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性
2015/6/12 哲学园
选自《大问题》
所罗门著 张卜天译
张卜天老师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微信iwish89
性别政治：女权主义哲学的兴起
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了哲学之外。长期以来，除少数几个例外，她们被剥夺了学习、参与哲学讨论以及发表观点的机会。她们和她们的思想没有受到认真对待，或许她们的作用就像瑞典女王之于笛卡尔，是做一个好学生以打磨“他的”哲学，并为“他的”思想当陪衬。由于政治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使女性一直被排除在哲学之外，所以很自然地，女权主义哲学首先就是社会和政治哲学。
十九世纪的女权主义
1851年，英格兰女权主义者哈里特·泰勒[1](1807-1858)出版了《妇女的公民权》(TheEnfranchisement of Women)一书。书中主张妇女应当接受教育、就业和享有公民权利——这既是为了女人，也是为了男人。虽然很多人都把妇女的从属地位看作自然的和有益的，但泰勒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上述主张的真正好处。
如果不必要，就不应当造成等级差异，这是人所公认的正义的命令。一切事情的根据都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当一个人被获准而另一个人却被禁止时，必须要给出理由。然而，当那些被禁止的事情几乎包括了那些被获准的人所最珍视的一切时(如果这些东西被剥夺，他们会视之为奇耻大辱)；当政治自由以及个人的行动自由成为某一个社会等级的特权时；甚至在产业活动中，当一个重要领域中的几乎所有需要更高能力的、通往声望、富庶或经济独立的工作，都被牢牢掌握在一个强势阶层手中时……即使这些都是真的，这种被当作分配如此不公之借口的卑劣的利欲熏心，也难以逃脱昭然若揭的非正义的罪名。我们深信(这样说绝非出于私利)，把人类划分成两个等级，一级天生就要统治另一级，这是站不住脚的错误观念；它是道德败坏的源头——既对于获利的阶层，也对于为获利者付出代价的阶层；它没有造成任何通常被归因于它的好处，却构成了任何实质性进步——或者是人格上的，或者是人类社会状况上的——的难以克服的障碍。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甚至是从那些早期的主张妇女参政权的人开始，女权主义者首当其冲地就是要为女性寻求政治上的平等。但政治平等首先需要哲学上的平等，现代女权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波伏娃的著作对女性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体验做了开创性的分析，也在世界范围内激励女性对她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进行反思，并努力提高这种地位。
她们一直都是女人。她们在解剖和生理的意义上是女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她们一直都受男人支配，因此，她们的依赖性不是某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次社会变革的结果。它不是某种出现的东西……然而，一种自然的状况似乎超越了改变的可能。事实上，和历史真相一样，事物的本性并非一经给定就永远不变。如果女人看起来似乎是某种非本质的、从来都处于次要地位的东西，那是因为她自己没能促成这种改变……女人不说“我们”，除非是在女权主义者的某个集会或正式的示威游行上；男人们说“女人”，而女人也用同样的词指呼她们自己。她们不会自动采用一种主观的态度……(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1949)[2]
在波伏娃之后，凯特·米利特[3]在其《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宣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男人对女人的政治支配在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机构、每一种经济关系、每一部文学著作以及每一种人际关系中都是很明显的。米利特把这种普遍的男性主导的体制称为“男权制”，并且分析了男权制是怎样成为我们生活中每一个方面的规范的。
“在对我们的两性关系的制度进行公正的考察之后，我们发现，从古至今，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考察过的甚至常常得不到承认的(然而却被制度化的)是男人对女人的与生俱来的统治权。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在这种体制中得以实现……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权力概念。
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所有其他的文明一样，是一个男权制社会。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一切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我们的军事、工业、技术、大学、科学、政治机构、财政，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社会通往权力的一切途径，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中。”(凯特·米利特，《性别政治》，1970)[4]
