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的自识与反思——江怡教授学术访谈录（一）
2015/5/27 哲学园
分析哲学的自识与反思
——江怡教授学术访谈录(一)
江怡/陈常燊
陈常燊(以下简称“陈”)：江老师，您好!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内学术前沿。以您的硕士论文《罗素的意义理论》为发端，历经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中西哲学比较到近几年的哲学拓扑学研究，您长达30年多年的哲学思考之旅，在哲学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历史与前沿之间不断变换论题。请问其间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能否为我们给出几个关键词将您数十年的哲学运思串联起来?
江怡(以下简称“江”)：的确，我的学术历程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的话，已经经历了30年的时间。当我1985年刚从南开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年轻教师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立志要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当时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语言分析的基本能力，并力图用分析的方法处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当时的心情很像卡尔纳普在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不顾一切地反对以往的哲学研究方式，把凡是无法用逻辑和经验加以验证的哲学问题都斥为哲学上的“假问题”。但在与朋友们的思想辩论中，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也无法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通过大量阅读，我开始意识到哲学问题的所在不是提问的方式，而是提问的内容，只有对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有真正的认识，才能对哲学问题给出清楚的说明。这样，我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涂纪亮教授开始了语言哲学的学习。应当说，我对语言分析哲学的真正理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我认识到，语言哲学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以讨论语言的方式解决西方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就是我于1993年发表《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一文的缘起。之前，我还发表了《当代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复兴》、《哲学语言能够精确化吗?》、《对语言哲学的批判：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等文，都是为了弄清语言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199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语言问题：一种思维模式的选择》一文，成为我在这个时期思考语言哲学问题的代表性文章。
正是用这种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方式，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不断涉猎到许多看似不同但却在思想取向上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如知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研究等，当然主要是在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中考察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发表了《现代英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20世纪英美实在论哲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与第一哲学》等文章，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正是基于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我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试图说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哲学传统和文化背景中呈现出非常近似的表现形式。而哲学拓扑学正是我对西方哲学中始终作为基础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最新概括和总结，当然是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态度处理概念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我的《思想的镜像》一书中。
如果要为我自己30年的研究工作选出几个关键词，能够集中代表我的思想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的话，我觉得首先就应当是形而上学；其次应当是分析与论证，这当然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方法；再次是语言与逻辑，因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面语言分析或语言批判，无论这里的语言是指哪一种语言，而逻辑的思想方法也始终是一切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最后应当是智慧本身。哲学研究必须回到自身，也就是对智慧的追求。无论是理论智慧还是实践智慧，都充分体现出哲学研究的永恒魅力。这或许也是我能够坚持在哲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重要动力所在。
陈：可以说，您的治学生涯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西学研究是基本同步的，您亲眼见证了分析哲学在国内的复兴和发展历程。作为一名亲历者和推动者，请问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江：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我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文革”后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由此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四年后我又顺利进入研究生学习，成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赶潮者。这些首先得益于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才得以了解大量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资料，才得以与西方哲学家们开展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才得以直接参与国际哲学界的学术活动。我的确是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应当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以实证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曾一时在中国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成为人们用于质疑和拒斥以往奉为一贯正确的真理学说的重要思想武器。无论是维也纳学派的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都成为当时的新潮观点。随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观点被引进至中国哲学界，分析哲学中的逻辑论证方法逐渐被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分析所取代，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中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或“解释学”)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分析哲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主要是一般公众)的冷落。但分析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界并没有停止和消沉，相反，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对重要分析哲学家的思想研究，关注分析哲学在当代西方的最新研究进展，关注分析方法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1997年陈波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分析哲学的价值》，200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分析哲学在中国》，这些文章集中讨论了分析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2001年，陈波教授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可谓是对当时国内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书中不仅包括了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经典论述，而且收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的理解和推进。应当说，这本书还是对中国分析哲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得到了更为广泛一的重视。比如，国内哲学界分别召开了三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专题研讨会，并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中国哲学研究者和分析哲学研究者共同对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这些都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当然，更有意义的是，2005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这使得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有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分析哲学研究者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从2005年成立起，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分析哲学研讨会，截至2012年共举行八届大会，参会人数从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140多人，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我们还连续出版了四本《中国分析哲学》集刊，并组织了旨在提携分析哲学研究青年人才的“洪谦分析哲学优秀论文奖”，该奖项已组织了三届，这些在国内哲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
不仅如此，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始终注意与国际哲学界的交流和合作。中英暑期学院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建立暑期学院最初的设想就是要在中国哲学界大力提倡分析哲学研究方法，以最为经济的形式高效率地普及分析哲学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哲学思想，让国内的哲学家和青年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与当今西方最为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应当说，这种办学形式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20多年来暑期学院培养了近千名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取得明显成绩的国内哲学工作者，有的已经在国内哲学界乃至在国际哲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我们还注意参与国际哲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从参加多次世界哲学大会以及各类分析哲学国际学术会议，到我们自己多次组织国际分析哲学会议，其中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国内分析哲学研讨会也经常有国外学者(有的还是著名学者)参加，也以此名义组织过分析哲学国际会议，并在国际著名分析哲学杂志《综合》上组织“中国分析哲学”专栏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国际哲学研究的行列，来自中国哲学家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我觉得，目前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正处于逐步上升的过程。
如果从罗素1919年访问中国算起，分析哲学被引入中国并得到传播和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而经过近30年的研究历程，我感觉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西方哲学的逻辑理性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心性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过程，正是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之间的交锋对抗过程，也是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我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对话就看作是这种文化冲突和适应的哲学表达方式。
陈：您曾经指出，分析哲学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哲学思潮或流派，更是研究哲学问题的重要方法或视角。请问分析哲学中的哪些方法、视角或精神旨趣让您非常受用，并值得向其他哲学同仁推荐?
