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决：道金斯与古尔德---最适者生存
2015/11/2 哲学园
金姆.斯特莱尔尼著
拾柒年蝉译
观点的冲突
普通科学和特殊的生物学为争得它公正的一份待遇而发生争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英国的两位伟大的生物学家，J.B.S. Haldane 和 R.A Fisher长期不和，严重到以至他们的学生(John Maynard Smith 告诉我)都几乎不能互相交谈。但相对于生物分类学中遗传分类学家和他们的对手们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争斗---声名狼藉地同等程度地使用不理智的言语和谩骂---他们的行为都还算文明。通常这些争论或多或少地都限于内部，因为对争论焦点感兴趣的经常都是些相关的人。除分类学家以外，几乎没有人对果蝇subobscura有根有据的分类原理感兴趣。但有时这些争论泄露出去公开了。道金斯和古尔德在进化论上有不同观点，他们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已经从事于一项日益公众化、日益引起争端的交流。
乍看之下，这个交流的热点是令人迷惑的。因为道金斯与古尔德在众多事情上有相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所有生命，包扩人类，都是从一个或少数几个祖先经过超过40亿年的演化而来的，这些共同的祖先从它们的至关重要的关联性来看大概类似于活的细菌。他们同意这个进化进程完全是自然的；没有神手也没有幽灵推动了这个进程由此及彼。他们赞同偶然性在决定生命舞台的角色分派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没有任何关于人类或任何类似人类的事情的出现是必然的：伟大的演化机器没有目标或目的。但他们也同意演化以及演化的变化也不仅仅只是象中彩那样的过程。自然选择也是如此。生命形式的任何个体，都会有变异。其中的一些优良合适的变异比其他的变异更占有优势条件。所以他们将有更好的机会将这些与众不同的特性遗传给下一代。[1]
自然选择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里的最伟大发现之一。如果一个生物群体从一种变化到另一种；如果群体中成员的适应性相互不一致，那么其中一位比另一位就更有可能生育她的子女以延续下一代；如果那些差异是趋向可遗传的，那么，较能适应的生物的子女就可以分享她的特殊的特性，则群体由于自然选择而进化。澳大利亚由于拥有毒蛇而闻名，其中一种叫Taipan(澳大利亚北部的一种毒蛇)的蛇毒性最为厉害。让我们考察一下是通过什么途径形成这令人难忘的致命毒性的机制的。如果Taipan这个群体在毒液的毒性上是不同的；如果毒性更强的蛇比毒性较弱的蛇更能生存和繁殖，那么，假以时日，Taipan将进化出更毒的毒液。古尔德和道金斯都同意那些复杂功能的演化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如人的视觉、蝙蝠的回声定位能力、或毒蛇毒倒猎物的能力。并且，他们都赞同，对于人类来说，自然选择是缓慢的，必须经历许多世代。细菌和其它一些单细胞生物则演化神速，这就是为什么抗药性的出现总是快过于药物的发明。但是，对于很大一部分生物，变化是缓慢的，重要的有意义的改变需要好几万年才能形成。
适应的变化依赖于累积的选择。每一代比它前一代仅有轻微的不同。或许很偶然地，某个大量的演变出现在一代中，其结果是一个大的突变。但生物的此部分是脆弱地精确地相互传递的，所以，几乎大部分这些随机的变化是失败的。在马的头上加对角看起来似乎为它提供了一种防御武器，但没有头骨和颈脖来支 撑额外的重量，这对角就不仅没有用处反而是有害的了。所以，古尔德和道金斯都同意，大量单一的变化一定是很少见的。适应创造的一般历史是一个漫长时期内的微小的变化而不是短期内的大量的变化。
然而，道金斯和古尔德在进化的本质上有着激烈的冲突。在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的两篇家喻户晓的文章中，古尔德尖刻地评论《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niel Dennett的著作，一位才华横溢的道金斯的盟友。1997年中，气氛有所缓和，但在进化方面也没有什么让人称道的交流，因为他们都在相互反思最近的创作。[2]
道金斯和古尔德在进化生物学上代表了不同的智慧和国家传统。道金斯的博士导师Niko Tinbergen,是动物行为学共同创始人之一。动物行为学的目的在于搞清楚特殊行为模式的适应的意义。所以，道金斯的知识背景使他对适应性问题非常敏感；即适应性行为是如何在世系中演化以及在个体中发展的。相反，古尔德是一位古生物学家。他的导师是才华出众但也是出了名地坏脾气的George Gaylord Simpson。如果存在动物的能力和对它的环境的要求之间这样的关联匹配，那么，这种匹配在化石中观察到的比在活的生物中观察到的总要少些。化石给你较少的关于动物及其生活环境的信息。所以，这样的想象总是引人入胜的：也许他们的分歧是把同一事物放在聚光灯下，由各自历史的学科的视角来看被放大了，而事实上他们争论的激烈程度远没有那么深。我认为这样的猜想是错误的，本书的目标正是要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除去他们相同的重要的观点，他们的冲突在进化生物学上依然是极其不同的两种代表。
对道金斯来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适应---适应性，或良好的设计---是进化生物学必须解释的核心问题。他被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深感震撼：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创造，复杂的适应性结构的存在是如何可能的？他认为，自然选择是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回答。自然选择是唯一能制造出如此复杂、多适应性的、几乎不可能的结构的自然机器。所以自然选择在进化论解释中扮演了唯一重要的的角色。[3]
此外，道金斯最为著名的观点是：基因世系的历史是进化的基本历史。基因的分子生物学---对它们的行为，相互作用以及繁殖所作的化学描述---到了无以复加的复杂程度。但幸运的是，道金斯并没有允许自己陷入这个困境，我们可以跟着他的引导。他认为生命进化舞台上有效的动因恰恰是要持续一个超长的时期，因为适应性的创造要求漫长岁月的微小变化。所以选择的目标是持续许多世代的基因世系。基因世系也只有基因世系满足这个条件。基因是可以被复制的：存在这样的机制，将我的基因复制给我的女儿；那些相同的机制能够将这些相同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所以，基因形成了同一拷贝的世系。这些世系可以深深地隐藏在时间当中。你的基因也许分享了酵母菌和其它单细胞生物的基因；这些生物已经单独进化了几十亿年。或许除非这些生物克隆自己，否则决不会形成同一拷贝的基因世系。繁殖并不是拷贝。我的女儿并不是我的拷贝。一个生物在最后显线出他的生命。但一个生物的基因可以是不显现的。如果那个生物或一个近亲携带相同的互补的基因而繁殖，于是生物基因的拷贝将持续下去。它们可以这样做许多世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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