在当前的争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阴和阳(而不是生理学的范畴“男”和“女”)是生物问题还是教养问题，亦即是“天然的”还是“后天培养的”。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与性别的范畴(“男”和“女”)不同，性的范畴(即“阴”和“阳”)是由文化来定义和创造的。它们不是“天然”的和强制性的。我们的文化创造出了这些范畴，为其赋予了社会政治地位，也可以改变这些范畴及其地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谢利·奥特娜[5]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本身并非自然区分，而是一种语言上的和文化内部的区分。(然而奥特娜认为，尽管文化主要由男人统治着，但女性从古至今都被表现得“更加贴近”自然，比如照看孩子、洗衣做饭和操持家务等等。)而其他的女权主义者却称颂阴阳两性特征之不同，她们认为，阴性气质在培育和照料方面的优点使得它要比抽象的、更加尚武的阳性思维更有利于一种人道而和平的文明。她们并不否认这些区别，而只是主张女性应当在社会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超过男人。
第二性
法国哲学家和小说家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在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时辞去了哲学教职，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兴趣。1949年，她出版了《第二性》，这本书现在已被认为是女权主义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仍有争议。《第二性》认为“女人”是一个社会构建的范畴，它的含义是由“男人”的含义当中衍生出来的。
如果说发挥女性的功能还不足以定义女人，如果我们也不想用“永恒的女性”来解释女人，而且又要承认，女人的确存在着，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女人是什么？
在我看来，把这个问题陈述出来就等于已经暗示了一个初步答案。我问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男人决不会想到要写一本书，去论述男性的特殊处境。但如果我想说明自己，就必须先说：“我是一个女人”，所有的讨论必须以此为前提。男人在介绍自己时从来不会先介绍自己是什么性别；他是男人，这是不言而喻的。把“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对等地使用仅仅是个形式，比如用在法律文书中。在现实中，两性关系并不像两种电极，因为男人既代表正极又代表中性，人们通常用“男人”这个词泛指一般的人；而女人则只代表负极，她为限制性的标准所定义，没有互易性。倘若一个男人在进行理论讨论时说：“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这当然令人恼火；但我也懂得，我唯一能做的辩护就是：“你不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男人，”因为大家都理解做男人没什么特别的。”
——Trans. H. M. Parshley (New York:Knopf, 1953), introduction.
女性与自然
女性往往被更多地表现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思想部分来源于另外一种思想，即女性比男性更被等同于身体。于是文化就被规定为男性的领地。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曾研究了“心与身”的哲学问题。自柏拉图以降，哲学家们发现把心灵(我们用来思考和推理的东西)与身体(我们用来感受、移动和占据空间的东西)区分开很重要。当然，正是身体才容易受伤、生病、衰老直至最后死亡，所以这么多哲学家曾经力图把心灵分离出来，保护其不受类似的灾难，就是不足为奇的了。特别是，近代哲学家笛卡尔宣称心灵是一种与身体相分离的实体，只有心灵才能确信是存在的。根据笛卡尔的观点，身体是一种通过推理得知的分离的实体。但在最近的一些文章和书中，许多女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苏珊·波尔多[6]和吉纳维芙·劳埃德[7]——站在女权主义者的立场责备了像笛卡尔和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因为很难说心灵或推理能力就主要与阳性有关，而身体就主要与阴性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笛卡尔和柏拉图的理论可以被理解成是在为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威作辩护。笛卡尔不仅在其形而上学中，而且也在其有关激情的理论中，把心灵或理性凌驾于所有与身体有关的事物上。由于笛卡尔和柏拉图是西方哲学传统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家，所以这些女权主义者把对女性的偏见，以及对所谓纯粹思维是更具阳性特征的优点的称颂部分归咎于他们
在性能力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男女两性的角色似乎已经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被决定了，但男女之间的明显差别以及他(她)们的生物学角色应该怎样去理解——特别是生殖行为——却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观点。在《论动物生成》(Generationof Animals)中，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提出了他的观点：
