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严格的哲学分析和论证方法来讨论和说明宗教信仰问题是有益的
2015/8/16 哲学园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

     【美】 阿尔文.普兰丁格 著

     邢滔滔 许向东 张国栋 梁 骏 译

     序 言

     赵敦华

     我认识普兰丁格是在1994年的“第一届中美哲学宗教学研讨会”上。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只是感觉到美方的代表对他特别尊重,他是第一位发表论文的主题演讲人。我记得他发言的内容是与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三位无神论的“怀疑大师”对话。美方的评论人认为他的发言是权威性的,从根本上解决了宗教信仰的合理性问题。这种推崇权威的做法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哲学界是罕见的。我当时很是不以为然,心想这一评价大概是言过其实了,一个人怎麽能解决西方思想界自17世纪以来的知识论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呢?自那以后,北大宗教学系每年都与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学会举行“哲学宗教学研讨会”,彼此交流的机会多了,相互理解也逐渐加深。我在学术交流中获益匪浅。我在博士阶段曾专攻英美分析哲学,后来又研究基督教哲学,我原以为这两个研究领域是不相关的,我在卢汶大学的导师卡洛斯.斯蒂尔在为我的那本《基督教哲学1500年》写的序言中也说,他对我从分析哲学转向基督教哲学的研究感到十分惊讶。在与美国基督教哲学家的交流中,我同样惊讶地发现,他们也都是从分析哲学转向基督教哲学的,说“转向”也许不贴切,因为他们认为用分析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基督教哲学是十分自然的,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隔阂。看来我们以前对分析哲学的看法停留在分析哲学的早期,对基督教哲学的看法则停留在康德时代。我们现在必须对这两大哲学潮流的走向做重新认识。

     哲学史家一般认为,康德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理性既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因此必须把理性与信仰分开。从康德的前提出发,法国著名哲学史家伯里哀(他于20年代出版的5卷本《哲学史》至今仍是最好的法文哲学史著作)首先提出来否定“基督教哲学”的理由。他指出,哲学属于理性知识的体系,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不相信任何经不起理性推敲的证据和意见;哲学的精神是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是在否定权威的、流行的、盲从的偏见和成见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的。另一方面,基督教是信仰体系,绝对相信天启、神迹和圣经的权威,理性仅起附属的、派生的、第二位的作用。虽然哲学家和基督徒都谈论上帝,但哲学家的上帝不同于亚伯拉罕的上帝。哲学与信仰应是两种独立的、平行的、在各自领域行使正当作用的体系。“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却混淆了哲学与信仰的区别,把两种根本不同的体系合并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全”,其结果是既损害了哲学的理性,又不利于基督教的信仰。在伯里哀否认基督教哲学的合法性的同时,英美哲学界也在否定信仰与理性结合。本世纪初兴起的分析哲学依据证实原则,否认宗教和道德命题的意义。大多数早期分析哲学家都认为,宗教信仰只是一种主观情感或体验,没有事实作为依据;表达信仰的命题不能被事实证实或证伪,因而没有意义,应从哲学的领域(其合法的任务和方法只是澄清语言的意义)驱逐出去。但是,半个世纪之后,分析哲学界却出现了一股回归基督教哲学的潮流;许多哲学家用当初被用来反对基督教哲学的分析哲学的方式来从事基督教哲学。他们组成了“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s),从属于“美国哲学学会”,现有成员一千多人。《信仰与哲学》(Eauh ond Philosophy)是他们的会刊。

