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科学史（下）
2015/12/7 哲学园
拉迪雅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的《东西方歌谣》论及一个英国统治下的伊斯兰反叛者，偷窃了他过去长官的获奖马匹。长官的儿子找回了这匹马，并以堪称典范的勇气 亲近这个小偷。儿子带回了马和小偷的儿子，指导小偷的儿子学习英国入侵者的生活方式。1931年，吉普林的一个同代人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布朗大学讲“东方和西方”，引述吉普林的话说：“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双方互不相识”。然后他把吉普林关于勇敢的共同品格普遍化，强调天生直觉的普遍性质：
但是二者的区分涉及的可能仅仅是物质利益或其它细节，人类就其主要目的而言本质上是统一的。东西方常常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却并非必然如此，把它们视为同一个人的两种模样，或者比方说，视为同一个人的悲喜两面，倒是聪明的见解。
萨顿继续说：“科学真理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而美和慈善也是如此。人处处处相同，不过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突出一点罢了。”103
科学是一种还是许多种？知识是柏拉图式的还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有人类学家的术语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客位(etic)还是主位(emic)?104半个世纪以前占支配地位的一元论或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如今已经过时了。如刚刚提到的，萨顿的说法就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在国会图书馆凯泽讲座的讲稿中，萨顿强调说：
文化史应该向科学史(知识史)聚焦。人和动物不同——因为他关心宗教、正义、美，真理。没有这些人无非是禽兽，虽然是最有效率的但也是最残酷的。——现在——科学史是中心，因为它是累积的而且是进步的。但君临于知识之上的是最重要的东西，正义和爱。
他指出，古人没有意识到进步，如赫西俄德(Hesiod)认为历史开始于尽善尽美的黄金时代，然后退化为白银时代、黄铜时代和黑铁时代。西方的进步观念贯穿于维多利亚时代直到20世纪，不管物理学中那些革命性的发现。萨顿怅惘地评论说：“长久看来，进步是确定的，但我们自己的生命确实转瞬即逝的。”105李约瑟同意萨顿的观点，他和萨顿一起也强调欧洲科学革命的重大意义，这一革命为发现新的自然真理打造了可靠的手段。在李约瑟看来，靠科学是唯一的；它可以表示为一条由许多支流汇合而成的大江流向大海。他最后指明中国历史上的科学作者是欧洲和地中海传统自然哲学家的参照物，而且把中国人的特殊努力作为独具特色的科学部门大家赞誉。在他看来，科学的进程就是一场“宏大的滴灌”。106
个性主义的或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今天占据优势地位，而且这不仅是由于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者促成的。那些宽容地看待从我们的宇宙中提出的特殊化主题和论说的人们，会感觉到支配各个学科部门的规范是一个广大的谱系：对一个专家是烘得半干的东西，对另一个专家则可能是烤焦了的。在某些学科中，语言发生了异常的转向，强调被动语态(在这些学科中实验是自主进行的)和生词(例如着眼复活上代人的叙事语词，以及现在在英语的命题方式上优先以意义不确定的动名词代替定冠词开头)。学科及其规范都在演化。三百年前的化学实验今天看来是稀奇古怪的，而三百年前被认为是合适的数学证明，今天可能不再是可靠的了。今天的化学和数学教材和18世纪所教授的迥然不同。
在其关于中国传统技术的著作中，李约瑟的合作者弗兰西斯卡·布蕾(Francececa Bray)向他的普世观点提出挑战。她写道：“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和技术成就的饱含感情地论述，扭转了中国的公众形象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但是像那一代其他学者一样，他完全认同‘辉格立场’的目的论”，认为从过去到现在的进步是必然的。“准确地说，非西方社会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们生产出的物质世界所体现的不是和我们同样的价值。”布蕾寻求“一种新唯物主义，它计及社会的和象征的效率，而且——或者在适当的场合——取代经济的和机械的效率。”107
弗兰西斯卡·布蕾的评论是温和的建构主义，趋向语境化的方向却并不挑战因果性，这些评论给予广泛领域的智力活动以崇高地位，就此而论，它们是牢固地是以过去若干世代学术成就的中心定位的。108我的感觉是，她希望指出，所有的自然观在实用上都是平等的，这是李约瑟不曾支持的一种观点。这应是那样一种摆脱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的为生存进行物质斗争的“新唯物主义”吗？竟然主张可以有各类文化所拥有的诸如许多种天文学、冶金学和医学，而且一种并不比另一种优秀？这应是提倡任何自然观的真理性——按阿提刻的希腊科学判决性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看——是无关紧要的问题那样一种新唯物主义吗？如果是的话，那它就是一种倒退回一个多世纪的英国世纪末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在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血字的研究》第二章中，华生震惊于歇洛克·福尔摩斯对天文学的无知，并且问及太阳系的性质。福尔摩斯不耐烦了：“‘那鬼东西与我何干？’他截住话头说，‘绕着太阳转或者绕着月亮转，都不影响我的工作啊!’”但丁·加布利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认同福尔摩斯的这种无关论，罗塞蒂是以前拉法叶特兄弟会闻名的反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不关心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反过来。109