因为必然存在着能生成的东西和它在其中进行生成的东西……在上述两种潜能相互分离的动物中，主动一方的肉体和本性与被动一方截然不同。如果雄性作为运动者和主动者，雌性之为雌性作为被动者，那么雌性给雄性的精液所提供的就不会是精液，而是精液所加工的质料。[8]
所以亚里士多德暗示，女性天生就更被动，而男人则更为主动。生殖的本质来自于雄性，而雌性只提供了质料。一块泥土具有成为雕像的潜能，但它毕竟只是质料。要使雕像被创造出来，惰性的质料必须被雕塑家加工。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的创生过程中，被加工的惰性质料是女性的贡献，而使变化得以发生的活动则是男性的贡献。在有关伦理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似乎强化了这种认识，暗示男性比女性更有能力完全实现他作为人的潜能。
这种把阳性与主动、阴性与被动联系起来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仍然存在。它在基督教会和许多宗教的教义中都表现得很明显。我们在弗洛伊德有关男人和女人的理论以及许多其他关于人性的理论(比如古老的中国儒家传统)中也发现了这一点。许多女权主义者都对此表示反对——在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受到了特别的查验。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为基督教神学和近代形而上学定下了基调，如果他关于女性和阴性的理解有误，那么这将导致严重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的观点统治了近两千年。直到现在，人们对其中的许多说法都深信不疑。
受到挑战的亚里士多德
因此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很自然的；一个地位较高，一个地位较低；一个统治，一个被统治；这一法则必定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表现出一种令人生畏的性格的成年美国黑人女性往往会遭遇惊异、厌恶甚至是敌意。它很少作为幸存者赢得斗争所产生的必然后果而被人接受，但这应当受到尊重，即便得不到积极的承认。”
——玛雅·安吉罗[9]，《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什么唱歌》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是伦敦当地的一位自学成才的女性。她和她的妹妹伊莱扎一起在Newington Green创办了一所学校，并在那里任校长兼教师。不久，她确信她和妹妹所教的学生已经被男尊女卑的社会训练所奴役了。在《关于女儿教育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Daughters)(1787)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郑重提出了把女性平等地接受教育包括在启蒙主义理想之内的推论。1792年，她出版了《对女权的辩护》(A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女权主义著作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张，所有的人都拥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女性必须通过接受其非情感的指令来要求她们的平等。她拒绝接受那种认为女性存在的自然状况需要过分关注浪漫的爱情和值得想望的事情的说法，男性正是通过这些社会所强加的方式来获得其统治地位的。
179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嫁给了一个激进的活跃分子——哥特派小说[10]作家威廉·戈德温[11]。女儿玛丽出生几天后她便去世了。玛丽后来嫁给了诗人雪莱，并著有《弗兰肯斯坦》[12](Frankenstein)一书。
柏拉图：男权主义者还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
尽管亚里士多德关于女性和阴性的观点是非常清楚的，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相关观点却在女权主义者和哲学家中间引起了广泛争议。从某些方面来讲，尤其是有关女性，柏拉图在他那个时代似乎是一个激进的平等主义者。比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主张女性在理想之城中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苏格拉底认为，由士兵和警察所组成的重要的“护卫阶层”，理应既包括男人又包括女人。他又进一步宣称，不论是什么性别，任何两个做同样工作的人都应受到同样的教育、培养和对待。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公元前4世纪)说：
那么，我的朋友，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或者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各种的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根据自然，各种职务，不论男的女的都可以参加。[13]
柏拉图对话中的这些内容以及其他相关段落使得一些女权主义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柏拉图同情她们的事业。例如古代哲学的著名学者玛莎·努丝鲍姆[14]，把柏拉图称作“第一个女权主义者”。
