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也谈国民性-替鲁迅说二句
2015/11/6 哲学园

     也谈国民性-替鲁迅说二句

     斯伟江

     昨天看到吾友张雪忠谈国民性的文章,批判鲁迅柏杨等,颇受激发,我这篇文章,不是来辩论或者商榷的,只是想把我理解的鲁迅等的国民性说一下。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抽象的中国人,所以,谈中国人的国民性,只能说把现实生活中,很多中国人的一些特性加到某一个虚构的人身上。就如慕容雪村兄的《原谅我红尘颠倒》里的那个律师,基本上集所有律师的恶于一身,非常深刻。鲁迅写的阿Q也是如此,把一些中国绍兴农村的人的某些共同的特征,写到一个虚构的人身上。我想作家谈的国民性,和我们很多人口头禅上,我们中国人就XXX,或者美国人就XXX,实际上是一种归纳,未必完全对,但你可以在一些中国人,或者主流中国人身上找到一些对应点。

     所谓这些国民性批判,实际上指的是影响国民的文化,柏杨说的酱缸文化。而一谈到文化,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这个观点,想必很多人都同意,包括我。政治对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文化对政治也有很大的影响,文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经济也一样对文化有影响。马克思韦伯的《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也是一种观点,未必是正确的,如果减一档,说清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有很重要的因素,恐怕批判会少一些。我国现在的文化颇为多元化,但在民国期间,文化,至少农场的文化,基本上就是受政治改造的儒释道的三教和其衍生出来的亚文化,及所谓潜规则。不用说儒家,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基本上为君主所用,稍微可以约束一下君主的,从道不从君,到了相权没落的明朝,作用不大。佛教从沙门不敬王者,到培养政治合格的和尚的中间,早就中国化了。明朝的皇帝自己出身沙门,对佛教控制极为严格,道教是神仙之教,在明朝也没少折腾,严嵩父子据以得到皇帝垂青所写的青词,据说就是道教的祷告词。所谓,政治影响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影响下的文化,可谓流毒深远。贺卫方老师将其作为阻碍中国法治化的一个因素,也没有错。当然,没有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政治改造文化的当下的一例,如超女比赛,原先是普选制,后来就被叫停,因为,这种手机投票的文化,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百姓,既然超女可以投票,为什么政治超男不可以?所以,你看现在的选秀节目,都改成几个导师、元老,决定谁胜出,多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政治合法性的文化映像。

     既然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抽象的美国人、中国人、俄国人,为什么学者们那么热衷于研究文化?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汗尼的两句话最明智:“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其决定因素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是文化免于沉沦”。他认为,同样是儒学文化为主,新加坡李光耀在反腐败成功,是政治改变了文化,使之免于沉沦。倒过来,当然,政治也可以使文化沉沦。

     中国儒家自孟子开始到程朱理学,其中一个核心就是性善论,和佛教的人人都有佛性一样,人皆可以成为尧舜,毛泽东的词中也讲:六亿神州皆尧舜。皆认为人性本善,可以通过自我改造,从而内圣外王。这实际上导致明君崇拜,清官期望,皇帝是清的,莫不是现在的国民中很多人的想法,当代鲁迅如果写成所谓的国民性,恐怕也算反映社会现实。当然,性善论和佛性论也会让统治者觉得,我如此良善,你们还有什么不满呢?所以,才会有周总理如何简朴,毛主席不吃红烧肉之类的修身养性,止于至善。

     柏杨的书也差不多,把中国文化中恶劣的一面给写出来,其目的,无非也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但是,这些文章,如同所有文化批评一样,往往会被回一句,你自己又如何?外国又好到哪里去呢?我了解外国不多,记得张灏先生曾出过一本书《幽暗意识和民主传统》,其核心思想在其访谈中也有:

     “幽暗意识就是要从权祸的经验里,吸取对权力的解决办法。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警觉性的自由主义,一种是理想性的自由主义。警觉性的自由主义是起码的,美国宪法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非常有远见的思想人物看到权力的问题非常严重,人性的阴暗面一旦碰上权和钱,人一定堕落,没有话讲。专制政权执政多年,里面一定是乌七八糟的。鲁迅不是讲过吗,人一阔脸就变。何况大权独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当年受到莱努·尼布尔的影响,他是基督徒,基督教有些地方是很厉害的,把人看透了,一个因素是“文革”发生的很多事情使我很困惑。另外一个因素,我接触到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尼布尔的思想。“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需。”这句话发人猛醒。这是他对人性的双重观察。一方面,人有上帝给我们的良知,因此每个人都是可贵的,我们才能做好事情。可是人性中还有一些阴暗面,因此民主是必需的。”(http://news.sina.com.cn/c/2011-04-22/102322339789.shtml )

     基督教讲罪很多,没有一个义人,当然包括统治者,而且,基督教和儒家的区别是,靠自己的努力是无法得救的,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基督教如加尔文认为,君王与上帝有约,必须按照公义统治国家,人民与上帝有约,须服从政府命令。执政者若破坏这种公约,人民对政府就无服从的义务。政府的命令若与上帝对人的良心要求冲突,他就允许人民不服从那种政令。他不仅允许下级地方官吏抗拒君王的暴政,而且吩咐他们如此行。所以后来加尔文教派的人很自然以人民所选举的代表为地方的长官,乃至发展处他们能够对政府持批评态度,无需对任何一种政府都秉着良心去输无限的忠诚,却只对设立政府的根本原则持尊崇的态度而已。( 尼布尔的《人的本性和命运》宗教文化出版社页380-381)其实,我国儒分八家,其中荀子的性恶论,也很深刻,但是,因为不符合专制的利益,所以,当然不会被弘扬。你想想,你若批评皇帝性恶,岂不知比妄议还要严重?