不管所考虑演绎推理大师和伟大情感斗士的观点，在我看来刚刚概述的激进相对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由于我们不再信任天文学，群星看起来可能像福尔摩斯认为的那样，是漠不相关的。但是随即考虑一个可能是最坚持相对主义命题的医学领域。就治疗学说，19世纪以前，盖伦的医学确实并不优于中国针灸医学。但是，当两种科学传统都支持植物学(与药材有关)和化学(与配药有关)时，欧洲医学信赖天文学(与占星术有关)，并在文艺复兴以后慢慢接受了描述解剖学。随着后培根主义科学的浸淫，欧洲医学才终于得以以一种不同于中医的方式介入到疾病的疗程中去；这种介入的根据是在统计学上得到充分证明的成功。无论好坏，今天的医疗实践很少——即使有的话——归功于中国传统。(什么是对晚近有新闻价值的非西方的医学介入，是将一个心脏起搏器植入一位美国当权政治家体内吗？姑不论布蕾的相对化论点，技术甚至更明确地遵循成功标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巴黎，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内燃机、人工合成胰岛素和微电子效应全都是一个样；中世纪晚期的罗盘、火器和移动船尾舵也是如此。110
李约瑟知道，比较要求某种框架，要求一种认识异同的立场。这一框架可以是刚性的，固定不变的。戴维·科桑迪(David Cosandey)的《西方的秘密》认为，科学和技术在西欧兴起的秘密是位于相对广袤的具有紧密相连海岸线的大片土地上，各个稳定的、独立的、繁荣的政治实体(单一欧洲)之间的竞争传统。国土战争促进了竞争和新技术的转移。为进行繁荣和发明之所系的大规模贸易而准备进入远海。例如非洲就未能享有这样完整相连的海岸线(根据作者的海洋学技术通过其各个片断的走向计算)以维持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但是当海岸线和其它条件具备的时候，却产生了重大的阙失：北极由于太冷而没有科学；北美土著的东部由于陆地太广大而没有科学。按科桑迪的说法，商人并且借助士兵是科学传播的动力。111
比喻的产生逾越了文学比喻而更有优势。直截了当的散文叙事通过详尽展示所选择的异同，可以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从比较得出的概括，即使证明是短命的，仍然有某种通用性。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所说的集中化的法国科学和自由市场的德国科学之间的矛盾，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所说的殖民地科学的一些阶段，仍然是有用的富有成果的分析，就像约翰·西奥多·梅尔茨(John Theore Merz)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科学的说明一样。查理斯·基利斯皮(Charles Gillispie)近来提醒我们：“历史学家代替某一更精密学科从业者的幸事之一是，使我们的著作以某种方式优于我们的理论。”112历史学家不断寻求看到新的证据，但是，主啊，如果他们不嫌烦的话，就赐给我们比较论题吧。
与科桑迪的刚性概括相反，G·E·R·劳埃德(G.E.R.Lloyd)和内森·席文合作提供了对“希腊奇迹”和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中国和希腊文本的一种严谨的翔实的阅读，试图说明四方和东方所理解的科学的意义。劳埃德警告说，在每种建制下思想的巨大差异以及众多叙事的不可通约性，使比较极为困难：
比如说，我们不能从希腊一方开始，通过指出某些特别突出的概念理论然后询问中国等价物是什么——过去的一种结论是意愿就是这样的等价物。我们不能假设，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有一个基于早期科学的单一的理论集或概念集，这中早期科学在中国和希腊原来就起着相同的作用。
通过考察概述希腊人和中国人自然观的文本，劳埃德在修正希腊人是竞争的而中国人是平和的这种观点中，发现了优势。两种建制都告知了包括广大领域各种行为的学派和推论传统。
希腊人对我们可以称之为“纯”科学优先的强调，和以此求得确定性的论辩道路，部分地反映了哲学家对现世规则影响的相对阙失；中国的学人同政治生活联系更紧密，他们指点的箴言强化了这种联系。在两种建制中的学者们都寻求认识原因，但在这种探索中，希腊人的学问因跨越各种目标的学派言说而躁动不安，而汉代的学者却能“会通为一种综合包容的世界观”。接下来——虽然不是直接地——讨论天文学上的区别：
在希腊和中国发展起来的天文学模式的类型，反映了各自社会培育的知识交换型式的影响。在这方面，希腊天文学家之间争论不休的模型，以严格证明的标志而区分开来。中国人要求……预见的精确性：在提交这类预见时有充分的竞争。至于演绎确定性，不可争辩性，则是无关紧要的。通过几何模型的方法阐明行星运动的工作，即使曾尝试做过的话——这一工作并未做过——也会被认为是不相干的。
劳埃德相信希腊科学和中国科学彼此迥异，但他在解释为何如此时却是谨慎的：
我们对那些根据希腊和中国的哲学与科学规条而涉及的复杂现象，不仅并未打算有最后的解释；而且就连对其它语境中我们所要求的所有可与之比较的现象，也没有打算做任何切中肯綮的解释，例如借助那些意向解释物理相互作用甚或目的明确的意向性行为。我们至多指望识别可能的影响、可能的相互联系或结合，这些联系、影响或结合能使我们理解哲学和科学怎样和它们由以产生的环境发生关联。在这方面，准确地说，通过强调指出那些可能在其他方面被误导的观点，并且通过审核关于特殊因素相互作用的假说，证明比较研究是如此有用。任何关于某些要素以单一方式或交互方式影响另一些要素的意见，都一定可以通过考察是否同其它地方的行动者群体的类同结合予以检验。
劳埃德对相对主义的指责是敏感的。对今天的我们，新星的出现和对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同其他人并无区别。但是自然观却是变动不居的：