江：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分析哲学在中国》一文中给出了清楚的说明。同时，我在另一篇文章《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也做了类似的分析。陈波教授在《分析哲学的价值》一文中也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认为，分析哲学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提供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逻辑论证和概念分析。这里的逻辑论证并非只能以形式化的方法加以表达和讨论，这要求的仅仅是按照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对所讨论的问题给出清晰的说明。比如，当我们讨论如何论证知识的可靠性问题时，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弄清知识概念的内涵，然后根据对这个内涵的理解提出论证的基本条件，即知识可靠性的基本条件，再对这些条件逐一做出符合逻辑的推论，由此说明这些条件的存在根据和合理性，也就是论证了知识在逻辑上成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所谓概念分析，其实是指对某一哲学概念在其所在的哲学传统或思想背景中所占有地位或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包含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分析范围之内。让我们还以知识为例。我们对知识的概念分析应当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是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给出描述性说明，然后指出知识的外延性特征，最后对知识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给出符合逻辑要求的说明，如要说明知识与信仰、知识与科学、知识与认识、知识与世界、知识与宗教等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的描述性说明，正是现代知识论讨论区别于传统认识论讨论的地方，这表明了对知识的概念分析必须放到当代知识论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而对知识的外延性特征的说明，则是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即外在主义的基本主张。对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的说明，是为了更清晰地表明知识论讨论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分析方法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的重要资源。
当然，我对分析哲学方法感受最深的应当是澄清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对问题本身的澄清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正是哲学的特有思考方式。如果说人类的所有思想都是关乎世界和人类自身的，那么，哲学思考的特有方式则是关注人们谈论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以何种方式思考和谈论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也就是说，我们用于思考和谈论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是否合理或有效，这才是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按照以往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反思”的原初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因此，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会议上，或者是在与人进行问题讨论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首先关注到人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并询问问题的真实含义，然后再根据提问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人试图用这个问题想要了解的答案给出自己的分析。我觉得，哲学研究的方式就应当说对问题本身给出说明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消除问题的方式。消除问题本身也对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这或许正是分析方法所能提供的重要思路。
从我为《中国分析哲学》系列集刊所写的“卷首语”中可以看出，我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理解也曾有不断深化的过程。在2009年的文集中，我认为，分析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澄清概念的意义和分析命题的意义，主要特征在于与现代逻辑的密切关系、以语言为主要对象、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在2010年的文集中，我提出，分析哲学本身作为西方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和传承着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即求物致知、问学获理。分析哲学的方法主要表现在用论证的方式处理各种哲学争端，以思想表达的清晰性作为理解哲学思想的重要标准，提倡思想的对话和交锋。在2011年的文集中，我进一步指出，分析哲学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按照客观有效的方式讨论思想的哲学，而这种方式显然是以自然科学为模本的。由于德国古典哲学是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因而反叛德国古典哲学的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回归。在2012年的文集中，我又更加明确了，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一种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及其表达的途径，同时，它也是一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态度，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作用的态度。近两年来，我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新的理解。我把分析哲学表达的理性精神看作是一种哲学上的民主态度，而把分析哲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看作是哲学上的一种理想状态。
陈：我们知道，您是国内知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您的博士论文和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都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能否向我们介绍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国际前沿和热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前景或未来倾势将会是什么样的?
