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主义与常识人学概念图式的命运
2015/2/12 哲学园
取消主义与常识人学概念图式的命运
刘占峰
摘要：取消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极端的唯物主义主张。它基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相关科学的最新发展，对民间心理学所代表的常识人学概念图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在追溯取消主义缘起的基础上，考察了取消主义的基本主张、主要论证以及意向实在论者对取消主义的反驳。我们认为，取消主义揭示了常识人学概念图式的类比、隐喻本质及其二元论倾向，对于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反思常识人学概念图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取消主义包含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难题，它的激进主张是难以实现的。
关键词：取消主义；民间心理学；常识概念图式
不管是否学过心理学，我们在日常的行为解释和预测中都会使用心理概念或语词。例如，在解释某人拿着雨伞出门这一行为时，我们通常会使用信念(他相信今天可能会下雨或他知道外面正在下雨)、愿望(他希望不被雨淋到)等心理概念。在这些日常解释实践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关于人的基本看法或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a)：人包括身、心两个方面，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有因果作用，我们用表达心理状态的语词可以正确地描述、解释和预测人的行为。当代心灵哲学把这种常识人学概念图式称为“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以下简称FP)。长期以来，随着文化传播和历史传承，FP已经内化于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普通大众默识的“前结构”，任何人在理解、解释和预测人时都会不假思索地用到它，几乎没有人对它的本质、地位和命运提出过质疑。然而随着心灵哲学对心理的内在结构、运作过程和机制的揭示，特别是取消主义的出现，常识人学概念图式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
“取消主义”(Eliminativism)或“取消式的唯物主义”(Eliminative Materialism)，是1968年科恩曼(J.Cornman)在《论感觉的取消》一文中提出的一个概念，随后被心灵哲学家广泛采用。
作为一种激进的本体论主张，取消主义是在批判心脑类型同一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同一论认为，心理状态就是物理状态，即大脑的神经生理状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尽管大脑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它不是同一关系。谢弗(J.Shaffer)说：“对一属性而言，如果它可以还原为另一属性，那么它们就必然是不同的，因为任何事物不可能还原为它自身。”[1]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指出，同一论中包含着二难推理。因为如果心理事件与大脑过程之间是同一关系，那么它必然被表达为一种双重条件(biconditional)：x是类别A的一种心理过程≡x是类别α的一种中枢过程。但这种双重条件不仅意味着心理事件具有物理特征，而且也意味着某些物理事件例如中枢过程具有非物理的特征，“因而它是以属性二元论代替了事件二元论。”[2]那么，要维护一元论立场，就不能求助于现存的术语，而应当重新定义心理过程。
科学史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利于同一论的结论。最初，人们认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新的理论通过“桥梁法则”与先前的理论保持着某种同一关系，而心理状态与大脑状态的关系与新旧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类似，也是通过桥梁法则保持的同一关系。但库恩(T.Kuhn)指出，科学的发展不是演化，而是革命。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通常用已经形成的范式来解释一切现象，对于与当前范式不一致的边缘现象，则视之为反常，这时科学话语很少接受新的术语，因此不需要桥梁法则。科学革命后，科学家开始采用新的范式，这种范式的变革改变了科学家对世界的看法，“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3]因此，新旧理论之间不存在使二者同一的桥梁法则。实际上，旧的理论经常是被更好的理论代替的，这种新的更好的理论拒绝旧理论的本体论假设。由此，罗蒂(R.Rorty)等认为，如果新旧理论的关系是心脑关系的样板，那么两者之间就不是同一关系，而是取消与被取消的关系。而且如果神经科学足够发达了，我们就能够说：世界上只有大脑状态，没有心理状态[4]。
罗蒂等人虽然提出了取消主义的设想，但他们对于神经科学语言取代心理语言是实际可取的还是只是原则上可能的有点闪烁其词。丘奇兰德夫妇则明确指出，取消主义不仅是可能的、可取的，而且是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他们认为，FP能否被取消纯粹是一个经验问题，虽然目前神经科学在彻底取消FP上仍任重道远，但FP被取消只是时间的问题。
