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的宗教改革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2015/5/2 哲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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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潮是西方实现现代化进程的三部曲。其中，宗教改革运动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应有的历史意义由于自身的矛盾性而造成了迄今学术研究上的困难和模糊，即宗教改革运动的矛盾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是纯洁基督教精神、更新神学基础与改革教会实践的宗教动机，另一方面是西方教会分裂、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变革以及“现代性”的早期生成的世俗效果。本文认为，为了解释宗教改革运动和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悖论，从逻辑上梳理路德神学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理论动力源于路德在理论上对抗天主教神学体系的神学突破和范式转换以及引发的文化和社会的结构变革和观念革新，正是在理论体系的变革意义下，宗教改革运动得到处于历史上升期的政权支持，并迎合了要求教会变革这一时代共识，最终以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塑造了西方文化、社会和教会生活现代性的最初面貌。
一、文化结构变革——神学与哲学的学科分离
从逻辑上讲，路德的新教神学是从重新思考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启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以及神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出发的。正是在这些基本的神学问题的革命性解答之下，路德实现对传统天主教神学体系的教义突破和范式转换，最终确立新教神学的核心教义和基本原则，进而在神学变革的基础上引起了西方文化的结构变革。神学与哲学分离的文化结构变革是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开端。
1、释经方法的修正。圣经是基督教的神圣经典，是基督教神学知识的基本来源，释经方法是攸关神学取向和发展的关键点。路德对中世纪流行的释经方法的怀疑与批评构成其神学变革的起点。传统释经方法是“圣经的四重意义”，包括字面意义、寓意意义(用于教义陈述)、借喻或道德意义(用于道德指引)和属灵或神秘意义(用于指向上帝的应许)，天主教依此来建立哲学和神学的联盟关系和神学形而上学体系。路德通过强调字面意义的优先性而改变了寓意解经法可能带来的解释任意性的局面。“正如路德在1515年说明他的原则：‘寓意、借喻或属灵意义在圣经中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同一真理在其他地方按照字面清楚说明。否则，圣经就会成为一个笑柄。’”[1](p152)虽然路德对某些经文也使用属灵意义的解释，但是对字面意义优先性的强调使得路德把神学思考的注意力放在了圣经(尤其是新约)本身，从而确立神学知识的来源在于启示和传统(使徒口传的解经法)，即确立教义基于圣经的原则，而反对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主张的教义的双重来源说，把独立圣经的教义作为不成文的传统而拥有与圣经同等的启示地位。因而，路德提出“唯独圣经”的新教原则，圣经是上帝话语的容器，具有最完备的真理和最终权威，否认还有独立于圣经之外的教会传统。圣经的权威是教皇、公会议和神学家权威的来源和基础，其他一切权威是从属于圣经权威的。
2、神学教义的突破。“唯独圣经”的原则促成路德从荣耀神学到十字架神学的理论转向。“唯独圣经”的原则就把神学知识的来源归限于启示，从而强调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对上帝的认识途径。路德认为，对上帝的认识有两方面：一般的认识和具体的认识，一般的认识提供了上帝的存在的认识，而具体的认识则道出上帝是什么的认识。路德把这两种方法对立起来，并把通过这两种途径获得的神学类型对立起来，通过前者获得的是荣耀神学，唯有通过后者获得的是十字架神学。“那以为可透过外显之事物来清晰窥见上帝隐藏之事物的人，不配称为神学家。……然而，那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上帝外显之事物的人，就配称为神学家。……荣耀神学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十字架神学家正确道出事物的真相。”[2](p40-41)荣耀神学透过上帝的事工去认识神，十字架神学是透过上帝的苦难来认识神。这里，“路德的‘事工’不仅指上帝的工作，也指人的工作。‘苦难’也指上帝和人的苦难。”