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普世
2015/8/20 哲学园
转载自平中要老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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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主义可以视作西方唯理性主义的源头，或者说是形而上学的源头，如果说笛卡尔的努力使得形而上学走进了一个新阶段，那么，康德哲学以及未来的德国哲学无疑是这一形上哲学阶段的领跑者。
形上哲学或者说唯理性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关系值得思考，从我的经验来看，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我也并非想指认这种关系；但是，形上学中所蕴含的普世向度倒是值得一观。
柏拉图的“理念说”，如果粗暴地简化，可以认为物质世界是“理念”的复制品，“理念”是世界的本原，其自身也是完善的和绝对的。
如果说柏拉图主义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这种“理念”被用来形容上帝，可谓水到渠成。【从某种意义上，基督教中的普世主义，与柏拉图主义有着不容否认的联系。】在我看来，柏拉图主义有着普世主义的倾向无疑，但是，这种普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种普世隶属于柏拉图体系本身。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在拒绝柏拉图体系的同时，却保留它的普世向度。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柏拉图主义中的普世向度，的确有些牵强。而这也提醒我们，形上哲学体系中的诸向度，在从原体系中挪移出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可能就扩大了原有概念的外延，比如上面提到的“普世”。
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是对欧陆唯理性主义的参照甚至极好的解毒剂，它的存在至少提醒着人们：形上哲学可以视作是建立在演绎法上的学科，而演绎法也只是诸多思想方法的一种，其本身的工具价值有着自身无法逾越的限制。
很显然，作为德国哲学的一干旗手并不这么认为，康德自以为破除了休谟的怀疑论，至少说明，康德无法理解经验主义诞生的历史情境，更无法理解，哲学作为文明发展的标注，在不同的宪制环境中所产生的变化。如果康德对此是无知，那么，黑格尔则是自认为有知的无知。他真诚的“有知”对于自身的无知则是一无所知。他的历史哲学是这方面的最佳体现，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的哲学对于德意志宪制建设的无意识反映比他自觉流露的还要多。在我看来，如果他能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著作要通俗易懂得多，而且其在历史上的建树绝不逊于哲学上的。
如果说康德以降的德国哲学在构造一个严密的形上学体系，并且，无疑这些形上体系有着普世的倾向，那么，除了在哲学领域外，其“普世”的范围也仅仅限于德意志，甚至更小的区域。而这个时候，英帝国已经是七海之主，对于德国哲学的普世主义，经验主义者们是并不在意的。在我看来，经验主义者将唯理性主义中的普世向度理解为一种地方主义或者说特殊主义，倒是接近历史的事实。
实际上，在德国有两种思潮一直影响着自身的宪制建设，一种是普世主义的，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其精神源头来自神圣帝国；另一种是地方主义的，其源头来自民族国家的诱惑。而无论两者中的哪一个，都没有为德国宪制的走向提供更安全的支持。
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普世？至少要区别普遍和普世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客观标准，如果说民主制度正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建立，这是普遍；而后者则体现为一种价值，假如这世界上再无民主制度存在，而民主依然是一种普世价值。对于这一点，恐怕有人不会同意。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历史，大概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理解，如果弱肉强食是一种普世价值，那么只能说产生这一想法的环境仍旧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
但是，究竟什么价值才是普世的？我的理解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将自身价值自动变成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普世价值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地方主义或特殊价值。大英帝国的普世价值区别于美国的，虽然在各自的领导时代，两者都是当时的普世价值。
于是，也可以这样认为，经验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今天的普世主义路径，倒不如与世界格局的转变路径互相参照，经验主义是如何从一个岛国的特殊价值，逐渐成为今天的世界格局基础的。而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哲学的胜利，不如说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所铸造的。完全可以想象，假如纳粹德国取得二战的胜利，那么，今天一定是唯理性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世界格局，虽然，我们很难想象那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奥威尔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俗的标准。
如果说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对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有所反省，那么，它就应该清楚，天命的倾斜远远胜过自身的谋划；而自由主义的对手——唯理性主义，将是极权主义当仁不让的代言人——无论唯理性主义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今天的自由主义保持清醒，那么，就会将理论的疆域锁定在民主世界范围内——这样至少不会犯低级的错误，而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对于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才适用宽容的原则，比如对左派理论的宽容。至于在民主世界之外，自由从来是有代价的，不应被所有人忘记。
也许，哈耶克一代对自由主义的天命有着更加切身的体会，而这种理解，在后来一代那里就薄弱得多。事实也是如此，哈耶克一代世界格局尚在逐鹿之中；而二战之后格局已定，争论无非细枝末节。换句话说，哈耶克绝不会从康德那里寻找源头，而罗尔斯就会这么做。【这也就是我推崇哈耶克，而看轻罗尔斯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耶克的时代，自由主义的敌人是实实在在；而到了罗尔斯的时代，自由主义者大概只有在热战与冷战中才能看见敌人模糊的影子——而那绝非理论家所能应付的事情。
也许，观看自由主义尚未成为普世价值之前的历史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由主义，虽然，身在自由之外的人群，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往往在不必着力的地方盘桓太久，而在汲汲之处又视而不见、弃如敝履，这并非理解力的问题，而是在超出自身经验之外的地方，若非信仰一般的情感，则无门而入，至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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