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社会建构的：但是这种建构却反映了研究者关于他们正在研究的真正实在的主张(这种主张无疑是变化的)，而且反映了有时对这种研究进行审查的行动，即使有时所主张的某种实在的确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设计，而且即使没有人能够一步跳出他工作于其中的概念框架。113
他针对自然认识的客位和主位的辩证法构造了一个合理的案例。他提出，为什么我们为此再一次诉求于精确的比较是明智的。
近十年前，约翰·R·R·克里斯蒂(John R.R.Christie)概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之间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他注意到，由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归纳科学史》(1837年)发轫的那些“阐述整个科学史或者主要是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史的‘宏大图景’文本”，已经走下坡路了。由于对托马斯·库恩方法论著作的相对主义阅读的激发(虽说明显对库恩的具体历史研究无知)，科学史家的注意力聚焦于观念从社会建制中的产生。学者们对所要求的任何预期的复杂性感到恐惧：
众多历史学家日益增加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要求把历史上的科学会聚起来，但这却是不恰当的。即使多数要求是方法论上的指令：除了自己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历史学家，若不是天纵奇才，那些科学史家就都会对方法论的预期感到沮丧，甚至堪与1837—1960年间的老的综合著作相比的科学社会史的“宏大图景”，也使人心下踌躇。
相对主义的观念起而取代合理性的叙事，这种观念认为科学文本从根本上说无非是社会影响的产物：理解过去的知识成了一种揭示谁“推动”谁的操作，以及聚焦于“具体的、定域化、相对化知识”的操作。克里斯蒂希望看到对工具、器械操作和人的体力的关注有所提升：“科学家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赋有形体的，它们所禀赋的多种多样的专业才能始终是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他期待到2001年将回答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114
现在的热点与克里斯蒂的预计大相径庭。对上一代人的比较书写的范围和成就都令人鼓舞。“宏大图景”的研究生气勃勃，形势大好。依靠其他学科专家所取得的成果，一些前沿领域的科学史比较研究正在精心地和系统地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在自然认识的进化中，一些学科部门( 不管指的是像天文学、代数学或医学这类学科的哪一种)都或多或少有推理的收敛，而且都以特殊方式回应广泛的社会建制(有些学科缺少共同性和空间跨度，而另一些学科却令人惊异地保持不变)。无论怎么说，比较研究在其实践者中一直引发了非同寻常的热情。其结果教条和空话相对较少，赢得了广泛的响应。比较以其多种形式为走出当前方法论争论的漩涡湍流提供了一条有希望的出路。
注释
1、唐·希金博特姆：《比较科学史的应用和滥用》，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978年，7，第238-234页。
2、N·什克拉：《无知之学》，代达罗斯，1007，1988年，第409-437页，引文见第420页。借用尼
采可说有先见之明的“应用和滥用”一语。参看弗兰克·E·曼纽尔1970年(和什克拉的论文一起重印刊出)最先提出的见解，《历史上心理学的应用和滥用》，代达罗斯，107，1988年，第199-225页，引文见第222页：“款式、衣着、两性和婚姻的习俗、刑罚、风格以及百余种传统上属于小历史和属于已经过时的需要探究其符号内涵的东西”。相关的记载见埃尔文·N·希尔伯特：《热力学在宗教中的应用和滥用》，代达罗斯，95，1966年，第1046-1081页。
3、拉斯顿·库尔博顿：《一个用于比较历史的范式？》，世界历史手册，第12册，1970年，第414-421页，引文见第418，414页。
4、罗伯特·克雷格：《自内向外和自外向内：比较历史论文集》，伦敦，2000年，第5页。
5、米切尔·特列比奇奇：《表达》，载米切尔·特列比奇和马立克-克里斯汀·格兰琼编：《论统一精神历史的比较》，巴黎，1998年，第11-17页，引文见第11-12页。特列比奇和格兰琼概述了当前关于比较法国史和德国史的讨论。，6、查理斯·C·拉金：《比较方法：超越定性和定量的战略》，伯克利，1987年。
7、乔治·M·弗雷特里克森：《比较历史》，载米切尔·卡门为美国历史学会编：在我们前面的过去：美国的现代史著作，伊萨卡，1980年，第457-473页。
8、罗伯特·J·理查兹：《自然选择和其它科学编史学模型》，载马里林恩·B·布鲁尔和贝利·E·柯林斯编：《科学探索和社会科学》，旧金山，1981年版，第37-76页。
9、R·C·奥尔比、G·N·康托、J·R·R·克里斯蒂和M·J·S·霍治编：《现代科学史指南》，伦敦，1990年版；对比较做了恰当地说明，不过是在“科学和帝国主义”一章，在第923-4页上。
10、赫尔奇·克拉夫：《科学编史学导论》，剑桥，1887年版；弗朗索瓦·拉索：《科学史自由谈》，巴黎，1995年版。
11、罗纳德·塞姆爵士：《殖民地的精英：罗马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牛津版，1958年，第64页。
12、莱蒙德·格鲁：《论比较研究的现状》，载哈特穆特·阿茨玛和安德烈·布盖耶勒编：《马克·布洛赫在今天：历史比较和社会科学》，巴黎，1990年版，第323-334页。
13、莱蒙德·格鲁：《比较历史状况》，美国历史评论，85，1980年，第763-778页。
14、这里要指出出自莱顿的许多重要著作中的一种，C·A·贝利和D·H·A·科尔夫编的《两大殖民帝国》，多德赖希特，1986年版，提供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材料丰富的比较研究汇编。
