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
2015/6/14 哲学园
人类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思想成为西方文化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真正把休闲放在学术的层面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形成学科体系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这是因为，近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人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向往精神生活的满足；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却以付出人的异化为代价——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的压抑，人退化为单向度的怪物，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当代人。“就是在闲暇的时间里，人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而实际上，也不过是‘假释’出狱过一个星期天而已。”尼采曾哀叹“人死了”；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被异化；贝尔悲楚地呐喊“我是谁？”；海德格尔则追问“在的意义”；弗洛姆直陈我们正在“逃避自由”。这一后果迫使人们对科学理性的效能和意义产生深深的疑虑，人们意识到启蒙理性对古典传统的批判、解构是以人的丧失为代价。这一切唤醒了人们对理性的失误和对传统信仰的反思。思想家们试图通过休闲重新找到思考人的基点和中介形式，以寻求人的返朴归真。这也许就是休闲学缘起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
休闲学，是以人的休闲行为、休闲方式、休闲需求、休闲观念、休闲心理、休闲动机等为研究对象，探索休闲与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以及休闲与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相互关系。休闲学往往借鉴和采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理论工具，形成了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休闲行为学、休闲经济学、休闲心理学、休闲美学、休闲政治、休闲运动、休闲宗教学等。休闲学的核心观点是，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美国学者认为，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伦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标志。尽管当时凡勃伦试图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休闲与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但他又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新权贵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已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乐，“闲暇时常采用‘非物质的’，是准学究或准艺术的以及讨论各种事变的知识”。他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论述了宗教、美学、学术讨论与休闲的关系，分析了闲暇时间消费的各种形态和消费行为方式。
继凡勃伦之后，许多学者加入到休闲研究的行列，大批严肃的休闲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形成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又一剖面。这里我们先采撷其中几位对西方休闲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加以介绍。
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皮普尔在他这本仅几万言的书中，以深刻而精辟的语言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意义，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由空闲时间所决定，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休闲有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赠品”。皮普尔认为，人有了休闲并不是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否则，我们将毁灭自己。《休闲：文化的基础》自1952年问世以来，不仅对西方休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成了西方哲学思想的一面旗帜。
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现年已近百岁的莫德默·阿德勒，一生致力于教育，倡导“哲学走向每一个人”。他特别关注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指出了现代人忽视了休闲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批评人们忘记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曾教导我们的“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是的，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因此，他呼唤人们珍惜休闲、善待休闲。
荷兰著名学者约翰·赫伊津哈所著的《游戏的人》，同样是西方休闲学研究的一份重要文献。该书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人的文化进化的相关性，他认为，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游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这部书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美国心理学家席齐克森特米哈伊(M.Csikszentmihalyi)在其1982年发表的论文《建立最佳体验的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于1990年发表了对休闲心理学影响深远的专著《畅：最佳体验的心理学》。此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休闲体验的性质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畅”(flow)的概念，即“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体验。”“适当的”挑战指活动的难度与一个人所掌握的技能相适应，太难的活动会让人感到紧张和焦虑，而太容易的活动则会让人感到厌烦，都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休闲。这样，休闲从根本上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健康发展的内心体验，而不用什么外在标准界定的具体活动；体验“畅”的能力使人能超越“工作——休闲”的断然划分，从而不论在工作还是闲暇活动中都更能积极地去寻求最佳的心灵体验。
美国马里兰州大学的教授S.依索-赫拉(S.E.Iso-Ahola)是另一位对休闲心理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他于1980发表了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休闲与娱乐的社会心理学》，吸收了齐克森特米哈伊的一些思想，提出根据两个变量——自由选择与内在动机——把人们工作外的活动分为三个层次：自由选择程度较低、内在动机较弱的活动称为“必需的非工作活动”，有一定的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的活动是“自由时间的活动”，而具有高度的自由选择与很强的内在动机的活动，才是“休闲活动”。他指出休闲并非消极的无事闲着，而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为人们实现自我、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获得“畅”或“心醉神迷”(ecstasy)的心灵体验提供了机会。