希腊诗人萨福(Sappho)是一个主张女性之爱的教派的女祭司。该教派在公元前590年前后盛行于莱斯博(Lesbos)岛，颂扬女性之间的爱情。她的诗歌质朴而充满感情，极大地影响了卡图卢斯[15]、奥维德[16]和斯温伯恩[17]。
萨福描绘了一幅与柏拉图截然不同的爱的图景。不难想象，当柏拉图建议把诗人及其诗作驱逐出雅典时，他的脑海里出现的可能是萨福的形象。
萨福的诗句在草纸残片以及后人的批注中留存了下来。大约600多年以后，地理学家斯特拉波[18]写道：“萨福是一个奇迹。在人类的记忆中，没有哪个女诗人能够与她相媲美”。
而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则把柏拉图的这些说法看作他那种典型的“阳性”哲学中的次要姿态。例如，在许多人看来，柏拉图的那种一再申明的主张——在健全的灵魂中，理性应该驾驭激情——显示了他对附有性别含义的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对立的认同。因为在这些女权主义者看来，理性是与阳性傲慢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激情则是与阴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本质上说，柏拉图的和谐灵魂的观念是一个男性灵魂的观念。
道德中理智与情感的对抗：关怀伦理学
在有关性别的哲学讨论方面，道德哲学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如果理性是与阳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像康德这样的理性主义者的伦理理论对于女性来说就是有辱人格的，至少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看来是这样，因为这种理论暗示男人比女人更有能力做出道德决定。
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吉利根[19]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起了一份特别重要的女权主义声明，用以反对著名的道德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20]的观点。柯尔伯格研究了儿童的道德思维发展，并且得出结论说，当人们成熟时，他们做道德决定的方法要经历某些阶段。他声称道德思维是从婴幼儿自我关注的、纯粹个人的或“以自我为中心的”的构架，一步步发展为成年人的完全抽象的、原则性的框架的。正如柯尔伯格所描述的那样，这最后一个阶段与康德的道德思维的版本是大同小异的。而对于哲学家来说，柯尔伯格的这种说法就好像在宣称，我们是从纯粹的自我主义者逐渐发展成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最后到康德主义者的(参见第八章)。
在柯尔伯格看来，只有极少数人的道德思维能够完全成熟到康德所说的水平，而女性几乎从未达到过这种水平。根据他的发现，大多数女性在“第四”阶段就被“卡住了”，这时她们是根据社会和家庭规范来做道德决定的。吉利根在她的开创性著作《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站出来反对柯尔伯格的观点(于是也间接地反对了康德)。她认为，女性是根据不同的但却同样成熟的、在道德上正当的思维来做道德决定的。吉利根研究了比柯尔伯格多得多的女性个案，最后得出结论说，成熟女性总地说来对道德问题的理解不同于男性，也不同于柯尔伯格和康德所描述的方式。
吉利根认为，女性不是以非个人的、抽象的道德准则来思考道德的，而是倾向于用个人的道德责任来思考道德。当男性把试验者提出的一种道德两难理解成一个或对或错的问题时，女性则把它视为一种需要解决的人际冲突，而不是一个需要回答对错的问题。吉利根假设，除了基于康德和柯尔伯格所描述的抽象对错原则的道德思维，还存在着一种更偏“阴性”但同样有效的道德思维，这种思维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稳定。
吉利根宣称，这两种道德思维对于一个全面发展的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她的一些追随者却走得更远，声称阴性的“关怀伦理学”要比诉诸抽象原则的道德思维更为优越，也更为成熟。她们在论述中既说明了“阳性”道德思维的必然失败，又说明了支持这种思维的道德哲学在解决道德两难问题时的必然失败。最近，有些女权主义者在“关怀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及其当代支持者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参见第八章)的“美德伦理学”之间进行了比较。而另一方面，一些批评者声称吉利根的数据和她的诠释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她无法证明她对两性之间的差异所做的论断是正当的。
由于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倾听男人的声音以及他们的体验所传达的发展理论，所以直到最近我们才注意到女人的沉默，以及当她们讲话时听出她们在讲些什么的困难。然而，女性的不同声音却体现出关怀伦理学的真理，体现出关系和责任之间的纽带……
若想理解责任与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怎样保持了人类发展的辩证性的，就要看到这两种最终联系起来的不同体验方式的完整性……(卡罗·吉利根，《不同的声音》，1982)[21]
女性主义认识论和女性主义科学[22]
最后，有些女权主义者问道，知识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就是有性别偏见的，女性看待和思考实在的方式是否与男性一样。有些女权主义思想家与吉利根、波伏娃和米利特一脉相承，声称科学方法论和知识的标准在整个西方历史中都采用了阳性模式。她们中的一些人相信，采用一种阴性的科学方法模式会产生出一套非常不同的科学知识。
