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到 ISIS
2015/11/24 哲学园

     来源:共识网

     作者:诺曼·马尼亚 著

     翻译:吴万伟

     在这些自封的安拉使者鼓吹的“攻击性殉道”与苏格拉底和耶稣的这种和平的、不伤人的殉道之间存在着深不可测的鸿沟。

     ---《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简评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在《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中写道:“我以从前没有尝试过的方式审视哲学家濒临死亡的身体作为其思想的试验场。”这是通过探讨人类生存的重要主题进行的一场激动人心的精神之旅和对人类对生存历史的一种解读。

     本书探讨了一组杰出的重要思想家(苏格拉底、乔尔丹诺·布鲁诺、托马斯·莫尔、让·帕托什卡(Jan Pato?ka)等人)直到最后都在承诺于为其哲学辩护,他们的哲学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主要作为一种证明其真实可信的生活方式(生活艺术),事实上也是死亡方式(死亡艺术)。 如果我们同意阿尔贝·加缪的说法,即自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也将接受死亡是人类的基本问题,而不能仅仅考虑人类存在问题。

     “为理念而死”尤其是在现代意味着终生都在进行中的工作。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认为人是“本性不确定的”生物,这让上帝允许其成为:

     我们让你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既不是凡人也不是神仙。就好像你是自己的制造者和塑造者那样,你可以利用选择的自由和荣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我。你有权堕落成更低级的生物或变成野兽。你也有权基于灵魂的判断再生为更高级的生物,即变成神。

     因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位“照顾自己”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可以被视为没有神秘光环的“旧约先知”,仍然是西方思想的主要来源和对他的时代以及我们当今时代的“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贫困”的城市的伟大挑战者。

     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作品,苏格拉底是通过他的门徒色诺芬、柏拉图而被人知晓的,据说他是一个通过持续不断的质疑而促进无休止的真理探索的人。“苏格拉底问答法”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

     耶稣除了相信自己的存在和思考的完整性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信仰,不服从任何神秘的超级力量。像耶稣一样,苏格拉底也相信哲学应该为了社会的幸福取得实际的结果。他500名雅典法官中的280名判处死刑,当时的雅典刚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人打败,正处于羞辱和沮丧的时期。

     自称无知和困惑,他不停地向政治和知识精英以及普通人提问,挑战有关荣誉、财富和美丽的传统智慧以达到更加有效性和一致性的真理——摆脱偏见和习惯困扰的真理。他拒绝与法官和自己达成妥协,认定哲学不仅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考和死亡的方式。

     其实,正如伏尔泰所说:他的死是“哲学的典范。”牺牲性的死亡比死亡本身更强大。他为自己的理念而死,把死亡视为灵魂从身体的束缚中获得释放。

     苏格拉底的后裔持续不断地为我们留下开放式的辩论,在2012年5月最近的希腊危机以及这次在当今脆弱的雅典中,一个由法官和律师组成的国际小组在模拟重审中均投票以5:5的比分判处他徒刑:虽然模棱两可,却足以避免了死刑。

     蒙田认为哲学家是死亡的“学徒”;哲学家不仅仅是人生的导师,总是为自己准备一种有意义的存在,而且也在为有意义的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结局做准备。

     我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这些殉道者哲学是如此坚定地承诺于为其理念而死,坚信自己的真理。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后代(像伽利略做的那样),并留给未来来证明,而不必做出如此极端的证明和最后牺牲?

     本书当然是对最高尚的同时也是毫无用处的思考职业的称赞,是对道德正直的推崇。

     因为这种内容丰富的死亡主题和为某个理由而死亡作为研究的核心,作者布拉达坦考察了完全打破偶像的保罗·路易·兰兹伯格的例子,他反对海德格尔对死亡的热情称赞,反对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宣扬极端政治和宗教思想的病态宣传运动。

     布拉达坦写道,兰兹伯格有关基督教经验的著作和教导是“死亡中有一些深刻的异国风味的内容”:

     定义我们的不是海德格尔想让我们相信的那种必死性,而是我们对绝对性的渴望。如果进一步深入挖掘人的生存条件,我们遭遇的不是虚无而是超越自我的原始冲动。这种确认自我的行为构成了我们的生存条件,它总是强迫我们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在每个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人那里,我们都能找到对这种“寻求自我实现的独特元素”的确认,这种确认“涉及到突破时间边界的趋势。

     在兰兹伯格看来,苏格拉底的自杀是其辉煌的“维护尊严的行为”,是拥有自己的奖励的行为,是一系列殉道行为的组成部分,如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布鲁诺、被残忍肢解的希帕提娅(亚历山大城柏拉图学校的异教徒校长)或在共产党警察长时间审讯后死掉的帕托什卡等。所有这些案例都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和强有力的方式打破了“哲学作为严格学术活动可能造成的僵局。”

     这种牺牲不是归因于对死亡或者其黑暗的辐射和不可战胜的霸权的赞美而是在面对其悲惨结局时保持宁静和自信,对人性价值的英勇信念。

     布拉达坦写道:

     像海德格尔这样以死亡为中心的哲学并没有给你了解任何东西的机会。虽然他没有使用“虚无主义”这个词,但兰兹伯格近乎称这种哲学是“虚无主义”。他说:“死亡被看作终极性的东西,身体死亡被看作对我们存在的全盘否定,”这简直就是“对让人绝望的背叛的反思,是个人对自我的全盘否定。”