还不能不提的另一个人物——美国众多哲学家中的一位——是查里斯·波瑞特比尔，其《挑战休闲》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部著作，在西方是公认的休闲学研究力著。该书指出，随着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我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没有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伦理。因此，他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集中讨论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关注休闲？这将意味着什么？休闲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休闲教育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它与人类的价值和情感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作者认为，只要我们勇于改变当下的价值观，我们就不仅能以欣然的心态去欣赏休闲，而且也能为有意义地享受休闲去设计生活的蓝图。十分不幸的是，作者英年早逝，享年仅51岁，让人扼腕。
近二三十年来，一大批有建树的休闲研究的学者脱颖而出。云南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休闲研究译丛》共五本书的作者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五本书中，《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通过对西方的休闲从在雅典城邦的出现直到它在当代的发展状况的考察，探索了休闲在人类思想史中的演变及其价值问题，提出了“探索与思考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模式，而是跨越多种模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女性休闲的问题，主要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借鉴了更广泛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方法，揭示女性与休闲的关系，涉及女性休闲的多个方面与层面。《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分析了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时代特点，预见到在稍后的10年，休闲的中心地位会得到加强，人的休闲概念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新的价值观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改变，将逐步转变为人对自身的改变。《你生命中的休闲》全书的视角集中于社会和个人生活两个层面，告诉我们：休闲是复杂而非简单的概念和现象；是人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休闲行为不止是寻找快乐，也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休闲学研究的兴起，其实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几千年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理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未来的路如何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显而易见，休闲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得对人的思考更具有针对性。无疑，它的兴起对哲学研究既是补充又是挑战。许多哲学家介入休闲学研究，表明了它与哲学的密不可分性，也表明了哲学家研究的新视角，更表明了哲学家的远见卓识。
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从事休闲研究的学者不仅在建立休闲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上取得很多成绩，而且还将休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实际问题，在休闲经济、休闲服务等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之所以有众多学者对休闲经济与休闲服务开展研究，这与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国家休闲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处于战后的经济繁荣之中，人们有较多、较好的就业机会，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改善，从而对休闲的需求也提高了。欧洲一些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也走上了经济增长的道路。同时，战后的人口生育高峰意味着社会对包括休闲服务在内的公益服务的需求在大幅度增长。各国政府在休闲服务领域也积极介入，以各种方式鼓励休闲产业的发展。
从60年代后期起，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减慢。休闲产业的发展随之也有所减缓，但业已形成很大规模，政府在休闲服务领域的介入也已很深。到了80年代，休闲生活已成为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休闲产业也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但在休闲服务的规划与管理上，仍缺乏很好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方法。在此背景下，很多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休闲经济与休闲服务，通过大量的研究，建立了一些对休闲服务业及政府的休闲政策颇有实用价值的分析、预测、规划和管理的方法。其中较为突出，已得到休闲服务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休闲研究和休闲项目的规划与管理上得到广泛应用的，有基于益效的管理(Benefit-Based Management，简称BBM)及由BBM进一步发展而成的休闲益效方法(Benefit Approach toLeisure，简称BAL)、休闲服务需求的预测方法、政府在发展休闲服务中作用的分析等。
BBM与BAL概念的提出者德莱德(B.Driver)，还极力将其理论应用到实践中。1989年，他与席莱尔(R.Schreyer)合作发表《休闲的益效》一文，首次提出休闲服务项目的管理不能只袭用其他领域的管理方法，而应多从一个休闲服务项目能给有关各方带来的益处着眼，从整体上对之进行规划和管理。此观点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人们认识到从休闲给人们带来的益处考虑问题也是进行休闲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于是提出了意义更为广泛的“休闲益效方法”，认为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对实际参与管理的人员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休闲学者、从事休闲教育的人以及制定休闲政策的政府部门都是一种重要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BAL将广义系统论的理论视角与现代管理和规划方法结合起来，指出传统的管理是着眼于休闲活动，以管理为目的，将重点放在建立休闲设施和推销休闲服务上，以用户的多少、项目收入的多少、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绿地面积与休闲设施的数量等数字作为评价一个项目的标准。如果把一个休闲项目视作是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话，传统的管理基本上只看到了输入系统的投资和维护所需的资本、项目管理人员及其技能、休闲设施及推销方法等因素。BAL代表的是一个思维范式的转变，它要人们先着眼于系统的输出，看我们希望一个项目能带来什么益处，然后再去考虑该如何规划和管理该项目，使之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的益处。