[3](p23)在此，路德对启示逻辑的外显与隐藏的辩证性的思考使其在圣经里直达在中世纪神学中一直被遮蔽的苦难的上帝，并以此作为与经院哲学的分水岭。路德揭示了经院哲学中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内在相通之处，理性主义是凭借上帝的作为来认识上帝的自然神学，而道德主义是人依靠善行而称义得救的神人协作说，“伦理学与知识论并不是毫不相干地简单地并列在一起，而是一起归属于那种想要与绝对的上帝直接交通的渴望，这种渴望构成了荣耀的神学。”[4](p38)荣耀神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神学，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使人成为上帝，而不是让上帝成为上帝。路德由此斩断了经院哲学通过人的理性和道德直接与上帝相交的人文主义路径，并打破了哲学与神学同盟关系的经院式文化结构——经院哲学在“信仰寻求理解”的目的下把哲学作为神学的解释工具而构成了哲学服务于神学并低于神学的神学形而上学体系的文化结构。路德认为，荣耀神学是与十字架神学相对的，真正的神学是十字架神学，哲学作为神学的入门应给予否定，因为哲学追求的是不同于圣经的绝对的上帝。正是通过对十字架神学的发现和阐释，路德从神学本性出发在理论上导致了神学与哲学学科分离的文化结构变革。因此，十字架神学是路德神学的基础与支柱，是他判断其他一切神学思想的标准与尺度，是最终造成与天主教和新教内部分裂的理论根源。
3、思维方式的转向。十字架神学对文化结构的变革更深层地表现为神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克服了哲学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解障碍和扭曲：①神学的出发点从人转向神。真正的神学形态应该是上帝中心论的，从理解上帝的超越性与临在性的位格本性出发，以奥秘和矛盾吊诡的理解方式去揭示上帝启示的外显性与隐藏性、上帝创造的全能性与受难性、上帝对人的愤怒降罪与慈爱恩典。因此，辩证方法的上帝论构成了路德神学的根基，以此来克服经院哲学的上帝论。他一方面从十字架的吊诡之处和“隐藏于苦难中的上帝”去思考和确定上帝之道与在基督里的福音信息，并认为“神学的出发点既不是理性也不是经验，而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和‘话语’”[4](p41)。另一方面，“神的隐藏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意义，在于路德主张，在神对福音的自我启示的背后，不知为何，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神秘大能。”[5](p419)“隐藏的神”具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和主权，是全能的，甚至魔鬼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工具，这种唯名论立场的上帝论推导出双重预定论的教义。②基督教人学从希腊文化转向犹太文化。基督教植根于犹太教与启示文化之中，但传统基督教人学依赖和倾向于希腊二元论。希腊民间宗教奥尔弗斯教的灵肉二分和灵魂不朽观念经过希腊哲学家的系统提炼与神秘改造，在基督教的希腊化时期就汇入到基督教神学体系，这样导致中世纪神学实践上否定世界、否定肉体的修道主义。路德承接具有犹太背景的保罗人学，认为人具有属灵和属肉体的两重性：“就人们称作灵魂的灵性来说，他被叫做属灵之人，里面之人，或新人。根据人称之为身体的属肉体的本性，他被叫做属血气之人，外体之人，或旧人。”[2](p401) 保罗对人是身心的整体和统一、灵魂体的三分法是多元之自我统一这种犹太式理解促成路德把基督教人学从希腊文化的灵肉二元的实体认识转向到犹太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从神去看待人，肉体是除去恩典与基督的一切，是不来自信仰的整个人。“人里面的最好的东西和最突出的东西，保罗称之为‘肉体’，即，理性的最高智慧和律法的公义本身”[4](p52)。从旧人到新人的转变是从律法到福音的内在生命的更新，是从自我转向以上帝为中心去寻求称义与救赎契机。因此，思维方式的转向带来了上帝和人以及两者关系的新观点，最终促成开创宗教改革运动的福音范式转换。
4、神学范式的转换。路德对救赎事业的个人性宗教经验是建构神学体系的主观来源，救赎论一直被设定为神学的主题。路德在思虑“为我的”上帝时从人的生存向度出发着重关切的是上帝的救赎意义，并把救赎作为理解上帝其他作为的基准，而最终实现了从上帝的本体论到上帝的功能论的理论转向。路德早年也亲身实践过中世纪教导的各种救赎方式(修道、忏悔、朝圣等)，在上帝之义的洞见中重拾保罗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真谛，不同于中世纪因善行称义的救赎之路而走上籍着恩典因信称义的道路。上帝之义不再是中世纪神学宣讲的代表神对世人的定罪与刑罚，而是上帝自身籍着基督白白赐予给人的。