     专制文化不会导致一个实现不了民主,但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拦路虎,也可以让民主有形式,无实质。危地马拉的社会学家贝尔多纳阿雷瓦洛说,我们有民主的硬件,但软件却是集权主义。日本虽然民主形式和德国差不多,但其大佬密室政治的文化显然没有消失。(见塞缪尔亨廷顿编《文化的重要作用》)

     柏杨和鲁迅很少谈及文化的正面因素,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反传统的,胡适所谓只手打到孔家店,这点恐怕现在看来,也是过激的,谁也没有本事把传统一扫而光,不管是坏的还是好的。以前汉学家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已经在博物馆,已经死亡,对此,史华慈教授的说法认为,儒家文化在图书馆,随时复活。如今看来,恐怕儒家文化一直活着。没有一种新文化能脱离土壤而生。中国传统文化也并无一无是处,中国人的勤劳、节俭、谦让,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重视教育恐怕也是一个好的传统,但中国确实需要从传统专制化了的政治文化中走出来。鲁迅和柏杨说的很多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但不妨碍我们自身反思。

     道格拉斯诺斯(诺奖获得者)谈到美洲的前英殖民地和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不同演变:

     “在前英国殖民地,形成了一种体制架构,他允许人民之间的交往不以个人关系为转移,这种复杂的交往是政治稳定所必需的,而且能抓住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前西班牙殖民地,个人关系仍是许多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的关键。这种关系源自不断演变的体制架构,这种架构既产生不了政治稳定,也补允许始终如一第十项现代技术的潜力”(Douglass C.North Ins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人是靠不住的,制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人性中当然有良善的一面,但如果没有内心中上帝的制约,外在法律和权力制衡的影响,绝对的权力就导致绝对的腐败。但随着文化多元化,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影响等,谁也无法说,中国的文化就一定会导致无法民主化。如张雪忠经常说X,(一位经常认为中国文化劣根性所以无法走向民主的人),说,这么一篇劣根性严重的土壤里,怎么就长出了你这么一个清新脱俗的人呢。但我们必须警惕文化中的不良的一面,盲目乐观地认为,一旦XX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体制浸润多年的袁世凯等,确实不习惯新的规矩,袁世凯称帝,不仅仅是野心膨胀,恐怕也有文化因素。如果新体制内的大部分官僚,仍沾染专制文化的恶习,最终,恐怕硬件的归硬件,软件依然起决定作用。

     “文化价值观是会变化的,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变化缓慢”。(见前亨氏《文化的重要作用》页39)。

     塑造推进传统专制文化的机器依然强大,王朝剧可以一直播,但《走向共和》就不能再播。那麦克法夸尔不是说,喊XX就是一种儒家文化嘛。如果没有推手,这种说法,也不会如此普遍。从这个角度来说,批判传统文化中不良的一面,依然任重道远。

     如同《国富国穷》的作者戴维兰德斯说,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对文化提批评是会得罪人的,会伤人感情和自尊心。对一个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而已,如今,民族主义盛行,经济又发展得不错,这种情况下,再谈鲁迅,再批旧文化,似乎已经过时了!鲁迅笔下虽然冷峻,但如果仔细体会,他其实是一颗火热的心,因为,他也是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写作,如同当下的一些批评者一样。经济发展了,文化多元了,也会增加自信,但也需要更谦卑地去直面、反思依然存在的问题。

     以俄国为例,市场改革后,依然有很多人怀念铁饭碗,担心市场的变幻无常,或者说怀念贫穷中的平等,这一心态是世界各地的农民文化所共有的。俄国有个笑话说,农民伊凡妒忌邻居鲍里斯因为鲍里斯有一只山羊,一位仙女降临,向伊凡说,可以帮助他满足一个愿望。伊凡的愿望是什么呢?伊凡的愿望是,赶快让鲍里斯的山羊死掉。幸好,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这么想。(亨氏《文化的重要作用》也)。

     幸好,现在,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长一样。国门打开后,文化碰撞带来的更新、多元,经济交流带来的规则改变,都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但,也不能忘记,幽暗根植于每一个人心中,对此,必须有所警惕,有所敬畏。一个良好的国家和民族,其文化必定建立在自由、宽容和仁爱之上。对鲁迅而言,他曾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怪不得不长寿!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哲学园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