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理论的危害
2015/3/29 哲学园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Wells)说：“从整体上看，卢梭在思想上对人们的影响是破坏性的。他的学说不但批判了现存的社会结构，而且批判了一切社会组织。……卢梭思想的盛行，使那种通过感情冲动和纸上谈兵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倾向大大增加。”(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曼叶平、李敏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下卷第660页)。一般来说，对于卢梭的思想，英美学者批评较多，法德学者肯定较多，美国比较特殊，以后再说。今天说一点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卢梭思想的核心，其中之一是自然权利说，也称为“天赋权利”，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人天生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所谓“人人生而自由”，但是，“却总在枷锁之中”，也就是说，历史和文化给人们造成了一系列的枷锁。因此，要获得“天赋权利”就必须打破一切枷锁。与此同时，卢梭也明确地表示，原始人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人类社会从古至今，是一个日益堕落的历史。由此，要享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就必须打破一切历史、文化造成的禁锢。这就是卢梭思想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这种破坏性，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首次体现。

     以后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每一次“革命”，几乎都以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为基本行为方式。哪里受卢梭思想严重影响，哪里就会出现对历史、文化的严重破坏。而这种破坏不管是否以暴力的形式，理论上无一不是为了实现新的自由。然而最终的结果呢？凡是对历史、文化破坏严重的地方，几乎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新自由。就好比法国大革命，革命一次，复辟一次。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再革命一次，再复辟一次。最终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没有建立卢梭所谓真正的自由。反而在现代的法国，将自己历史上所有专制时代的光荣、伟大，都当成现代的骄傲。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认为，原始社会的理想状态中，人们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自从有了私有财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便出现了，人类社会也就渐渐变成为了保护财产而形成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因为保护财产的不平等而遭人痛恨。比卢梭稍早一点的英国人洛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同，洛克不认为应该否定私有财产，而把财产视为政治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卢梭与洛克的观点相结合，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否定私有财产，二是财产的平均化。因为，只有公平的财产，才有公平的政治权利。换句话说，政治民主必须经由财产民主而实现，每个人政治权利的平等，必须建立在财产平等的基础上，这就是极端的民主。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有过平均财产的要求，但是，最终没有实现，英国人比较成功地化解了这个政治要求。想要平均财产的清教徒被赶出英国，后来去了美国。但是，逃到美国的清教徒，也就是被无数人讴歌的“五月花号”，实质上也没有实现财产的平均主义。关于美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后再说。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共有财产的观念虽然也有出现，但不如平均财产的观念强大。这个举动必然造成拥有财产者的反抗，造成社会的严重冲突，因此，杀人、剥夺就变成革命的必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样是造成暴力的重要原因。按照卢梭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在组成社会后，形成共同的契约。理论说起来容易，如何实践呢？与每个人签合同？个人同谁签？卢梭说，要形成一个“公意”，每个人把自己的权利(除了自由之外)和财产，让度给这个“公意”，便形成了政府。我们知道，卢梭的“人”从来不是现实的人，虽然他将原始人作为推崇的对象，但是，卢梭的“人”在真正意义上，是一个抽象的人。于是，由抽象的个人所形成的“公意”，也变成抽象的“公意”。我们看到，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人民”成为这个抽象“公意”的拥有者，但究竟谁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从法国大革命以后200多年，始终没有搞清楚。因此，在社会实践中，便出现了雅各宾的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的独裁，只要声称拥有了“人民”的支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便拥有了“人民”所赋予的一切权利，雅各宾的暴政由此而来。人民的公意仿佛是一把尺，不合长短要求的，要么在统一的思想教育下获得标准化，要么自动增减，要么从肉体上消灭。而这把抽象的尺，几乎可以随意解释。

     由此，我们看到卢梭思想的危害：为了自由，必须破坏一切历史文化遗留；为了平等，必须剥夺或均分一切现有财产；为了民主，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自由、民主、平等变成绝对的社会准则，暴力也由此诞生。而暴力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真正的美好，而这个美好，由于抽象的“天赋权利”，也成为一个抽象的崇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任何将“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化、神圣化的做法，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它很可能就是暴力的伪装。

     卢梭的思想从源头上制造了一个人类社会抽象的美好开端，又在终点上假设了一个理想化的结局，于是，一切过程都变成是压迫。从头再来，一切从源头重新开始，便成为以后历史经常出现的状况，并拥有了“革命”这个天经地义的称呼，一个在最高道德名义下使用暴力的权利。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如果从东非的“夏娃”算起，有几百万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天赋权利”的理想状态。人为制造“天赋权利”的观念，在历史的现实中，找不到任何的真实基础。它只不过是基督教“天堂”概念的翻版，区别在于，“天堂”在死后，因此，人人应该在现实中老老实实，死后就能幸福。而“天赋人权”在诞生之时，因此，为了现世的幸福，就必须破坏诞生后经历的一切。

     这个空想的“天赋权利”具有很大的诱惑，一次次造成割断历史、从头开始的“革命”，而每一次割断历史，都是一场悲剧。当这种思想与民族主义结合，寻找道德高尚的原始人，就变成寻找血统纯洁的种族源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所夸耀的德意志民族的光荣，都来自被基督教“污染”之前的远古历史，其思想根源，与“天赋权利”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因为，越是在历史遥远的深处，单一种族所拥有的“天赋权利”就越真实，越纯洁。这种抽象的“天赋权利”，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仿佛变成是一个种族失落已久的灵魂。

     卢梭思想所营造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抽象的“天赋权利”，一方面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张扬，另一方面也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是普世的价值。而事实上我们看到，这种普世价值的推广，也是灾难和暴力的根源，并且由于普世的光环，使得暴力、武力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关于这个话题，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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