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荒野书店
2015/3/18 哲学园
一群“天真活泼”的学生们，则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消耗在娱乐上。私人领域的无限扩张和公共领域的无限挤压，学生的视野越来越放在自己的事务上；而公共的校园则被人漠视，被学生视为生活、学习、娱乐的场所，仅此而已。我所理解的荒野书店
穆木
一
2012年夏天，我发了一封邮件邀请港中大的一位学者到深大来演讲，这位学者以罗尔斯的学说为主要学术研究对象，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更为人所熟知的一点是他在自己的书房开展的读书会。不久他回邮件，告知我他十分有兴趣来，但是需要一份官方的正式邀请函，以便向其所任职的单位申请假期。我马上到负责我们社团的团委提交材料，过了两天，团委老师告知我，材料经过层层上报，最后“有关部门”的“有关材料”显示，这位学者有政治问题，不太受大陆欢迎。于是非常可惜的是，这位学者无法成行。在一个月后，我们的一位社团成员联系了香港独立电影展会，邀请他们到深大来展览，参赛导演都联系好了，我自己很喜欢的导演徐童也寄来了他的参展作品。可是最后，还是在团委的限制下，活动夭折了。这两件事情，只是我在学校学生社团组织中遇到的阻碍的冰山一角。
我们学校有很多空间，可是空间并不是完全开放的。看似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但其实不然。这些空间被学校管理着，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资源的分配，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的审查。这些空间上头有过滤的机制。在这些地方活动机会的学生们是向心的，一般都是各个学生社团，或一些娱乐(滑板、跳舞、弹吉他)，而向外的、议政式的集合是没有的。(就我所记得的，只有“电单车事件”一次不成功的集合、“石头坞事件”的一次不成功的集会，以及一次独立候选人事件。而“独选”发生后，当事人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而体现公共生活的学生聚会更是少之又少。
学生的公共事务执行的是学生，但最终拍板的是校行政部门。学生会、团委学生根本不可能在促进这个校园公共事务上有更多的创造力和空间。因此，在空间上打散学生的自发集合结社，在组织上则将一些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学生吸收入党团组织中，放在那些考虑更多的是自己政治前途的老师的管理之下，其效果可想而知。学生们应该是聚在一起的，可是年轻人一聚在一起就会出事，所以就要管。于是社团一形成就收编注册，方便管理。收编之后，学校的空间才对具有“合法性”的社团开放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群“天真活泼”的学生们，则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消耗在娱乐上(莺歌燕舞？)。私人领域的无限扩张和公共领域的无限挤压，学生的视野越来越放在自己的事务上(甚至是被社会、学校鼓励的)；而公共的校园则被人漠视，被学生视为生活、学习、娱乐的场所，仅此而已。校园作为其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的意义已经被遮蔽、遗忘，而学校培养高素质公民的功能也因此残缺。
学校不提供公共空间，而学生的表达渠道只能是在线上。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校长信箱，一个是微博。校长信箱的本质与古代拦轿向钦差大臣哭诉冤情并无二致。这信箱的整个功能是建立在校长的绝对权威之上的。只要在校长信箱上发言要求某事，事情就会很快的得到个行政部门的重视并加速解决。看上去很美好。但是很多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为何要通过这么戏剧的方式解决呢？(虽说各个部门的信箱是开放的，但是我们都清楚的是，大多信件是从校长信箱转发给各个部门的。)在校长信箱的争论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有些行政命令是一经投诉就处理的，完全没有可争论的空间。而这种强硬而高效的办事方式受到同学们的热烈追捧，但是却没有发现，正是其他途径的堵滞，才有这个怪物出现。而微博热议则是副产品。深大学生在微博上所形成的言论氛围，很不理性(现在这个词大概已经变成了贬义词。)偶尔会出现一些缺乏常识的言论(我想如果被这样的人包围着，讲民主是恐怖的)，却也在微博上大为转发传播。微博的性质(包括其他线上媒介)不适合做公共讨论，这是有目共睹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的意见是隔空喊话。不过，不可否认(也感到悲哀)，微博在当下的确是最好的讨论校政的方式。
我们仔细看，微博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而是一个模拟的、戴面具的线上空间。我们回想几次校方真正关注微博的言论，是因为学生的言论涉及到集会、以及学校形象问题。而以最近的法学院的张同学的投诉信为例，可以看到，完全没有下文。因为学校在线上这个场域里可以合法地缺席(院领导不对学生负责，学生们再怎么吵都没用)。在校长信箱也是一样，因为同学得到答复的权利是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只能靠校长的德行了——当然我是十分信任现任校长的。(编者注：现任校长指时任校长章必功)
为何要先谈论学校，当然首先是因为我在其中。而社会宏观我把握不了，只能从自身的境况出发，对最近身的事实进行观察和思考。我们身处的学校只是这个宏观社会控制的一个末端，但是以这个末端观察对象，我们更有切实感受和理解。