也就是在人如何进入与上帝正确的和公义的关系的称义问题上，路德认识到人全然败坏的罪性导致依靠自我称义的不可能，称义实际上是上帝的主动性行为：“唯有基督”，从救赎的意义来理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宣讲福音、十字架的受死和死而复活的历史被理解为上帝主动对人和解和救赎的历史性事件，上帝正是籍着作为中保和救世的基督与人和解的；“唯有恩典”，上帝籍着基督把恩典白白赐给人的，宣布罪人为义人的，这本是人类不配得的神圣恩宠；“因信称义”，人所做的是要“唯独信心”，信仰既是圣灵在人里面所做的工作，信仰又是人和上帝建立关系的正当方式和唯一态度，信仰基督是唯一的称义之途，即相信基督是为我而生的、信靠上帝的应许和信心把信徒联合在基督里；“异己的义”，这种“法律式称义”认为白白赐给人的义是上帝归算于而不是授予信徒的，一个信徒“同时是义人，同时是罪人”，人的内在仍然是罪人，但在上帝眼里人的外在却是义人；“上帝就是上帝”，从十字架的吊诡而言称义根究是上帝似非而是的创造活动的一部分，是上帝以超越人类理性的矛盾的方式来进行的创造活动。“因此，在称义中，上帝是主动的，而人是被动的。”[1](p109)“路德明确地声明，他的教义以上帝为中心论的特性是其真理性的标准。他的教义由于让上帝做上帝，颂扬上帝之名以及把荣耀给上帝而不给人而被证明是真理。”[3](p114-115)所以，因信称义教义是新教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教义，是其他教义的理论基石，路德在称义教义上革命性的神学突破致使神学体系实现了一次典型的范式转换——从律法范式转换为福音范式。面对上帝之道的两种形式——律法和福音，路德一方面从拯救论来理解上帝之道，“就是上帝的福音，关乎祂儿子道成肉身、受难、死而复活，并凭着使人成圣的圣灵而得荣耀的福音”[2](p403)，福音就是上帝的应许，另一方面以辩证的方法来看待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律法和福音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福音是上帝的恩典，福音意味着律法的成全和解放，福音范式下称义的结果是人既是义人又是罪人，因此在福音的基础上律法作为上帝的意志来约束人的罪是必要的。律法-福音的辩证法是路德神学的中心。例如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因信称义教义表明了人只能凭籍信心而不是善行的外在称义的，善行是信心的自然结果。正如汉斯·昆所言：“回归福音以抗议传统教会和传统神学中的错误发展与错误态度，是新的宗教改革典范——教会与神学的抗议的、福音的典范——的出发点。路德对福音的新理解以及成义理论的全新地位，实际上给予整个神学一个新方向，给予教会一个新结构：这是典型的典范转移。”[6](p137)
路德认为真正的神学形态应该是上帝中心论的十字架神学，从而以神学自律的要求引致了神学与哲学学科分离的文化结构变革。正是这种结构性变革使得路德神学具备了挑战和取代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基督教的综合体系的理解模式的理论力量，使得路德神学获致了以神本主义的理论形式对抗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形式的变革能力。神学体系的变革最终汇入和表现为救赎论上的范式转换——从因行称义的律法范式变革为因信称义的福音范式，而救赎论的变革进一步促使路德神学从神学变革转向教会变革。
二、教会结构变革——教会生活的民主化
神学理论的突破和变革在路德与天主教教会的神学争辩中必然推进至教会实践的变革，由于中世纪政教二元的政治结构，对教会的改革最终演变为一场全面参与和全面变革的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的赎罪券之争点燃了西欧对教会改革的革命热情，一场直指罗马教会和教皇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已悄然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从“因信称义”的核心教义出发，路德规定了福音范式的教会本质，引致了新教教会结构的整体变革，以教会生活民主化的这一硕果开创了西方现代民主思潮的先河。
首先，路德因信称义的救赎论恢复了在上帝之道和信心之下上帝直接与个人所赐予的正确关系，在救赎之途上基督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因此这种个人与上帝关系的新见解否定了罗马教会和教皇作为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唯一在世的救赎中介功用，以及以对信徒的救赎事业的垄断为由所占据的属灵特权和世俗权力，实际上已经把制度化的教会边缘化了。“故此，路德宣称他的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教会站立或跌倒所据的条文’。”[1](p190)罗马教会用历史性来强调其与使徒教会的延续性，用大公性来强化教会之外无救赎以反对教会的分裂。而因信称义的救赎论引发了路德对教会本质的新理解，从恩典出发理解教会的本质，从神学延续性的角度给予了教会一个功能性的定义。路德认为，真正的教会是正确宣讲上帝之道的地方，教会的最高权威是上帝之道，贬低教会的实体组织的意义而强调教会只是以上帝的名义集结的信徒团契，也致使他最终以上帝之道的权威否定了大公性、等级化、世俗化和专制性的罗马教会权威。于是，新教救赎论的个体性的基本精神促成了从天主教的集体主义到新教的个人主义的生活转变。
