政治活动,几乎要付出数百泰伦(古雅典货币计算单位)的支出,它们已经占到了雅典城邦收入的很大部分。而且即使是在财政困难时,雅典人也不愿意过分削减这些支出,那种对祖先宪制的追求是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正是这种信仰让他们愿意在经济上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不是依赖奴隶制经济才让他们有从事民主政治的可能。更何况,强调奴隶制经济的人还忘记了女性在雅典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再比如一直被诟病的雅典小范围民主问题。雅典公民资格是非常严格的,在伯里克利时期的公民资格法出台后,公民的范围更小了。公民被严格限制为父母双方都是雅典籍的成年男性,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而且公民大会的参与人数被限制为6000,相对于3万到5万不等的公民数量,参与度被有些学者认为很低。但汉森指出,雅典人对国家的理解是弱化了领土概念的,他们认为国家就是人民,城邦是围绕民主政治机构形成的公民群体,所以在血统上进行排斥是有一定道理的,外邦人自不必言,奴隶大多数是“进口”而来,只有女性的排除才凸显出公民定义的严重不合理性。

     汉森认为,雅典公民的参政机会和热情是历史罕见的。那些仅仅认为公民大会人数限制在6000就断定雅典民主是小范围的虚伪民主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制度化的对公职人员进行卸任审计的民主制度会有多虚伪。

     汉森在勾勒雅典民主制度的同时更关心民主的制度基础。雅典人对言论自由、财产自由、经济自由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以及系统的法律制度是汉森在该书中的重点介绍对象之一。而且汉森认为自由、法治以及对个人权威、机构权力的恐惧及限制正是雅典民主的前提。也难怪雅典人认为主宰雅典的是法律,而且崇尚对个性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和民主制度相辅相成的,古典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完整性是深植于城邦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许是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民主一面最好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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