15、列昂纳德·布鲁塞：《海军陆战队：访问世界史学者米切尔·阿达斯》，旅行指南，17，1993年，第9-20页，引文见第19页：“那本《机械作为人的量度》的研究和我近来关于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著作反映了西方科学和技术的支配，由于知识分子和西方化的政治家领导人努力应付在物质实力上出现的共同差别所造成的挑战——农民在另一层次上与这种差别作斗争——我的魅力已经消退了。”这次访问表现了对科学史的异样的天真诉求。
16、米切尔·阿达斯：《比较视域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际历史评论，1998年，20，第371-388页；彼得·C·佩尔杜：《边界，地图和迁移：现代前期欧亚腹地的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际历史评论，1998年，20，第261-286页。这些讨论对科学史的本质问题——在对自然的技术观上例如在天文学和分类学上所达到的程度，——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更甚于模糊的偏见或一般的理解)，这是由社会或文化的规范决定的。在论及科学时给人的印象是，欧洲扩张的历史学家从伊斯兰后宫的太监那里得到暗示，终日目睹却又不为所动。
17、W·G·J·雷默林克编：日本—荷兰研究所月刊，1999年第3期，该卷标题是：“首次瓦斯科·达迦马以来(1498-1998)欧亚之间科学技术转移会议文集”：H·弗洛里斯·科恩：《现代早期科学在欧洲的兴起简评李约瑟的“大问题”(包括科学思想的跨文化传递问题)》，第9-31页，引文见第31页；哈姆·比尤克斯：《欧洲和亚洲的医学和生命科学》，第125-135页。
18、克雷格·克卢纳斯：《全球和地域的现代性：消费和西方的崛起》，美国历史评论，54，1999年, 第1497-1511页，引文见第1506页。
19、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巴黎，1966年版。
20、关于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米切尔爵士见刘易斯·佩因森：《主权内的主权：自然知识的自然史》，历史科学，10，第1-15页，引文见第 3-4页。
21、定量的历史，有时称历史计量学，由于它的比较性质和某些定量方法，诸如科学家集体传记和引文分析等，而在科学史中引发了比较研究。关于这一研究方法的文献汗牛充栋，值得用专文另行评述。与经济学中的“依附论”有关的技术转移研究，文献同样浩如瀚海，其中很多是比较方面的。从拉美人的观点看，可以从几种经典原本中得出这一研究的意义：乔戈·A·萨巴托编：《拉丁美洲科学技术发展依附性问题概观》，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年版；萨巴托：技术转移书目选，墨西哥城，1978年；有一篇依附理论的研究论文，爱德华多·加里阿诺：《开发拉丁美洲的矿脉：对一个大陆五个世纪的掠夺》，赛德里克·贝尔弗雷奇译，纽约，1973年版。这个文本主要不是论述技术和经济。
22、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作者发表了大量比较方面的论著。接下来一般将不再提到它们，但为了完整起见，这里提一下晚近的一些论著：《优雅的萨顿：柏拉图的科学，柏拉图的书信》，载刘易斯·佩因森编：《优雅：美和真》，拉法叶特，路易斯安那，2001年版，第5-11页(比较乔治·萨顿和梅·萨顿的作品)；《专权帝国：自然知识的自然史》，科学史，5，2002年，，第1-15页；《自然知识的自然史：发展的比较》，载，世纪之交的阿根廷科学：文本，背景和建制》，布宜诺斯艾利斯，2000年，第87-97页；《美国和荷兰科学记忆中的国际活动和民族规范》，载刘易斯·佩因森编；《记忆，过去和未来》，拉法叶特，路易斯安那，2000年版，第48-72页；《课程的价值：19世纪前期医学中的自然史》(与苏珊·希茨-佩因森合著)，载刘易斯·佩因森编：《价值；慈善的衡量》，拉法叶特，路易斯安那，第23-53页(比较费城、纽约和蒙特利尔的医学课程)；《伦理学与让·安托万·诺莱特和富兰克林的意识形态》，载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历史，科学，健康》，5，1998年版，第7-33页；《学术词汇》，载刘易斯康》，1998年，5，第7-33页；《学术词汇》，载刘易斯·佩因森编：《世界和肖像：说与看》，拉法叶特，路易斯安那，1998年，第9-25页(比较T·克利福德·奥尔巴特和乌姆贝托·艾柯对学位论文写作的训练)；《高等教育及其种类》，载刘易斯·佩因森编：《新世纪的学科和跨学科》，拉法叶特，路易斯安那，1997年版，第20-35页(比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目录是通向理解之路：萨顿，纽根堡和原始资料》，科学史，27，1995年，第253-282页；《文化帝国主义和和回归精密科学》，伊昔斯，84，1993年，第103-108页；《精密科学中传播战略的类型学》，载帕特里克·佩蒂吉安、凯瑟琳·杰米和马里克·莫林编《科学和帝国：科学发展和欧洲扩张的历史研究》，多德莱希特，1992年版，第211-217页；《心理习惯人：1920-1940年上海和阿尔及尔的地球物理学》，物理学史和生物学史研究，21，1990年，第161-196页；《科学何以服务于政治结果：文化帝国主义和开化使命》，科学史通报，13，1990年，第69-81页，重发于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汉堡-慕尼黑，1989年，8月1-9日：弗里茨·克拉夫特和克里斯多夫·J·斯克里巴编《最后报告》，斯图加特，1993年(苏台德霍弗杂志存档，30)，第39-54页。
23、皮埃尔·迪昂：《物理学的目的和结构》，菲利普·威纳译，普林斯顿，1954年版。
24、约翰·西奥多·梅尔茨：《19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史》，爱丁堡，1904-1914年版。
25、阿尔封斯·德·坎多勒：《科学史和两个世纪以来在人文领域关于特殊科学主题不间断的学术研究》，日内瓦，1873年版。
26、约翰尼斯·保尔曼：《国际比较和跨文化会通：18世纪到20世纪欧洲历史的两点研究》，历史杂志，267,1998年，第649-685页。
27、伊万·瓦利厄编：《社会学中的比较方法：趋势和应用论丛》，伯克利，1971年。
28、托马斯·蒙克：《启蒙：1721-1794年的比较社会史》，伦敦，2000年版，第13,19,70各页,引文见第12页。