2
取消主义的基本主张是：①“信念”、“愿望”以及其他关于意向状态的表达是常识心灵理论(即FP)的理论术语。②FP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它所作出的关于导致行为的状态和过程的主张以及这些主张的许多前提是错误的。③解释心/脑如何工作以及它如何引起行为的成熟科学将不提及常识意向状态和过程。信念、愿望等不是成熟的科学心理学之本体论的组成部分。④常识心理学的意向状态并不存在[5]。丘奇兰德(P.M.Churchland)断言：“我们关于心理现象的常识概念是一种完全虚假的理论，它有根本的缺陷，因此其基本原理和本体论最终将被完善的神经科学所取代，而不是被平稳地还原。”[6]
具体来说，取消主义的主张有三个方面：从本体论看，FP所断定的实在是不存在的。因为神经学家在研究大脑时，只发现了神经元及其活动、过程和连接模式，并未看到具有命题内容的信念、愿望、感觉等状态。因此，信念、愿望等心理实在，就像燃素、热质等一样是“虚幻的”。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由于人身上不存在信念、愿望等状态和实在，因此表达它们的概念、语词就是一些没有实际所指的空概念。随着成熟科学的发展及其术语的常识化，它们必将退出交流的历史舞台，而为精确的科学语言所取代。从方法论模式看，日常行为、心理解释的基础是类比、隐喻，而不是对内在过程及其与行为关系的科学认识，随着科学对心理微观结构和机制的洞彻把握，它们必然被抛弃。
由于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专长以及分析问题的切入点不同，取消主义者的论证也分为不同的类型。
1.基于科学理论基本特征的论证。丘奇兰德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具备三个基本特征：解释上的正确性和广泛性；历史上的发展性；与其他现有理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但FP在这三个方面的表现都不能令人满意。首先，FP在解释上是不充分的。有许多现象它不能解释，如睡眠、梦、创造性思维等，即使它对一些现象作出了正确的解释，但根据的理由往往是错误的。因此，对于我们内部世界的运动学和动力学，FP提供的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纲领。其次，FP在发展上是停滞的。几千年来它不仅没有任何显著的发展，而且其适应范围还表现出稳步萎缩的趋势，已经从对天体、风等自然现象的解释退缩到了人和高等动物。因此，FP是一个停滞的或退化的研究纲领。第三，一种理论要免遭淘汰或抛弃的厄运，关键看它能否与其他已被证明的科学相融合或整合。而FP在这一点上最为尴尬。因为随着粒子物理学、原子和分子理沦、有机化学、进化论、生物学、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等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对人的组成结构、发育和行为能力提供完整的描述。随着理论综合化进程的推进，它们最终将对人的认知和行为提供最终的解释。但FP却孤立于这一进程之外，它的范畴与物理科学背景下的范畴要么是不可通约的，要么是毫不相关的，因此它难逃被取消的厄运[7]。
2.基于认知科学最新发展的论证。FP得以成立，在认知科学中主要受到经典认知主义的支持。因此，取消主义者在认知科学最新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认知主义的批驳，指出FP是与成熟的认知科学不相容的。首先，FP在认知科学中的重要支柱是关于心灵的表征理论(the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ind，以下简称RTM)。RTM认为，命题态度之间以及命题态度与刺激、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命题态度之所以具有因果力，关键在于其特定的内容。但斯蒂克(S.Stich)认为，FP是建立在观察者相对性(observer relativity)基础上的，即我们在进行信念归属时，是以我们自己(观察者)为标准的。这就要求信念的归属者与被归属者之间相应信念的内容要具有相似性。但是，不同的观察者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会使不同的观察者在描述和归属关于同一对象的信念时存在重大差别。同时，如果心理状态的归属以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为标准，那么如果归属对象在心理上与我们有很大差别，FP对他们就是不适用的。因此，如果认知理论以FP意向术语为基础，认知理论对这些对象也是不适用的。在斯蒂克看来，神经状态之间以及神经状态与刺激、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由与神经状态的类型相契合的句法对象所决定的。因此，认知心理状态可以被理解为其持有者与纯形式的或纯句法的心理语句的关系。这样，在RTM中充当“中间人”角色的意向内容就是不必要的，应当取消[8]。其次，取消主义者认为，经典认知模型预设了“命题模块性”，即命题态度具有语义的可解释性、功能的具体性和因果有效性。但在联结主义模型中，不存在表征具体命题的个别网络状态或部分，信息是整体储存并分布于网络之中的。对某一具体命题的计算往往涉及到许多权数、单元或偏差，而每一联结强度、偏差和隐蔽单元又都在很多计算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联结主义模型中，“不存在具体的、语义上可解释的、只在某些认知阶段、不在别的阶段发挥因果作用的状态。”因此，如果联结主义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命题态度就不存在。[9]
3