     提到美国的基督教哲学,不能不提普兰丁格。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1932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安阿伯镇(Ann Arbor)。在加尔文学院接受大学教育,1958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又在韦恩(Wayne)州立大学和加尔文学院哲学系任教,1982年起在圣母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普兰丁格用英美哲学界主流思想分析哲学研究基督教哲学,1965年,他把模态逻辑引进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弥补康德所指出的该证明混淆了“是”和“存在”的理论缺陷。这项研究改变了二百年来哲学界中的一个定论,即:“康德永远推翻了本体论证明”。从那时起,普兰丁格发表了7部关于基督教哲学的著作,发表了110多篇论文。由于他的努力和影响,分析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这两个原来互不相容的领域被成功地“嫁接”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之后,普兰丁格接连发表了三部著作:《保证:当前的争论》,《保证与恰当功能》,以及《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这三部著作都谈“保证”(warrant),在美国哲学界掀起了一股“保证”热。参加“中美哲学宗教学研讨会”的美国哲学家满口“warrant”,中国人开始不知所云,连翻译都有困难。这是因为我们对人家的理论背景还不熟悉。普兰丁格的分析哲学风格主要表现于方法和主题,他使用逻辑分析和命题语义分析的方法,讨论知识论的主题。翻开分析哲学的知识论教科书,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关于知识的定义:知识是被证实的真信念(knowledge is the verified true belief)。知识的三要素依次为:“信念”(首先要相信,才能知道),“真”(其次要相信所知的为真的),“证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证实所信的真信念)。在知识的三要素中,分析哲学家对“证实”的概念争论最多。“证实”原来自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但学派成员对“证实”的标准也有“硬”的证实和“软”的证实的分歧,卡尔纳普于是提出用“确证”(confirmaton)代替“证实”(verification)。波普提出用“证伪”(falsitication)代替“证实”,用“确认”(corrobora-tion)代替“确证”。最近达米特提出用“证明”(justification)代替所有这些术语。达米特所说的“证明”标准很广泛,既包括严格的数学逻辑证明,也包括经验归纳的证明,总之,凡是有效的证据都可以算作证明。但什么是“有效性”,什么是“根据”或“证据”?对这些问题又有很多争论。普兰丁格所谓的“保证”是由“合适的功能”(proper function)来保证。“保证”有四条标准:(1)产生一个信念的认识能力是合适的;(2)认识环境也是合适的;(3)这种认识能力的自然的目的是产生正确的信念;(4)这一信念为真的或然性较高。满足了这四条标准的信念就是有保证的。这四条标准全面地概括了知识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可以解决知识论中长期以来的争论问题。当然,普兰丁格不只谈“知识”的一个要素,另外两个要素:“信念”和“真”也是他关注的主题。他在批判近代以来知识论中的“基础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代替传统真理观的“合理性”的学说。他对“信念”的分析和分类也极有系统性,他所主张的“阿奎那/加尔文模型(Aquinas/Calvin Model,简称A/C模式)”就是一个有保证的真信念体系。

     通过近十年的“中美哲学宗教学研讨会”的交流,我们已经大致理解了以普兰丁格为代表的美国基督教哲学思想,并与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用严格的哲学分析和论证方法来讨论和说明宗教信仰问题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把信仰限制在主观体验、甚至极为隐私的神秘体验的范围之中,就不可能有普世的宗教和宗教文化,不可能有宗教间的对话,宗教思想也不可能与其他思想(如科学。哲学的思想)展开对话,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就会大大减弱。普兰丁格提倡的“改革宗知识论”实际上是符合现代哲学理性的宗教观,它可以、而且应当能够促进宗教间对话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话(包括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话)。但是,普兰丁格本人在宗教对话问题上却持“排斥论”(exclusivism)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赞成他的。我认为“排斥论’与他所主张的现代理性宗教观是不一致的。看到普兰丁格思想中的不一致之处并不妨碍我们理解他的基本观点、理性精神和分析说理的方法。我相信,中国读者从普兰丁格的著作中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因素,从中也能得到批判性、创新性的思想的启发。

     2001年,我和邢滔滔博士到芝加哥出席一个学术会议,顺便访问了圣母大学。普兰丁格虽然在度假,仍然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赠送给我们刚出版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一书,他说这可能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带有总结性,他自己比较满意,而且适合较多的读者阅读。我们读完之后,觉得他的自我评价是正确的。本书广泛地涉及了近代和现当代的知识论理论,对他以前的著作做了明晰的梳理,而且提出了前所未见的新观点,行文中也没有那么多的逻辑符号和专业化的论证。当然,深刻的哲学著作总是有难度的,不能说这本书通俗易懂,只能说它在普兰丁格著作中可读性比较高。但没有对普兰丁格思想的整体把握,是无法理解这本书的,也根本谈不上合格的翻译。好在本书的几个译者对普兰丁格的思想都有专门研究。邢滔滔博士为翻译此书专门在圣母大学做了一年的研究,他承担了前言与第一部分的翻译,并统校了全书;徐向东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上学时即已熟悉普兰丁格的著作,他翻译了第二部分;梁骏和张国栋一面以普兰丁格思想为题做博士论文,一面承担翻译工作,梁骏翻译了第四部分的第11、12和13章,张国栋则翻译了全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第14章。由于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翻译这样一本与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有很大隔阂的著作,翻译要达到“信、达、雅”程度,实属不易。我应该向本书的译者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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