29、罗伯特·H·罗宾斯：《莱布尼兹和威廉·冯·洪堡与比较语言学史》，载图里奥·德·莫洛福尔密加里编：《莱布尼兹，洪堡和比较主义的起源》，阿姆斯特丹，1990年版，第85-102页。罗宾斯强调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对奥托·雅各布森的解读，一般说来，“主要是一种历史的研究”。罗宾斯：《语言学简史》，伦敦，1967年版，第164页。
30、五十岚忠高：《印度尼西亚的太阳时—太阴时推算：简单的比较》，载加藤刚编《东南亚偏僻海岛世界的动力学研究》，京都，1997年版，第119-136页。19世纪以来，种族学学科衍生出许多重大的科学史见解，特别是在东南亚。它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不再是系统的概括。这篇论文基本未顾及种族植物学、种族天文学、种族数学和(遵照托马斯·库恩把音乐评价为“古典科学”的说法)种族音乐学。对这些学科雄心勃勃的纲领所做的概述见：理查德·埃文斯·舒尔茨和塞里·冯·赖斯：《种族植物学：一门学科的进化》，波特兰，俄勒冈，2000年版；保罗·E·明尼斯编：《种族植物学读本》，诺曼，俄克拉何马，2000年版；安东尼·艾文尼：《时间帝国：历法，钟表和文化》，纽约，1989年版；乌比拉坦·达姆布罗索：《种族数学：说明或认知的技艺和技术》，帕特里克·B·司各特译，拉斯克鲁塞斯，1998年版；包鲁斯·格迪斯：《起源于非洲的几何：数学和教育考察》，华盛顿，1999年版；阿瑟·B·鲍威尔和玛丽莲·弗兰肯斯坦：《种族数学：对数学教育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阿尔巴尼，1993年版；海伦·迈尔斯编：《种族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和领域》，伦敦，1993年版。
31、克雷格·A·洛卡特：《菲利普·柯廷和“威斯康星学派”对比较世界史研究和推进的贡献》，第三世界研究，11，1994年，第180-223页。
32、罗兰德·阿克斯特曼：《社会，全球化和比较方法》，人类科学史，6,1993年，第53-74页，引文见第64-65页。
33、弗里茨·林格：《德国达官贵人的没落：1890-1933年的德国学术共同体》，剑桥，麻省，1969年版，第302-304页。林格认为比较历史是不成问题的。近几年来，比较工作在方法论上成效斐然，它避开了围绕比较方法的所有争论。见林格：《知识域：比较视域上的法国学术文化》，剑桥，1992年版。罗杰·奇克林论兰普雷希特：《卡尔·兰姆雷希特：一个德国人的学术生涯(1856-1915年)》，大西洋高地出版社，新泽西，1993年版。
34、刘易斯·佩因森：《文化帝国主义和精密科学：1900-1930年德国的海外扩张》，纽约，1985年版，第298-299页。奥利·贝不相信兰姆雷希特对布洛赫比较历史的启发，尽管布洛赫对兰姆雷希特“一定有所知”。见奥利·贝：《马克·布洛赫历史思想的进化》，理论历史，15,1988年，第149-162页，引文见第152页。
35、例如琼·克劳德·霍奎特：《地中海历史比较方法论》，法律、历史和社会科学年鉴，39，1974年，第393-424页。这是一部关于中世纪和近代衡量标准的比较著作，霍奎特的研究比较语言学的一些原则。
36、阿莱特·奥林·希尔和小博伊德·H·希尔：《马克·布洛赫和比较历史》，美国历史评论，85,1980年，第828-846页，引文见第834页。
37、希达·斯科波尔和玛格丽特·萨默斯：《比较历史在宏观社会研究中的应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22,1980年，第174-197页。
38、查尔斯·蒂利：《庞大结构，巨大过程，宏大比较》，纽约，1984年版，第145页。
39、范·登·布雷默布舍：《历史解释和比较方法：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和理论，28，1989年，第1-24页。
40、莫里斯·曼德尔鲍姆：《比较历史的一些形式和应用》，美国国际研究，18/2，1980年，第19-34页。
41、克里斯·洛伦茨：《比较编史学；问题和前景》，历史和理论，38，1999年，第25-39页。紧随其后引出了大量专门的阐释。
42、约恩·吕森：《跨文化比较编史学的某些理论进路》，历史和理论，35/4，1996年，第5-22页，有些篇幅专论“比较视域中的中国编史学”。
43、罗伯特·达恩顿：《书本中的历史；比较历史纪事》，出版史，第22期，1987年，第33-41页。
44、克里斯托弗·查勒：《19世纪的欧洲思想：比较历史论丛》，巴黎，1996年版。
45、米切尔·阿达斯：《科学标准和英属印度和法属塞内加尔的殖民教育》，载特雷莎·米德和马克·沃克编：《科学，医学和文化帝国主义》，纽约，1991年版，第4-35页，得出了查勒所批判的那种类型的结论。(标题中所提到的“科学标准”，既不是份量和无理量度，也不是经验哲学)。南亚和塞内加尔不适于所提到的这种比较；南非和塞内加尔，印度和印度支那似乎是更恰当的选择。
46、爱德华·希尔斯：《知识分子和权力：比较分析的一些展望》，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1，1958年，第15-22页；希尔斯：《生活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它们的生活条件和生长》，比较社会学国际杂志，1,1960年，第177-194年；希尔斯：《传统，生态学和社会学史上的建制》，代达罗斯，99，1970年，第760-825页；路德维希·弗里茨·哈伯：《19世纪中叶的化学工业：从经济学方面研究欧洲和北美的应用化学》，牛津，1958年版；约瑟夫·本-戴维：《19世纪医学的科学生产率和学术组织》，美国社会学评论，25，1960年，第828-843页；本-戴维：《大学和德国与美国科学的生长》，密纳发，7，1968年，第1-35页；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比较研究》，芝加哥，1984年版；德里克·J·德·索拉·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纽约，1963年版；普赖斯：《科学论文网》，科学，149，1965年，第510-515页。
47、罗思嘉·约翰·哈巴库克：《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技术：节约劳动的发明研究》，剑桥，1962年版；内森·罗森贝：《技术展望》，纽约，1976年版。
