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位传教士如何诋毁中国人!
2015/2/11 哲学园
智力混沌
史密斯 著 张梦阳 王丽娟译
转自《中国人气质》第十章
我们把“智力混沌”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气质谈论，并不期望人们理解为：只是中国人才有这个特点，或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看来有足够的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智力也并不低下，而且没有任何智力衰退的趋向。同时，必须牢记，中国的教育只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而那些那受教育不完善或者根本没受过教育的人，都沉湎于各国语言中的，用律师的话来说，称为“事前从犯”的东西，以致他们公然犯了“智力混沌”的罪孽。
中文里的名词，没有格位变化，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已为一些人所了解。它们既没有“性”，也无所谓“格”。形容词不存在比较级，动词也不受什么“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形式”或者“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一个汉字都能够(或者不能够)不加选择地作名词，作形容词，或作动作词来用，而且，不会出现疑义。我们并不是抱怨，中文不能传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一大部分思想，很难或不可能用中文阐述清楚(虽然这里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而只是认为，这样一种文字，这样的语言结构，就像夏季的炽热要引起午后的昏睡一样，会导致“智力混沌”。
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常见的情形是极难确知他究竟是在说什么。他的话时常只有一些错综复杂地编排在一起的谓语，整体上就像一种“悬棺”，悬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说话者心想，有没有主格并不重要。他清楚自己的谈论什么，但是从未想到过，按照这种语言结构，是不能使听者凭直觉了解谈话的大略要领的。值得注意的是，内行猜测者的长期训练，使多数中国人简单填补上所缺少的主语和谓语，就要以明白词语没有传达的意义。全句中最关键的词往往省略了，也全然找不到暗示这个词的线索。说话者的态度，声调，句子的形态，以及相伴的情境，往往并没有提示你，话题的主语改变了，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说话者并不像刚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生活在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到那儿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时常是不可言传的秘密，但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得心应手的绝技。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没有预先提示，不为人所察觉地突然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就如同一个人正注视着玻璃窗上的昆虫，目不斜视，就可以同时看见同一视线上的远处山上的牛群一样，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事实是汉语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反映时间、地点变化的标记，不能澄清一个人固有的混沌感。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为了装装面子，至少要尽最大可能跟上一连串瞬息即逝的思想，开始提出问答式的询问，就像一个边远地区的猎人，用斧头在无路的森林中“开拓”自己的路，“你谈到的这个人是谁?”弄清这一点，可能再接着问，“你哪儿?”“什么时候?”“这人干了什么?”“怎么一回事儿?”“后来又怎样?”每问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面带一种困惑，也许还有几丝悲哀的神色盯着你，似乎怀疑你是不是五官分离、心智出窍了。但是，这样不绝如缕地坚持追问下去，就会找到阿利蒂纳(Ariadne)从迷宫中把人们挽救出来的路线(译者注：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传说波塞冬海神把一头公牛送给生前是克里特岛王、死后作阴间法官的米诺斯，希望米诺斯把公牛杀了祭奠他。可是米诺斯不忍心杀死公牛，就把牛留了下来。波塞冬为了惩罚米诺斯，便让他的妻子帕斯菲雅发疯般地爱上了公牛，生下了一个下半身是牛、上半身是人、专吃人肉的妖怪米诺特。米诺斯没有杀死妖怪，而让著名的建筑师代达罗斯建造闻名世界的克里特岛迷宫(Labyrinth)，人一旦进去，就无法走出来，只能被妖怪吃了。雅典王子提修斯自愿进入迷宫，斩除妖怪。在送行时，米诺斯的女儿阿利蒂纳(Ariadne)在人群中一眼就看中了提修斯，愿意帮助他逃出迷宫，让提修斯带她回雅典，并娶她为妻。于是她找到了建筑师代达罗斯，得到了走出迷宫的线索。那就是准备一团丝线，把线的一端系在门后，一边走，一边放线，到时候可以顺着线走出来。这样，提修斯进宫杀死了妖怪，又带着所有的年轻人和阿利蒂纳走出迷宫，乘船回到雅典……)
对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任何想法都令他诧异，因为他肯定心理上没有准备。他不明白，是因为他没期望要弄明白，他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活动一下心智，因为他已经完全陷在习惯性的状态中了。他的心智就是一门生锈的滑膛的旧炮，架在腐朽的炮座上，瞄准前需要调整方向，然而肯定还是击不中。因此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问一个中国人一个简单的问题，譬如“你多大岁数了?”他会茫然地盯着问话的人，反问道：“我?”你答道：“是的，就是你。”他惊得振作起精神，准备回击般地答道：“多大岁数了?”“是的，多大岁数了?”他再次调整注意点问题：“我多大岁数了?”“是的，”你又说，“你多大岁数了?”“五十八了。”他终于明白地答道，他的心智现在才进入了正常运转。
智力混沌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中国人普遍有一个习惯，这就是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不追究其中的道理。你问一位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得到的解释只是：“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盐。”“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这样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一位拉丁诗人，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倘若这位诗人住在中国，会把这句格言改为：“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智力迟滞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怀有一种想法的普通人，不能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想法传达给另一个人。你让A把一些事情告诉B，以便使C藉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不是因为当事者不了解事情的重要，没有把口信传到，就是口信传到C时，已变得使C不能理解了，或者变得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部复杂的机器中，以为三个齿轮会运转自如，配合默契，没有一点儿损害产品的摩擦，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即使是具有相当智力的人，也感到接受和传达一种想法时不添枝加叶或不有所保留是很困难的，恰如一根直棍倒映在清水中时，会被扭曲成折断的样子。