江：我在2014年6月去德国参加了由勃兰登堡科学院爱因斯坦论坛、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和海德堡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维特根斯坦与人类学”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的维特根斯坦研究情况介绍的特别讲座。从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关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普遍影响。比如，从思想方法和表现技术上分析维特根斯坦与现代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强调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人类学对身体性的关注，讨论社会礼仪和神秘之物之间的家族相似，突出语言游戏的实践特征，以及注重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社会科学意义等。从在奥地利的南部小城基尔希堡(Kirchberg am Wechsel)每年举行的维特根斯坦国际研讨会主题中，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出国际研究的基本动向，虽然每年的研讨会主题都有所不同。例如，2014年的第37届会议主题是“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方法与观点”，有6个分会场，内容包括“维特根斯坦”、“客观性模型和目前对理性权威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直觉主义及其不满”、“具身与嵌入：自然化的和社会化的心灵”、“元哲学：各种各样的哲学探究”等。2013年的第36届会议的主题是“心灵、语言与行动”，有6个分会场，分别是“维特根斯坦”、“生成论与延展的心灵”(enactivism andextended mind)、“记忆”、“语言习得”、“意图性心理内容(与感受质)”、“能动作用的形式”。2012年的第35届会议的主题是“伦理学—社会—政治”，其中有7个分会场，包括“维特根斯坦”、“生活—治疗—死亡”、“正义—社会—经济”、“权力—伦理学—政治”、“人性—自然—技术”、“伦理概念的历史与理论”、“科学研究及其机构的伦理方面”等。应当说，基尔希堡的研讨会是每年国际性的维特根斯坦专题研究盛会，每次会议都能邀请到近40名国际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做主题发言，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基本上在几百人之多。虽然每次会议的主题各不相同，但都会围绕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而展开讨论，并力图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去说明当代哲学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或许也是维特根斯坦研究在当代哲学中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在国际上被称作或自称为维特根斯坦学者的人数众多，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以维特根斯坦为主题的各类会议也是五花八门，但很少有学者把自己称为“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维特根斯坦主义。几乎所有的维特根斯坦学者都是在使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法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者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而不是坚持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成为当代哲学家们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研究在当代哲学中经久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前景或未来趋势，虽然不同的哲学家都会从各自的视角提出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不同理解，但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明显的，这就是，哲学家们都会努力从维特根斯坦的遗留文字中发现他的思想轨迹，同时，希望能够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当代哲学的最近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或者是认为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密切联系，或者是认为两者之间完全无关。这两种倾向也代表了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陈：有人认为当代以自然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分析哲学中含有一种“去维特根斯坦”(尤其针对维氏后期哲学)路向。比如，斯图亚特·珊克(Stuart Shanker)甚至认为，维氏哲学和人工智能在哲学理路上呈现了水火不容之势。对于维特根斯坦与当代分析哲学主流(比如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之关系问题，您是怎么看的?请问，您对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哲学的今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怎么看的?
江：这个问题就涉及我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回答的第二个方面。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对当代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所谓正面的影响，当然是指当代哲学家们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获得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或启发，力图用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讨论当代哲学中的问题，比如心理学哲学问题、心灵哲学中的问题、认知科学中的问题以及伦理学、宗教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中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前面提到的我参加的爱因斯坦论坛中讨论的题目就是明显的例子，而在奥地利举行的历届维特根斯坦研讨会上更能感受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当代哲学中可谓无所不在。当然，也有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所谓的“去维特根斯坦”倾向，也有人曾把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性看作是人为夸大的结果，并把这叫做“维特根斯坦现象”。我在1998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传》中就讨论过这个现象。我在那里曾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现象”，因为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性并非是人为夸大的，而是其思想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在当代哲学家中无人能够否认。而“去维特根斯坦”的做法，则恰恰是一种人为的行为。至于珊克的观点，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方维特根斯坦研究的主流观点，相反，不少维特根斯坦研究者都持有与他相反的观点。比如，最近我看到国内青年学者徐英瑾的新著《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的对话》一书，他就完全反对珊克的观点，认为珊克关于“维特根斯坦—AI”关系的悲观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在书中详细地批驳了珊克的观点，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徐英瑾的书。