48、约翰·毕尔和W·戴维·刘易斯：《科学专业化种种》，代达罗斯，92，第764-784页；代达罗斯W·H·G·阿米塔奇：《技术专家的兴起：一种社会史》，伦敦，1965年版；D·S·L·卡德维尔：《近代大学中科学研究的发展：动机和机会的比较研究》，载阿里斯泰尔·克隆贝尔编《科学变革》，伦敦，1963年版，重发于萨尔·P·雷斯蒂沃和克里斯多弗·P·范德普尔编：《科学和社会比较研究》，哥伦布，俄亥俄，1974年版，第31-45页。
49、多纳德·弗莱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科学：比较评述》，载《第十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论文集》，巴黎，1964年，1，第179-196页；乔治·巴萨拉：《西方科学的传播》，科学，56，1967年，第611-622页。
50、奥丁·沃尔德玛·安德森和罗纳德·安德森：《瑞典和美国的医护：体制和行为比较分析》，芝加哥，1970年版。
51、该文以下述形式公开发表：斯坦利·戈德堡：《理解相对性；科学革命的起源和影响》，波士顿，1984年版。
52、托马斯·格利克编：《对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比较》，奥斯丁，1974年版；萨尔·P·雷斯蒂沃和克里斯多弗·范德普尔编；《科学和社会比较研究》，哥伦布，俄亥俄，1974年版。
53、斯蒂芬·布拉什：《1905年的科学革命家：爱因斯坦，卢瑟福，钱伯林，威尔逊，斯蒂文斯，毕奈特，弗洛伊德》，载马里奥·邦格和威廉·R·谢伊编：《卢瑟福和世纪之交的物理学》，纽约，1979年版，第140-171页。
54、内森·莱因戈尔德：《科学的民族类型：美国案例》，载埃里克·福布斯编：《科学进步的人性涵义》，爱丁堡，1978年版，第163-173页；内森·莱因戈尔德和乔尔·N·博丹斯基：《1850-1950年的科学：北大西洋透视》，生物学通报，168，增刊，第3期，1985年，第44-61页。
55、罗素·麦科马克：《论威廉大帝德国的学院科学家》，代达罗斯，53/3，1974年，第157-171页。
56、保罗·福尔曼、约翰·L·海布伦和斯宾塞·威尔特：《1900年前后的物理学：人物，发现和学术建制的生产率》，物理学史研究，5，1975年，第1-185页。
57、托马斯·S·库恩、约翰·L·海布伦、保罗·福尔曼和利尼·艾伦：《量子物理学的起源：清单和报告》，费城，1967年版。
58、约翰·L·海布伦和托马斯·S·库恩：《波尔原子的产生》，物理学史研究，1,1969年，第211-290页；保罗·福尔曼：《魏玛文化：因果性和1918-1927年的量子论——德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所适应的敌对思想环境》，物理学史研究，3,1971年，第1-115页。
59、保罗·福尔曼：《德国和英国对反因果性量子力学的接受》，载西摩尔·H·毛斯科普夫编：《接受非常规科学》，博尔德，科罗拉多，1978年版，第11-50页。
60、尤金·加菲尔德：《编史学，图书管理学家的职位和科学史》，见加菲尔德：《信息学家论文集》，2，费城，1977年版，第136-159页；德雷克·普赖斯：《科学规模的度量》，以色列科学和人文学院会刊，29，1998/1999年，第55-294页。
61、例如罗伯特·福克斯和安娜·瓜格尼尼：《实验室，车间和场所：1800-1914年工业欧洲的研究概念和实践》，物理学史和生物学史研究，29，1998/1999年，第55-294页。
62、杰克·B·莫雷尔：《化学的培养者：李比希和托马斯·汤姆森的研究学派》，阿姆毕科斯，19，1972年，第1-46页；J·D·赫胥黎：《1932-1945年德国佩内明德和美国杰特推进器实验室火箭发展的历史比较》，宇航学报，93，1998年，第61-62页。
63、洛伦·格雷厄姆；《科学和价值：1920年代德国和俄罗斯的优生学运动，美国历史评论，127，1977年，第1133-1164页。
64、约翰·L·海布伦：《17世纪和18世纪的电学：近代前期物理学研究》，伯克利，1979年版。
65、戴维·兰德斯：《时间的革命：钟表和近代世界的制造》，剑桥，1983年版；托马斯·帕克·休斯：《力网：1880-1930年西方社会的电气化》；丹尼尔·J·凯夫勒斯：《在优生学的名义下：遗传学和人类遗传性的应用》，纽约，1985年版。
66、丹尼尔·利特尔：《解释大规模历史变革》，社会科学哲学，30，2000年，第89-112页。本文是对电气化的休斯分析所做的评论。
67、杰拉尔德·L·盖森：《专业和研究学派发生的科学变革》，科学史，19，1981年，第20-40年。
68、萨尔·P·雷斯蒂沃：《李约瑟和中国与近代科学的比较社会学》，知识、科学和艺术社会学，2，1979年，第25-52页。玛格丽特·洛克：《人是机器和人的微观宇宙：西方和日本的医护方式》，法律、历史和社会科学年鉴，35，1980年，第1116-1136页。卡利尔·I·西曼编：《伊斯兰和中世纪西方：跨文化关系的若干问题》，阿尔巴尼，1980年版，书中有：乔治·马克迪希：《论学院在伊斯兰和西方的起源和发展》，第26-49页；阿尔伯特·迪特里希：《伊斯兰科学和中世纪西方：药理学》，第50-63页。
69、乔纳森·哈伍德：《科学的民族形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和美国的遗传学》，伊昔斯，128，1987年，第390-414页；埃里克·巴克和安德烈·贾米森编：《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技术发展》，纽约，1986年版；安德烈·贾米森：《科学和技术的民族形式：一个比较模型》，社会学研究，107，1987年，第144-158页。哈伍德后来比较广义思想，或者关注的是现代遗传学家，或者是20世纪前期的德国使用遗传学家。哈伍德：《科学思想的形式：1900-1933年的德国遗传学共同体》，芝加哥，1993年，第7章。
70、路易斯·巴里·罗森布拉特：《化石和神话：早期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地质学和经典历史》，哲学博士论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4年，第448-449页：“在早期维多利亚地质学和经典研究之间的平行，并不意味着穿越这两个领域的明显结合或迁移。它们所说的是历史批判的动理学。”按罗森贝的观点，这种类比指出了共有价值的深刻定位。