我们可能想象一下这是怎么可能的。为了理解科学概念，我们往往把它们拟人化(即人格化，或用人类的术语来理解它们)。比如说，可能有这样一位化学老师，他把一个分子描述为正在“想”要找到另一个氢原子。但有时这种拟人的说法会出现在科学假说中。例如，生物学家会谈论“显性”和“隐性”基因，而这样描述就是为了承载“积极”和“消极”的性别含义，亦即一些女权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更为宽泛的繁殖论感到不满之处。当然，电路中“阴性”和“阳性”的配件，以及现代科学中所使用的其他种种对立关系都可供女权主义者进行诠释。伊夫林·福克斯·凯勒[23]在她的“女性主义和科学”一文中谈到：
要把西方科学语汇中盛行的对权力和控制的强调特别看作是男性意识的投影，你并不需要发挥多少想象力。的确，这种认识已经不足为奇了。特别是，这些语汇把对自然的统治和自然作为女性的一贯形象结合了起来，这种做法在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中显得尤为突出。在培根看来，知识就是力量(权力)，科学的允诺就是“把你引向自然和她的孩子们，让她保证为你服务，并成为你的奴隶……[24]
[1] Harriet Taylor，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妻子。
[2] Trans. H. M. Parshley (New York: Knopf, 1953), introduction.——原注
[3] Kate Millett (1934-)，美国女作家，政治活动家。《性别政治》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1970出版，对女权主义运动有较大影响。
[4]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Kate Millett.——原注
[5] Sherry Ortner (1941-)，著名女性人类学家。
[6] Susan Bordo，肯塔基大学哲学教授，女性研究专家。
[7] Genevieve Lloyd，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
[8] Generation of Animals,1:20, 25-30, in The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ed. Richard Mcke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原注
[9] Maya Angelou (1928-)， 美国黑人女权运动者，诗人。
[10]这种小说专以怪诞为题材。
[11] 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国政治哲学家和小说家。强调无神论和个人自由。
[12]弗兰肯斯坦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生理学家，曾亲手创造了一个怪物，结果却被怪物所毁。
[13] 445d-451e, trans.G. M. A. Grube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1974).——原注
[14] Martha Nussbaum (1947-)，芝加哥大学法律与伦理学教授。
[15]Catullus (前84-前54)，古罗马诗人。
[16]Ovid (前43-17)，古罗马诗人。
[17]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
[18] Strabo (前63-23)，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地理学》(Geography)是包含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唯一一部著作。
[19] Carol Gilligan (1936-)，美国心理学家。《不同的声音》是其代表作。
[20] 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美国心理学家，曾受皮亚杰的影响而提出道德进化的多阶段理论。
[2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82, pp. 173-174. ? Carol Gilligan——原注
[22]“Feminist”一词既可译作“女权主义”，又可译作“女性主义”，这里我在偏重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场合把它译作“女权主义”，而在偏重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批评和历史学之类的人文学科的场合把它译作“女性主义”。
[23] Evelyn Fox Keller (1936-)，麻省理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著有大量女权主义及女性科学著作。
[24]首版于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7, 3 (1982)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福克斯·凯勒的引文见于B. Farrington, “TemporisPartus Masculus: An Understanding Writing of Francis Bacon,” Centaurus I (1951): 193-205, esp. 197。——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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