善于观察的外国人处处都可以遇到这种特性的例证。你就一些反常的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得到的简要回答是：“就是那样的。”含混不清的答复，总是附带那么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既有表示疑问意义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意义的“几个”。你问：“你在这儿呆了多少天了?”答道：“噢，我呆了几天了。”汉语里所有意义模糊的词中，最模糊的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加区别地表示“他”、“她”或“它”。有时候说话的人要指出话题的主语是谁，就含混地朝那个人家的方向挥挥手指，或者朝最近听说那个人的地点指一指。但是更经常的情形是，单音节的ta，从整体意义上足以看作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的证人出示证词一样，按以下方式描述一场殴斗：“他拿着一根棍，他也拿着一根棍，他使劲打他，他也使劲打他，如果他打他像他打他一样狠的话，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了他。”
“喊你，你为什么不来?”你向一个特别玩忽职守的仆人贸然质问道。“没什么理由。”他答道，坦然像个很守规矩的人。同样，这种心智上的混沌会导致各种各样、时常令人哭笑不得的举动，总会激怒一个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厨师常常例行公事地用完了手头最后一点儿佐料，做下顿饭时，就减去一些必需的佐料。如果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坦诚的答道：因为没有了。“那么，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点儿?”他自得地解释道：“我没要。”你要给一个人付一笔钱，结清一笔帐目，不得不麻烦地打开保险柜，连零头都得精心对待，办完了，他坐下来天南海北聊了“老半天”，然后若无其事地说：“除了这笔帐目，我还有另一笔在你这儿。”“但是我刚才开保险柜时，你为什么不说?说了，我就可以一次算清了。”“噢，我想，这两笔帐这间没有关系。”同样，一位病人在诊所里已费了医生一定时间，回到了候诊室，不一会儿，他又开门进来了。医生告诉他，已经给他看过病了，他爽快地简单说：“除了刚才看的那个病，我还有其它病。”
在我们看来，似乎最愚蠢的实例，是中国人普遍习惯于延误治病的时机，因为患者赶上忙事，或者因为治疗要花钱。他们认为一次又一次地忍受高烧的剧烈折磨，比付上十个铜板———大约一美分———买一剂奎宁要便宜，而奎宁肯定能治好病。我们看到数不清的这样的情形，病情严重，有时拖延到致命的地步，只是因为节省那点儿看病的时间，而只要他们去看，病是自然会治好的。
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半英里的地方，出外时，染上了眼病，回家后疼痛了两个星期才到医院看病，在两个星期中，他每天都希望止住疼痛，相反，由于角膜溃烂，一只眼睛完全瞎了。
还有一位病人，脖子上有一块严重的溃烂，每天都接受治疗，到第十八天时，他忽然说，他的腿痛得睡不着觉。检查后，才发现他的腿上居然有茶杯那么大、那么深的一块溃疡!天哪!他的脖子好了时，才打算说他的腿。
中国人许多这样的生活镜头，使人想起查尔斯?里德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话：“人类在智力上并不欠缺，但是他们有个智力上的弱点———他们头脑糊涂。”
中国的教育，决不能使受教育者掌握一门学科，理解这门学科，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西方流行这样一种臆测，认为一些真正被确认了的传教士，即使他们的经文上有天花，布道时也不会染上的。在中国人别具一格、臭名昭著的传教形式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中国的狗一般不追捕狼，即使看到狗跟在狼后边跑，狗和狼也很可能是朝相反方向跑，至少两者跑的是直角方向。还有一种追逐与这种躲躲闪闪的追捕相似，那就是中国人在追逐一个话题时，往往不断后退。他常常能嗅出它的存在。而且不时地好像要追上了，但是他终于后退了，疲惫不堪，在其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没有跨越这个话题。
中国是一个差异很大的国家，荣华富贵的，穷困潦倒的，深受教育的，愚昧无知的，生活在一起。数百万既贫穷又无知的人，命该如此，他们的眼界是这样狭窄，驱使他们陷入智力混沌的境地。他们的处境，纯然像是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只不过是黑暗中撕开的一条烈缝。许多人从来没有去过十英里以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围的环境之外，对其它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所有民族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在他们的许多人当中，甚至似乎是蛰伏了，枯萎了。许多中国人知道，离他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进了一个外国人，但是从来不想问一下，他从哪里来，干什么的，需要什么。他们只知道为维生而挣扎，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像人们常想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只有一个，或者一个都没有，凡是与粮价无关的事情，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他们相信，在来世，恶人会变成狗和昆虫，他们也纯真、质朴地相信，死后，身体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一个的话———会消失在空中，他们是力量的最终产物，力量造就了西方社会所称呼的“务实的人”，
他们的生活只由两部分构成：肠胃和钱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有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事物，他们压根没有追究事物原因的观念。生活对于他仅仅是一系列事实，而且大多是令人烦恼的事实，至于涉及到事实之外的任何事物，他立刻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尔对他明知毫无价值的偶像伏拜，或者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施舍点儿食物，就足以满足了依赖别人信托的本能，但是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周围的风俗习惯。在他那里，人的生命的物质因素可以完全排除于心理和精神因素之外，而独自滋养发育。把这些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输入新的生活，新的生活将向他们揭示早期基督教主教所讲述的崇高真理：“人有一种精神”，因为只有这样，“上帝的感召才会赋予他们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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