71、金斯·海伊卢普：《前现代社会语境下数学叙事的不同类型：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中世纪拉丁》，载《论测量，数字和称重：数学和文化研究》，阿尔巴尼，1944年版，第1-87页，引文见第1页。该文最初发表于科学社会，99，第4-41页。
72、苏珊·希茨-佩因森：《1820-1875年伦敦和巴黎的底层科学文化》，哲学博士论文，宾夕法尼亚大学，1976年；苏珊·希茨-佩因森：《伦敦和巴黎的通俗科学期刊：1820-1875年底层科学文化的兴起》，科学年刊，92,1985年，第549-572页。
73、苏珊·希茨-佩因森：《科学大教堂：19世纪后期殖民地自然史博物馆的发展》，蒙特利尔，1988年，第22页。
74、李约瑟：《传统中国的科学：比较视角》，香港，1981年版，引文见第25-26，56,79-80,105页。
75、茂中山：《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术和科学传统》，杰里·杜森伯里译，东京，1984年版，第31,45,59页。
76、托比·E·赫夫：《早期近代科学的兴起：伊斯兰，中国和西方》，剑桥，1993年版，第32,337,341页。
77、埃德加·齐尔塞尔：《近代科学的社会起源》，迪德里克·雷文和沃尔夫冈·克隆编，多德莱希特，2000年版。
78、桥本龙太郎、凯瑟琳·杰米和洛厄尔·斯卡尔编《东亚科学，传统和超越》，大阪，1995年版，文集中有：内森·席文：《希腊和中国科学的比较》，第23-32页； 凯莱·切姆拉：《直到中世纪以前东方和西方的代数方程》，第83-90页；梅健君和柯群：《印度和中国古代冶金术的比较》，第233-242页；汉斯·U·
沃格尔：《1900年前中国和西方对四川井盐和天然气田的科学解释》，第479-488页；莫里斯·洛：《超越现代化：论东亚科学和技术的后现代历史》，第147-154页，但以鄙见此文后现代的论调模糊不清，莫测高深。
79、戴维·B·威尔逊：《开尔文和司铎克斯》，伦敦，1987年版；R·D·哈维：《遗传学先驱：威廉·贝特森和埃尔温·鲍尔对遗传学的态度比较》，伦敦皇家学会记录，99，1995年，第105-107页；阿兰·J·罗克：《比较视域上的有机化学：1811-1937年的李比希，杜马，柏采利乌斯》，见弗里德里克·L·霍尔默斯和特雷弗·利维里编：《化学史上的仪器和实验》，剑桥，麻省，2000年版，第273-310页，引文见第300-301页。
80、罗素·麦克马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赫尔曼·布洛赫：评论界的科学和艺术》，载刘易斯·佩因森编：《新世纪的学科和跨学科》，拉法叶特，路易斯安那，1997年版，第1-19页，在第1,16,17,18页上引述了乔治·斯坦纳的话。
81、伊丽莎白·克劳福德：《1880-1939年科学中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剑桥，1992年版。
82、刘易斯·佩因森：《德国的相对性革命》，载托马斯·格利克编：《对相对性的比较接受》，波士顿，1987年版，第59-111页；斯蒂芬·G·布拉什重新审视了格利克著作的一些章节，明确诉求于国家比较，见其《相对性为什么被接受了？》，物理学展望，1，1999年，第184-214页。
83、苏珊·希茨-佩因森：《 通过自然实例进行开化：1850-1900年殖民地自然史博物馆的发展》，载内森·莱茵戈尔德和马克·罗森贝编：《科学的殖民主义：跨文化比较》，华盛顿，1987年版，第351—378页；理查德·A·贾雷尔：不同国家的发展和19世纪的科学：魁北克和爱尔兰问题》，载科学的殖民主义，第323-350页。参见路易·麦克劳德和理查德·贾雷尔编：《分开的自治领：1850-1945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科技文化反思》，康科德，安大略，1994年(加拿大科学，17，本文相关参见第1，2卷)，其中：理查德·贾雷尔：《1915年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科学活动度量：研究能力》，第27-52页；詹姆斯·赫尔、伊恩·雷和安德烈·罗斯：《1850-1950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化学工业的发展》，第205-254页；戴维·齐默尔曼：《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皇家海军和二战中的高技术》，第255-268页。
84、戴维·S·兰德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到现在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剑桥，1969年版。伊恩·英克斯特继续兰德斯推进了全球比较的方法：《动机和成就：比较工业史上的技术变革和创造回应》，欧洲经济史刊，27，1998年，第29-66页。英克斯特先前的比较是：《美国制造而日本亏损：两大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行为》，科学的社会研究，21，1991年，第157-178页，描述了与近来事件有关的偶然性，可能的一种想象是经过新千年最初的几年，对这种关系的解释可能发生角色的逆转。
85、科林·A·罗素：《1700-1900年的科学和社会变革》，伦敦，1983年，第91页。
86、朱维真：《走出中世纪：中国和西方的比较反思》，鲁思·海霍译编，阿尔孟克，纽约，1990年版。
87、川喜田太郎，师祖酒井和大冢康夫编：《流行病学史》，东京，1993年版。
88、米切尔·帕蒂：《近代科学和依存语境的比较历史》，科学、技术和社会，4/2，1999年，第171-204页，引文见第178页。尽管这样说，帕蒂此文只涉及很少一点明确的比较研究，大量的比较是从对单一主题的概括研究中引申出来的。
89、雅柯夫·拉宾和H·英哈伯：《关于圆的科学：三个欠发达国家的引文研究》，科学测量，2,1979年，第261-274页；杰奎斯·盖拉德：《第三世界的科学》，蒂利·盖拉德译，列克星顿，肯塔基，1991年版。
90、R·W·霍姆和马骚·瓦塔纳比：《1914年前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物理学比较》，科学年鉴，94，1987年，第215-235页，引文见第216页；霍姆和瓦塔纳比：《1914-1950年澳大利亚和日本新物理学共同体的形成》，物理学年鉴，97，1990年，第317-345页。