取消主义是以极端、激进的面孔出现的唯物主义。它的出现，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意向实在论者对取消主义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1.模块性原则不是理论间和谐一致的条件。霍根(T.Horgan)指出，如果把模块性原则作为理论间和谐一致的必要条件，那么它不仅会否定FP与认知科学的和谐一致性，也会否定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神经科学与物理-化学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因为高层次的性质或事物涉及到由低层的性质或事物所构成的复杂结构的整体，我们通常不能简单地将高层次的事物分析为与低层次事物相一致的分离的部分。因此，认知-心理学事件要与神经科学保持一致，不需要从神经科学图景中自然地分离出来；只要它们可分解为自然可分离的部分就足够的。另外，由于斯蒂克只是让自然分离性概念停留在直观的层面，而没有论证为什么模块性原则能成为一种相容性条件，因此他犯了把有待论证的概念作为论证前提的错误[10]。
2.取消主义者的还原/取消两分取向是狭隘的。意向实在论者认为，在还原与取消之外，还有非还原、非取消的唯物主义。根据这种理论，每一具体的心理事件都与一具体的神经事件同一，但心理事件类型与神经事件类型之间不存在桥梁法则。因此，“即使FP不能还原于神经科学，但FP所假定的标记心理事件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它们之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还可能与感觉、与FP所说的、它们所完成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11]其次，高层次理论与基础理论的不一致有两种情况：一是高层的直接证据虽然不能清楚地证明高层次理论是虚妄的，但只要找到高层次理论与我们确信的某种基础理论的不一致之处，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虚妄性，从而断定它是错误的。斯蒂克和丘奇兰德的取消主义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即高层次理论的错误不是由于缺乏模块性，而是由于根本就不存在高层次理论所断定的事件。因此，我们判断高层次理论是否错误，不仅要看它是否与基础理论一致，还要看它所假定的事实有没有证据。如果高层次理论与基础理论不一致，但却得到社会学或心理学事实的支持，那么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它们是错误的。第三，心理现象和属性的可多样实现性(multiple realizability)特征也支持了FP的自主性。例示或实现心理学和社会学范畴的物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付帐可以用纸币、硬币、支票等不同的方式。因此，心理学和社会学范畴不可能还原为单一的物理学语言。由于物理学研究事物的构成，而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事物的功能，因此心理学及其他关于心理的科学必然要保持对物理学的自主性[12]。
3.取消主义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取消主义者论证的一个前提是：日常行为解释的背后是一种由许多心理原理和规则构成的理论。但是如果人们在日常解释和预测实践中确实是以理论为基础的，那么为什么普通人不能说出这些理论及其原则呢?而且有证据证明儿童在四、五岁之前是没有掌握这种理论的，而动物如狼、狮子等更不可能有这种理论，但为什么儿童和动物也能正确地预测其他人或动物的行为呢?基于这些怀疑，戈登(R.Gordon)、戈德曼(A.Goldman)等人提出FP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模仿能力。这对取消主义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斯蒂克等人就曾坦言：“如果戈登和戈德曼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将打乱取消主义者的计划。因为如果我们日常解释实践的基础根本不是一种理论，那么显然它也不可能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13]
4.取消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当取消主义者在断言不存在信念、愿望时，他们恰恰在使用着信念、表达着愿望。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肯定信念来否定信念的，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其次，理论的新陈代谢是个普遍现象。某一时代的真理可能是后来时代的谬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每种理论似乎都只是绵延的历史长河中的一瞬。由此丘奇兰德说：“可以预言，现存的概念框架最终将为新的、更好的框架所取代，而那些框架反过来又会为更好的所取代。”[14]然而，如果是这样，那么不仅过去的理论是错误的，而且现在和将来的理论也是可以错误的。如果每一理论都被其后继理论证明是错误的，而每一后继理论又都被其他的理论所承继，那么所有曾经存在或将会存在的理论就都是错误的，这无疑会导致怀疑主义。为了摆脱怀疑论的纠缠，丘奇兰德夫妇求助于实用主义的多元论。他们认为还原与取消只是连续统的端点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好理论与坏理论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非传统上的真/假两分。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可能有相同的认识价值，只不过它们刻画世界的方式不同。[15]但这种多元论的立场在把丘奇兰德夫妇从怀疑主义的泥潭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却把取消主义牺牲掉了。