我会想起赫塔米勒的书，她曾经描写过在罗马尼亚高压政权下(我们现在肯定没那么糟!)，他们一群知识分子聚在一个地下室，玩诗歌游戏。而这种文字的游戏，这个地下室，就是他们安放自己灵魂之处。而荒野对于我，一个在桂庙角落的书店，至少是世外桃源式的地方。
(△赫塔·米勒，德国女作家和诗人，作品政治性强，20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二
荒野书店在桂庙三十一栋2楼，这里以前是一座工厂，具体做啥不清楚，后来业主把大厂房隔成一间间出租。据老板说，初来时，只有一扇门，四四方方一个空间，后来凿开了几扇窗户，用砖头砌了一个厨房，拉水电，购置书柜、家具、电器……最后刷了个天蓝色的天花板。于是这么一开始，就三年了。
三年来，在荒野认识了非常多的良师益友，各个学院、各种形态、各行各业都有，荒野与图书馆不同的是，这里的墙上没有“静”字，长方桌两边凳子，来客对面而坐，空间的摆置已经鼓励着对话和交流。角落两张小桌相对独立，座椅面墙，可供阅读写作。书店的书不算多，但是包囊了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书的质量都很好，都精心挑选过。随意阅读，不受限制。
(△荒野书店原位于桂庙新村31栋2楼，如今已迁至4楼，顺着楼梯往上走，可以看到一面日历墙，也可以欣赏到门前的小花园。书店里的书都经过精心挑选，可以随意阅读)
荒野书店常常有读书会，我参与过的有关于文学、哲学、法学等等，一拨一拨的人，形成了自己的圈子。一群人为了书中的某句话，某个观点讨论争辩。偶尔耳闻学校的辩论赛辩题，尽是一些无聊无益的话题。既不增长知识，也不增长智慧(不读书，耍嘴皮)。而荒野读书会、茶话会所进行的辩论，更接近于古雅典城邦的公民辩论，因为这里辩论的话题都是近切于我们的境况的。你来我往，互持观点，双方互相依持，进行dialogue，而有些明亮的事物，不断地在这些辩论中朗现，我们都会共同惊诧。有时候，只是一场小小的三两人聊天，碰出了一些好玩的想法，于是各自呼朋唤友，将想法种植下来，悉心培养，让之在荒野生根发芽成长结果。于是一个个小小的理念，最终扩散开去，变成一场场有意义的活动。在这样的“打闹”中，一些“共识”形成了，氛围弥漫在这个书店的每个角落。
这三年来荒野的书的变化，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一开始时，荒野书店以文学、摄影、设计类的图书为主。而到后来，到书店的客人来自学校不同学院，读书会、演讲的增多，渐渐地书店里社科类的书多了起来。现在专门有个书架上摆满了冷艳的学术书籍，文史哲各类都有……特别明显的是关于中国哲学、诗文类的书籍也多了起来，这跟为数不少的荒野客(中国哲学专业学生以及国诗社成员几位)的志趣也是大有相关的。而这些书架上的书，被新来的荒野客们翻阅购买。可以看到，荒野客、荒野老板以及未来的荒野客，形成了一种以书为中心的互动。
学校的老师们也参加进来了，景海峰、谷雪儿、徐晋如、马云驰、马海峰、汪天文、葛欢欢、余洋等等老师，都先后来过荒野书店。跟学校课堂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学分、考试、成绩，只有老师的兴致和学生的兴趣，最纯粹的教与学。
荒野还有电影会、分享会等等活动。有时海外的朋友寄来的影片，大陆没法公映的，荒野可以小圈子播放。有好玩、独特经历的朋友，也会带着他们的故事来这里分享。这些个活动，没有赞助，没有软广告(学校的活动动不动就“X牛酸酸乳赞助”)，偶尔收低廉的门票，还提供饮料。荒野客们也倾力相助，无私付出自己的时间、经历以及美好的东西。
(△荒野书店常有读书会、分享会等活动)
于是我发现，荒野所代表的人的关系跟学校之不同，在于人们来到这里是面对面的。跟课堂不同(一起接受知识)，跟普通的同学、朋友关系也不同，跟社会上的利益关系更不同。这种关系不再是一种的虚拟关系，而是一种共同体。它鼓励着对话，鼓励人们去关怀身边的人和事，而且是被书所包围的空间所进行的对话。认真对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群，对未来的合格公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既不逃逸(波西米亚？)，也不妥协(布尔乔亚？)，当然也不愤青(布尔什维克!)。
我相信“氛围”的生命力是极强的。它的确非常脆弱，如它的外表所示。三五个人、十个人、撑死二十来个人，形成的“氛围”如婴儿的气息般微弱又无助。可是正是这种婴儿细小气息般的“氛围”，才是最迷人的。因为一切未来的希望都在这孱弱的一呼一吸中。毛曾经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确是的。我相信这里的一点点小东西，就像嘉兴湖上飘荡的一艘艘小篷船，难保不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未来的开放性是我坚定的信念。而这个时空有无数的偶然因素，开端的行动责任和能力在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人们(复数的)身上，而不是人民。我们经常被标注了“人民”，人民选择了，人民革命了，人民甚至开心了、悲恸了……我看我自己，看看那个人民，觉得十分陌生。它并不包括我。我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我在公共领域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被代表性。许多人认为我们在一艘矢志不渝的发展列车上前行，或者相信我们只是粘在“时局”上的一点小泥巴。但我不相信那些话，我相信“个人”的存在，介入、行动是必须的。量永远代替不了质。
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人开始——这是荒野书店对于我的意义。
末了引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关于作者：穆木，深圳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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