休闲预测(即预测未来人们对休闲服务的需求)方法的发展也与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休闲服务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当时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增长，再加上汽车的普及给人们进行户外活动提供的便利条件，社会对休闲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户外娱乐资源审察委员会(OutdoorRecreation ResourcesReview Commission，简称ORRRC)，对美国休闲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于1962年出版了资料丰富的《美国的户外娱乐》。一些学者利用这些资源提供的数据，建立了以一系列描述人口及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为自变量、休闲需求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用来定量地预测未来的休闲需求。这方面的研究以西彻蒂(C.J.Cicchetti)1973年发表的《预测美国未来的娱乐》较有代表性。这种模型不仅被用于后来美国各州的“户外娱乐规划”项目，而且被一些欧洲国家所采纳，用于其休闲服务的规划。
顺应这种变化，一些研究者致力于设计定性的休闲项目审核方法与休闲预测方法。在这一时期对休闲服务项目计划的审核中，SWOT方法，即对一个项目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其为人们提供的机会(Opportunities)及其对人或环境可能有的威胁(Threats)进行分析的方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政府在休闲领域的收缩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西方总体上福利国家都在进行收缩的一部分。20世纪30、40年代以来，西方在建立福利国家上作了很多努力，二战后的经济回升与繁荣使福利国家的范围更为扩大。但在70、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加拿大的道格拉斯与克莱恩均主张限制政府的功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少学者对政府以巨额财政赤字为代价发展福利国家的做法提出批评，指责福利国家为低效的运作，且干涉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压制了人们的自由，主张政府将公益服务设施私有化；较为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政府应完全退出公益服务领域，而放手让市场的运行来满足社会在这方面的需求。较为温和的观点，也认为政府应采取最低限干预的立场(the minimalistposition)，在公益性服务上不直接介入，而把建立服务标准、监视项目实施的情况及对项目运行中出现的不公平加以矫正作为自己主要的任务。
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完全退出公益服务领域。很多学者认为，政府将公益服务设施及项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下放到地方社区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完全不管这些设施和项目了。重要的是弄清政府在哪些方面应该行使自己的职能，在哪些方面又应让市场发挥作用和让地方采取主动。早在1982年，伯尔顿就著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此后又与格洛弗(T.D.Glover)合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框架。
根据伯尔顿等人的框架，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休闲服务领域可以扮演5种角色：①作为公共休闲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将公共休闲服务的运行与管理作为政府功能的一部分；②提供休闲服务，但对公共运行与管理保持一定距离，即在政府正常的机构外专门设立一些机构来管理有关设施与项目；③作为赋权者与协调者，选择一些非政府组织与机构来提供公共休闲服务，并在项目的运行、资源的分配上适当地做一些协调工作；④作为民间休闲服务的赞助者，对已在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休闲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给予一定的资助，鼓励它们继续运行；⑤做好有关休闲与休闲服务的立法和规范工作，以促进休闲服务的健康发展。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可以根据具体的休闲服务项目、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以及需要协调的各方面关系，灵活地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无须拘泥于一种定格的角色。
还有一部非常值得一提的书，是1999年出版的由杰克逊(E.Jackson)与伯尔顿主编的《休闲研究：21世纪的前景》。该书全面地对休闲研究在20世纪取得的成果，包括90年代以来的前沿性成果加以总结，并展望21世纪的发展。两位学者以5年之功，邀集了众多走在休闲研究前沿的学者为此书撰稿，使这部书确实成了一部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西方休闲学的书。
毋庸置疑，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和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我国距休闲时代还有一大段遥远的路，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1995年起实行5天工作制，1999年又实施春节、五一、十一3个长假日，我们已经有1/3的时间是在休闲中度过的。发展速度之快，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据我们所知，从学术的角度考察、研究休闲文化的概念、休闲与社会进化的关系，在我国已经起步，但是，还未引起学术部门(特别是文史哲)的关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规范的论证，诸如：休闲文化的历史渊源，在整个文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形态；休闲的文化价值和对人文关怀的意义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层面加以研究已有国家立项课题：我国休闲产业、休闲经济的划界和统计模型；休闲产业与经济结构、与消费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规划、劳动就业、劳动时间的关系及其对策的问题；转型期的我国城乡居民休闲时间的利用、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主观因素的变量关系的问题；休闲产业的相关社会条件支持系统在我国的现状、特点及趋势的问题；休闲产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比重的问题；休闲经济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的比重问题等等，都亟待有识之士去思考、探索。
无论如何，我们正进入国际休闲研究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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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uyi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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