4
取消主义关注的直接对象是FP，但其醉翁之意却在与此相联系的常识人学概念图式。因此对FP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传统人学概念图式之根本和核心的反思。由于这些探讨直接关系到心身、心物关系，因此这些探讨和争论就具有重大的世界观意义。
应当肯定，取消主义的挑战为我们反思常识人学概念图式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由于心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人们在构建人的结构图景时，往往用外物来类比、隐喻人，把他比作“机器”、“电脑”等，认为心理状态的存在就像书本放在书架上一样，心理过程与搅拌机类似，也是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搅拌、筛选过程，从而产生出思想。这种关于人的图景实际上是参照外部物理世界而构造出来的隐喻式的、拟人拟物的摹拟图。它在特定的条件下解除了人们在理解和说明心灵时的困惑。但这毕竟不是把握心理的直接方式，所得到的认识带有很大的模糊性、片面性、猜测性。不仅如此，由此所构建的人学概念图式本质上是一种二元论。根据这种图式，我们通常总是把自己设想为某种与我们的身体、大脑相分离的东西。我们在看待人时，通常都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由内在的思想、情感、感觉等组成的主观世界；一个是由外在的、三维的身体组成的客观世界。这种二元论思想不仅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还渗透于科学研究领域。以巴尔斯(B.Baars)的球形工作舱理论为例[16]。他认为，大脑是一个与剧场类似的球形工作舱，其中有一个光亮的舞台，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才能被意识到。用信息加工的术语来说，这个“舞台”不过是某一时刻被注意或加工的信息而己。这与“笛卡尔剧场”相比，除了所用材料不同外，几乎如出一辙。丹尼特(D.Dennett)曾经指出，即使在与笛卡尔观点论争的人中，也有一种强有力的将心灵看作是身体的主人、轮船的驾驶员的倾向[17]，“如果我们仔细研究FP的思想体系，就会发现它差不多是笛卡尔式的、彻头彻尾的二元论。”[18]取消主义者指出，在人的内部不存在拟人化的心理事件、“小人”式的心理机制、拟物化的心理空间和心理运动，真实存在的只是神经过程和神经元连接模式以及原子、分子的运动，这无疑是正确的，它为我们反思常识人学概念图式的类比、隐喻本质及二元论倾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同时，取消主义者借助于神经科学来揭示心理活动的内在神经结构、运动学和动力学，通过认知模型来模拟心理的真实过程和机制，这对于我们超越传统类比、隐喻等方法论模式，促进心理研究方法论生态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取消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科学主义取向。由于视野和思维方式的限制，它遇到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难题。首先，基于解释的不充分性并不能证明FP是错误的。任何理论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它就可能会出错，但由此而断定它们是错误的，理由并不充分。正如霍根所说：“指望让像FP这种原本是为了根据信念、愿望之类去解释日常的人类行动的理论，去说明与视知觉、睡眠或复杂的肌肉协调有联系的现象，这是没有任何可靠的、先天的理由的。”[19]其次，基于发展的停滞性而取消FP也是错误的。事实上，许多常识理论的发展都是很缓慢的。以卵击石的结果总是鸡蛋破、水向低处流这样一些常识从古代到现在都没什么变化，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说它们是错误的。第三，常识人学概念图式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的文化、政治、法律等习俗的结构之中，没有它们，我们将失去传情达意的工具，没有它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日常交流将举步维艰。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和解释心理事件和过程：既可以用物理、生理语言，也可以用功能的、计算的语言，当然还可以用心理学语言。心理学语言与其他语言一样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变化，有些过时的术语会被淘汰，但作为一个整体，心理语言不会也不可能被取消。第四，取消主义者混淆了真理、指称、意义的关系。“理论X是错误的”、“理论X所描述的实在不存在”、“理论X的术语没有指称”、“理论X的术语没有意义”这四个命题表达的是不同的主张。根据FP是错误的，我们并不能断定心理实在是不存在的、心理术语没有指称或没有意义。取消主义者之所以坚持这种推理路线，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概念作用语义学。但这并非确定真理、指称、意义关系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接受因果历史语义学，那么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仍有其指称。