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当代分析哲学主流的关系，我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这首先要确定何为当代分析哲学的主流。如果说心灵哲学、认知科学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主流，那么语言哲学、逻辑科学、科学哲学还算不算主流?如果说它们都不算主流，无论哪位分析哲学家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谈论主流了，似乎只有抓住了主流，我们就可以把握当代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向了。但可惜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于分析哲学来说，都不存在什么主流。因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思路是对问题的“零打碎敲式的”研究，无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无论讨论的是哪个领域中的问题，只要目的是为了给出清晰的逻辑论证和思想说明，都可以被看作属于分析哲学的工作。我们常说，在20世纪70年之前，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之后，这种主导地位则是由心灵哲学取而代之。其实，我们姑且把这种说法看作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一种描述，但绝不能把它理解为分析哲学自身，就是说，不要把这种历史描述看作是对所谓主流的说明，况且这还仅仅是一家之言。在当代分析哲学研究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人谈论所谓的主流，更不用说讨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这种主流之间的关系。这从在奥地利召开的历届维特根斯坦研讨会的主题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我把分析哲学看作是可以被运用在不同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路径或方法，也可以看作是不同哲学研究领域需要共同走过的廊桥或通道。因此，无论是传统的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或物理学哲学等等，还是当代的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实验哲学等等，都属于分析哲学研究的范围，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主流或分流之区分。而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都可以被看作一种立场、方法、角度或观点。而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很难避开维特根斯坦，或者说，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当代分析哲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座大山。这或许就可以被理解为维特根斯坦在当代分析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
陈：我们知道，您一直与走在国际前沿的那些知名哲学家有密切的学术联系。能否为我们介绍当前国际的分析哲学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以及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江：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由英国约克大学的迈克·比尼主编。在这部长达1161页的大部头著作中，当代英美最为活跃的重要哲学家都对分析哲学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给出了权威性的论述，其中包括了泰勒·博奇(Tyler Burge)、约拿·丹西(Jonathan Dancy)、克拉·戴梦特(Cora Diamond)、哈克(P.M.S.Hacker)、彼得·希尔顿(Peter Hylton)、伯纳德·林斯基(Bernard Linsky)等重量级人物。他们从分析哲学的发展历史出发，对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说明。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了意义理论、理性与行为和意志、形而上学问题、元伦理学问题、分析美学问题、知觉与感觉材料问题、怀疑论与知识问题、严格经验问题、模态问题、推理主义与规范性问题，等等。当然，当代分析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可谓五花八门，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确定某些重要的问题。但如果你注意浏览西方出版的各类重要的(也就是在西方哲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哲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当代分析哲学家们正在讨论哪些重要问题。比如，在2013-2014年间，《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主要讨论的还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综合》(Synthes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逻辑学与知识论问题，特别是认知与知识、道义逻辑、与知识有关的语义学问题等，《分析》(Analysis)杂志主要发表的是关于语义学问题的讨论文章，集中在塔尔斯基理论、说谎者悖论、真理的语义学问题等方面，《心》(Mind)杂志也主要集中讨论的是语义学问题，涉及真理问题、可修正性问题、认识论问题以及反个体主义的第二人称权威问题等，《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侧重讨论的则是认识论和认知科学问题，或对某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给出了重新评价，《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s)则是集中在心灵哲学领域，讨论了意识、真理与相对主义、形式化的认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代分析哲学研究领域讨论的热点。近两年来，我目前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哲学学科组织编写了《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其中就包含了对分析哲学发展情况的介绍，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说到分析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这就比较复杂。因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研究，都有各种不同的观点，目前还很难说在哪些观点上取得了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我可以大致地按照问题类型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些问题类型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对分析哲学传统问题的讨论，比如在语义学、认识论、逻辑哲学等领域中的问题研究，另一种是对分析哲学家们的问题讨论，比如罗素悖论、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等等，还有一种是对当代分析哲学中热点问题的讨论，比如心灵哲学中的意识问题、认知科学中的模拟问题、心理学哲学中的行动问题以及知识论中的可靠性问题等等。应当说，当代分析哲学在这些问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由此构成了当代哲学中的多样化局面。第一，在对分析哲学的传统问题讨论中，哲学家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意义、真理、可能世界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观点和理论。这在我们编辑出版的《国外哲学研究发展年度报告》中都有所反映。第二，在对分析哲学家们的问题讨论中，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到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麦克道尔以及布兰顿等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几乎都有不同的哲学家提出各自的理解和解释，当然大多数都是持否定的态度。这些讨论主要反映在《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中。第三，在对当代分析哲学问题领域的讨论中，无论是在心灵哲学还是在认知科学中，或者是在最新出现的实验哲学中，目前各种观点林立，很难形成某些共同的理论主张。但从哲学家们的讨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物理主义立场和自然主义倾向仍然是目前分析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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