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蒲丰的中国梦
2015/9/3 哲学园

     法国，一个浪漫又文风鼎盛的国家，有出色的建筑，美术，和醉人的葡萄酒闻名于世。这样一个Δι?νυσο?(酒神)国度，自然能孕育出许多优秀的诗人，画家和哲学家。

     然而这个国家的长期封建，专制，中间虽有路易十四这种丰功伟业君主，最终仍难逃覆败命运。而推讨这个王权国家的最重要力量，竟源自两个文人的笔墨。据说路易十六曾这样对亲近的人说过，他的王朝垮于伏尔泰和卢梭的两支笔上。事实上，法国大革命能力经久远，即被高压恐怖统治，仍能毅然的走向民主共和，和启蒙哲学家们的努力，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伏尔泰，及卢梭们的民主，人权理论，和对英国民主文化，及社会的攀慕，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这也是罗伯斯比们最后不得不失败的主要因素。虽然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真正显彰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经过长期的革命洗礼的法国，专制和恐怖政治，终于在法国寿终正寝。反观，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过短暂而且璀璨的魏玛共和，但终究躲不过专制的复辟，并酿成后来的世界灾难。

     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亚大国，中国专制王朝，走到大清，已是腐败至极了。但一个封闭自固的国家，缺乏宽阔的人文胸怀，终究是没能产生有深远影响力的哲学家，如同伏尔泰和卢梭，蒲丰等大师，有能力把中国社会，从专制封建泥沼中，渡过到民主国家当中。西方哲学，在清末的中国社会，依旧是夷狄之学。中国的学术，在当时无法和西方哲学融乳再一起，或透过重组得到新的生命。这点可以从谭嗣同的论着中得到明证。谭嗣同心中，依旧是以儒家仁学做为他的政治哲学中心目标。但问题是，这种经过政治力长期渗透的奴才化教喻，已偏离儒学的个人生命价值的自我完成这种个人主体性质，参杂太多国族同化情感，早已和民主宪政背道而驰。

     台湾教授南嘉生曾说，中国是个封建意识浓烈的国家。至今仍有不少华人，虽然身处于民主国家之中，仍然坚持着中国必须维持威权统治，以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宁之用，而其中包含着国土的完整性，是他们对专制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对自我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尊严，社会安全感，都无法脱离国族而存在。这种缺稀个人生命价值意义，没有个人生存安全感的心理恐慌，正是专制长期洗脑的结果。而长期久处封建国度的中国人，本身的惯性文化，以是从文字根深蒂固到精神骨髓细胞里去了。期待这样半吊子的人文和宪政启蒙，结果是一事无成。

     对于这样的僵化封闭式的“法儒封闭伦理社会”，唯一的改变方式是启蒙，因此有了陈独秀的所谓国民性改造。然而陈独秀的国民性社会改造，本身却是个透过包装，精心设计的政治算计，陈的真正目的是在于引进马恩学说。

     可惜的是，陈独秀依旧对马恩哲学一知半解，马恩的共产主义本身，是希望透过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革命去建造一个没有国族，人人自由的原始共产社会。这种去国族化的浪漫情怀，深深的吸引不少欧洲夙有名望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沙特，普鲁东等等都是。这也是法西斯主义何以能被部分哲学家们认同以武力和独裁去建构这样一个无国界社会。如同希特勒发动二次世界大战，能赢得奥地利，匈牙利等等国家支持的重大原因。然而以当时语境下的陈独秀是不可能这样深入的，国族荣光依旧是陈独秀心中挥之不去的大国梦。国民性改造，和民主宪政主要目的不适个人的解放，而是富国强兵的抢国之道，因此，我们可以知道，陈独秀等的国民性改造，和所谓的民主宪政理论是如何可笑了。

     由此可知，中国民主宪政之路，走的早已是不可能成功之路。职言之，民主宪政中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人格的建构主体性质及多元化社会，在中国从清末迄今一直缺位。政治家汲汲营营的是东亚雄风，世界强权，被畏忌及尊重的中国，而非民主而多元化的中国。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预言，一个缺稀卢梭，伏尔泰，莱布尼兹，等的国家，除了依旧强国强兵的国族荣光，举国同志化和到处充斥着国族仇恨的民粹，阶级彼此憎恨外，是看不到什么是民主宪政和民主化的春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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