如果我们接受指称与意义的区分，那么即使是没有指称的空概念也有意义。事实上，我们在有意义地使用心理语词时，绝不是什么事实、实在也未述及。可能它们所描述的对象是模糊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肯定指称了某种内在状态。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们在使用不同的心理语词报告自己的内部状态时会伴有不同的脑电波型。也就是说，人们在说自己有意识、有信念时，大脑内部确实发生了某种实在的过程。当然，心理事件不能等同于原子、分子的运动，它们是“可多样实现的”。心理事件和物理事件既不是二元并列的关系，也不是还原的关系，而是随附的(supervenient)关系。前者依赖于、决定于后者，由后者所实现，而前者又对后者有能动的反作用。心理事件自身不能独立自主地发挥能动作用，它们相互之间、它们与大脑物理过程、身体以及外部世界之间的作用必须通过它们所随附的基础过程。心理语言是一种与物理语言不同的描述方式，具有自身的意义，心理语言就是通过其独特的意义而维持着自己的存在价值和自主地位。最后，取消主义的内在主义倾向是有局限性的。心理事件、过程不仅以神经生理过程为基础，而且还受社会、历史、文化、实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于现实的、活动的人的心理本质，只有放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巨网中来理解，放在心、社会、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才是科学和合理的。如果人学概念图式不能反映人的社会的、关系的本质，就是不完整的。总之，常识人学概念图式是无法取消也不应该取消的。真正应该抛弃的是那种关于它的拟人化、隐喻式的理解，应该排除的是传统的心理结构论、运动学和动力学，应该超越的是科学主义、内在主义的狭隘取向。
参考文献：
[1] J.Shaffer.“Could Mental States be Brain Processes?”C.V.Borst.The Mind-Brain Identity Theory[C].St.Martin’s Press,1970, p.120.
[2] P.Feyerabend.“Mental Events and the Brain”[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LX,ll(1963),pp.295-296.
[3]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4] R.Rorty.“Mind-Body Identity,Privacy and Categories".B.Cooney.The Place of Mind[C].Wadsworth,2000, pp.111-129.
[5] S.Stich.“What is folk psychology?”http://ruccs.rutgers.edu/pub/papers/folkpsych5.word50.
[6][7] P.M.Churchland.“Eliminative Materialism and th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W.Lycan.Mind and Cognition:A Reader[C]. Basil Blackwell,1990,p.206、pp.210-211.
[8] 田平：《自然化的心灵》[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8页。
[9][10][11][19] 高新民等：《心灵哲学》[C]，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64、1085-1086、1076、1072页。
[12] J. Fodor.The Language of Though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p. 15.
[13] S. Stich & S. Nichols. “Folk Psychology: Simulation or Tacit Theory?” M.Davies.Folk Psychology[C]. Blackwell, 1995,pp. 124-125.
[14][15] P. M. Churchland. A Neuro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 The Nature of Mind and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M].The MIT Press.,1989,p. 52、p. 194.
[16] B.Baars.In the Theatre of Consciousness:The Workspace of the Mind[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7] 丹尼尔·丹尼特：《心灵种种》[M]，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18] D.Dennett.“Two Contrasts:Folk Craft versus Folk Science,and Belief versus Opinion”.J.Greenwood.The Future of Folk Psychology[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37.
鸣谢作者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哲学园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