其次，圣礼是不可见的恩典的可见记号和渠道，中世纪以善功救赎论为起点发展出一套复杂精细的圣礼神学，以强化依仗这七个圣礼的教士等级制度以及神圣特权。路德认为圣礼的意义在于与上帝之道的关系上，圣礼功能在于信徒在信仰中聆听上帝之道的一种方式，以及更加坚定对上帝的应许的信心。圣礼的评判在于有无上帝的赦罪应许和基督设立的外在记号，因此只有两种圣礼：洗礼和圣餐，而反对罗马教会设立的没有圣经依据的其他圣礼。路德进一步以基督临在论的奥秘方式来理解圣礼，强调洗礼和圣餐中上帝的应许和坚固信心的奥秘色彩。
最后，中世纪罗马教会内部在修道制度的基础上把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做了绝对的、本体上的区分：教皇、主教、教士和修士称之为“属灵阶层”，而皇帝、贵族、农民等称之为“世俗阶层”，属灵阶层有对世俗阶层的宗教特权，也可以介入世俗事务的管理，罗马教会在“两个阶层”和圣礼的理论下发展出一套自上而下的教阶制度和教皇至上原则。路德认为，这种区分是人为的发明，而不是上帝的命令。所有基督徒由于洗礼、福音和信心，都是祭司和属灵的。唯一的区别是“功能”和“工作”的不同，牧师是受上帝的呼召被择选出来承担这个职务的，反映了各自蒙上帝赋予的恩赐和能力。“故此，承认所有信徒是平等的，并非意味着所有信徒的身份也是一样的。”[1](p216)从否认教士是具有特殊管辖权和特权的独立阶级出发，路德进一步否定了教皇的最高权威和一切特权，也促使他否定教会拥有对世俗事务的管辖权。
路德以捍卫福音自由的名义带来了教会的双重变革：一方面从新教教会建制来说，新教提倡的福音教会肯定了基督徒在神和福音面前的自由、平等，从而以回到使徒教会的目标实现了教会生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从批评罗马教会来说，福音范式的教会剔除了中世纪逐渐形成的教阶体系和教皇权威，从否定教皇以及教廷的专制和集权手段来恢复基督教的自由民主的教会生活。
三、社会结构变革——宗教与政治的职能分离
中世纪教皇革命中提出教权高于王权、教皇高于皇帝的“两把剑”理论，并以教会世俗化的方式形成了政教二元的政治格局。实质上，教皇权威和皇帝权威在政治理论上是相互依存的，对教皇权威的废除必然引发世俗统治的正当性危机。路德福音范式的教会观已经推倒了罗马教会以及教皇权威的正当性，如何合理为现实政治的有效统治提供宗教意识形态便催生了路德的“两个国度”理论。路德认为，上帝建立了并统治着两个国度——一个是用律法管辖的行使世俗职能的世俗的国度，而一个是福音管辖的行使属灵职能的上帝的国度。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人是义人同时又是罪人。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基督徒同时生活在两个国度中，受两个国度的管治。上帝管理教会是通过福音借着圣灵，而上帝统治世界则是借着刀剑和法律，因而，教会的属灵权柄是归导性的，而国家的属世权柄则是强制性的。两个国度的职能区分是直接针对中世纪教皇权力对两种权柄的混淆和僭越，而从宗教与政治职能区分的社会结构变革中否定了教会拥有世俗权力的正当性并重新为世俗统治提供了合理的宗教根据和神圣来源。由于人的罪性，上帝对罪恶世界的统治是借着贵族和地方官员来强制实现政治秩序的，所以罪人应该服从世俗的统治。因此，“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并将掌权的看作神所任命的”经文“成为有关整个宗教改革时代政治生活的基础”[7](p22)，从而对暴君既不服从又不反抗的双重责任成为路德反应各种政治形势的一贯态度。因此，路德从福音范式对教会本质的新理解，要求教会只是履行福音职能的自律原则及其与政治职能的分离原则，这些原则引致了社会结构变革，促成了西方近代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国家教会的出现。
总之，路德神学在福音范式下不但实现了神学与哲学学科分离的文化结构变革，宗教与政治职能分离的社会结构变革，还带来了教会生活民主化的教会结构变革。正是在全面结构变革的意义下，路德神学具备了改变西方传统社会的革命动力，从而在现实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动作用下真实地改变了西方的历史进程，革命性地开创了西方文化、社会和教会生活现代化的开端。因此，宗教改革运动的理论起点是一个神本主义的神学体系，是一个在福音自由的形式下实现教会生活民主化的教会理论，是一个以神的名义来对抗神圣权威与肯定世俗权威的宗教意识形态。宗教的解放成为西方现代“理论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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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此文刊于2010年3月《辽宁大学学报》
作者
高文新，男，山东泰安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 波，女，湖北武汉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
http://www.duyi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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