     自柏拉图以来,有一直存在着“精神哲学家”的传统,在他们看来,死亡带有“一种似乎能独立于肉体生命之外而存在的力量”。

     兰兹伯格称这种体验为“狂喜”,它不一定与宗教有关,而是泛指任何“强大的精神力量”。兰兹伯格描述说,基督教的神秘体验将死亡视为通向永恒的入口,因为“在死亡之外有生命的可能性,那是唯一一个配得上这个名字,因为永恒是它的条件。”

     布拉达坦论述兰兹伯格的令人钦佩的一章之后是一部“插曲”,那是论述塞万提斯的非常有趣和高度教育意义的书《唐吉诃德》(“信仰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书”)的。塞万提斯写道, 圣经对信仰的定义是“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怀疑”的信仰。

     这一章的最后是对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才华横溢的分析。在电影中,死神与十字军东征归来的骑士安东尼奥斯·布罗克下了一盘象棋。布罗克是一个“心中没有上帝的人”,但不断被信仰问题所折磨,一边是“所望之事”,一边是“未见之事”,不断在渴望相信和不能相信之间挣扎。布拉达坦对这部电影提出了一种新的独创性的解释,强调电影所代表了“有意义的事”——“反对死亡的姿态本身”就是“目的”,就拥有“救赎的意义”。布拉达坦认为,注定失败地挑战死亡是“西西弗斯的智慧”,尽管结局造就可以预测到,因为“一切都是虚无,”因为他意识到,“信仰与怀疑交叉混合越来越深地进入布莱克的头脑:“在恐惧之中,我们制造了一个形象,我们称这个形象为上帝。”

     影片的最后一句话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临终遗言是一样的(“成了”)的事实让人得出伯格曼的电影既大胆(接近于亵渎上帝)又具开放性的结论。布拉达坦写道:“与死亡下棋给生活救赎的意义。”

     “为理念而死”的概念经常与殉道有关。

     为宗教或世俗的教条而战总是涉及到危险,总要求观众的存在来见证殉道的可怕场面。竞技场观众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被现代大众媒体取而代之,那是一个大得多的观众群体。

     在欧洲共产政权崩溃后,在1989年我们短暂的热情中,我们面临大量生产出来的“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等口号。结果证明这些不过是幼稚的幻觉。在人类或人性终结之前,一切都不会终结,所以想法、理想、意识形态将继续存在,该隐仍然会杀了亚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谋杀形式。

     不足为奇的是,在纳粹主义崩溃之后的欧洲共产主义崩溃后不久,我们遭遇了另外一种极权主义视野的狂热的入侵,那是一种宗教狂热,《古兰经》的一些圣战者的残酷罪行。在与早期基督教和耶稣的教导形成的强烈对比中,这些所谓的殉道者残酷地违背了圣经诫“不可杀人”。

     对任何殉道的一个激进问题是它服务于一种什么样的理由。在耶稣的时代这仍然是一个疑问,当以色列充斥这宗教派别,犹太侨民中充斥着宣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儿子的拉比,犹太最高法院(the Sanhedrin)很少判处任何人死刑,声称如果这样极端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它应该被自动废止。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判断! 这些法官似乎怀疑,整个团队会同意对任何人的生命做出这样一个极端的,不可撤销的决定,因为生命是由上帝而不是人类赐予的。

     在同一时期,耶稣的教导暗示,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应该把左脸也伸给他。这个建议很难服从,但并非绝对不可能,这样一种不伤人的吸引力与傲慢的可耻的侵略正好相反,并拒绝用同样可耻的方式回应任何侵略,相反选择了尊严和克制:正如基督教的犹太信徒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说“从被压碎中得到的比压碎他人中得到的东西更多。”

     异教徒的罗马帝国一直忙于镇压和杀戮信徒,杀害耶稣和成千上万的第一代基督徒和新信仰的殉道者。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殉道获得教会和政治专制体制以多种非宗教的形式的颂扬,与此同时,异教徒则遭到谋杀。

     当前的伊斯兰武装分子今天再次公然杀死“异教徒”,这最终意味着与整个世界为敌的野蛮战争。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对殉道和殉道者有不同的类型。事实上,殉道需要判断,我们考虑这样最后牺牲的“原因”和牺牲出现的方法。

     希特勒、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Antonescu)和泽列亚·科德里亚努(Zelea Codreanu罗马尼亚军事独裁者和神秘的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的“上尉”)也被认为是其事业的殉道者,正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是其事业的殉道者,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和恐怖组织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追随者也是其事业的殉道者。在这些自封的安拉使者鼓吹的“攻击性殉道”与苏格拉底和耶稣的这种和平的、不伤人的殉道之间存在着深不可测的鸿沟。

     1969年1月,让·帕拉许(Jan Palach)自焚于布拉格的温塞斯拉斯广场,是要抗议苏联军队的入侵,年轻的突尼斯摊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在2010年12月通过他无声的自焚引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熊熊大火,越南佛教僧侣释广德法师(Thich Quang Duc)1963年通过自焚来抗议越南佛教徒遭到迫害——这些为理念而死的人和当前世界各地许多人体炸弹在自杀的同时造成数百名无辜受害者相比有天壤之别。为理念而死和为了理念杀戮之间存在着区别。

     卡尔?雅斯贝尔斯非(Karl Jaspers)警告我们,“一个人体验苏格拉底的方式对其思想至关重要”。同时,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种方式对同胞和社会也至关重要。布拉达坦这本非常聪明和具有挑战性的新书是深入考察人类思维、人类灵魂和肉体的典范,涉及到有关死亡这个新的老问题的众多新老辩论和纠纷,不仅仅是哲学性问题。

     作者简介:

     诺曼·马尼亚(Norman Manea),作家,193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作品包括小说《巢穴》和《黑色信封》及回忆录《流氓返家》。

    http://www.duyi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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