91、贾米·雷利·本奇摩尔和卢兹·安东尼奥·特谢拉：《蛇、蜥蜴等动物：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布坦坦比较史学研究所》，里约热内卢，1993年版，第103页。
92、彼得·S·比格尔鲍尔：《130年赶上西方：工业化以来匈牙利工业、科学和技术决策的比较展望》，奥尔德肖特，2000年版。
93、戴维·巴林：《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转基因食品的控制》，载戴维·F·史密斯和吉姆·菲利普编：《20世纪的食品、科学、政策和控制：国际比较展望》，伦敦，2000年版。
94、约翰·康内利：《转变的基础：1945-1955年东欧共产党的高等教育政策》，载克里斯蒂·麦克拉基斯和迪特·霍夫曼编：《社会主义下面的科学：比较视域中的东德》，剑桥，麻省，1999年，000-00,第137页。相关材料见J·科兹洛夫斯基、S·兰道塞费克和D·伊尔查：《历史资料：中东欧国家遗留的后共产主义学科结构及其解构》，科学测量，95,1999年，第137-166页。
95、爱特尔·索琳根编：《科学家和国家：国内结构和国际背景》，安娜堡，1994年版。
96、约翰·M·麦肯奇：《欧洲帝国主义：比较方法》，欧洲史季刊，17，1992年，第415-429页。
97、戴维·特恩布尔：《共济会员，魔术师和制图员：科学的和乡土的知识社会学比较研究》，阿姆斯特丹，2000年版，第1,46,40页。
98、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伪意识。乔治·李希特海姆：《意识形态概念》，载乔治·纳德尔编：《历史哲学研究》，纽约，1965年版，第148-179页。保罗·福尔曼把唯心主义的公式用于科学史是不合适的：《科学史家的独立性而非先验性》，伊昔斯，127，1991年，第71-86页。关于从安托尼·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提出第一个“意识形态”定义的时代到卡尔·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进化的总结见埃里克·R·沃尔夫：《想象的权力：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批判》，伯克利，1999年版，第25-34页。
99、彼得·温加特：《科学和政治文化：比较视域中的优生学》，斯堪的那维亚历史学刊，24，1999年，第163-177页，引文见第173,175页。这种比较优生学的小作坊继续生意兴隆。
100、布里吉特·查马克：《认知科学在法国的兴起：和美国的比较》，科学的社会研究，29，1999年，第643-684页。
101、H·C·博尔顿和阿兰·罗伯特：《关于文学和科学风格的比较：皇家学会会员马克斯·玻恩的书信和论文》，伦敦皇家学会记录，59，1995年，第295-302页。
102、帕特里克·卡罗尔：《科学，政权，团体：对自然的动员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历史社会学学刊，9/2，1996年，第139-167页，引文见第140页。
103、乔治·萨顿：《东方和西方》，载《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1931年)，纽约，1956年版，第59-110页。引文见第66,108页。
104、“主位所指的是那些区分现象的逻辑—经验系统，或者相对比而构成的“事物”和重大的、有意义的、精确的、或被行为者本身认定为合适的某些其他形式的辨识……客位陈述依赖于科学观察者的共同体判定为适合的现象区分。”马尔文·哈里斯：《人类学理论的兴起》，纽约，1968年版，第571,575页。我们可以推论：主位陈述指的是定域的知识，客位陈述断定的是普遍性。如果按斐迪南特·滕尼斯的定义，主位是公共的，那么客位就是社会性的。
105、乔治·萨顿：《西方文化在中东的潜蕴》，在缅因州约克查阅到的手稿，见梅·萨顿的论文，后转移到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萨顿所赞同的对阿拉伯的见解公开发表于《西方文化在中东的潜蕴》，奥马尔·
A·法鲁克译，贝鲁特，1952年版；对古代进步和发展的精彩反思，见维克多·戴维斯·汉森：《古代和近代农业文化的平衡》，历史社会学刊，波士顿，1，2000年，第101-133页。
106、李约瑟：《宏大的滴灌》，伦敦，1969年。
107、弗兰西斯卡·布雷：《晚期中华帝国的技术和文明》，奥希利斯，13，1998年，第11-13页，引文见第14-15页。
· 108、前辈保罗·福尔曼强调通过语境化提出因果解释是何等困难。他的研究从魏玛的不确定性开始，断定：“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诸如‘为……准备了思想氛围’或‘可以说为……准备了哲学背景’之类的含糊而模棱两可的说法，而是必须坚持一种因果分析，说明在这种环境下，并由于这种环境的作用，科学家被思想潮流席卷而去。”他的结论是语境化。他的社会学模型“提供了某种普遍的框架，而且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似乎特别有效。但是，为了说明该模型具体适用于某些物理学家而不适用于另一些物理学家，必须从模型中明确地排除那样一些因素——个人品格和思想经历。因而为时代精神(Zeitgeist)所笼罩的德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面前的机制，显然是不充分的。”福尔曼：《魏玛文化》，注58，第3，114页。
109、布朗大学的乔治·P·兰道在一份电子出版物上叙述了罗塞蒂的意见。
110、通过广泛选择的合作者，从弗兰西斯卡·布雷到克里斯多夫·哈布斯梅尔，李约瑟《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普世主义导向是显而易见的。金雍熙：《论“科学基础的比较史”：传统中国的语言和逻辑》，科学年鉴，106，1999年，第451-460页。金指出，哈布斯梅尔接受了李约瑟的很多见解。
111、戴维·科桑迪：《西方的秘密：度过眼前消沉的奇迹》，巴黎，1997年，第312-313，125，248页。
112、查理斯·C·吉利斯皮：《技术和文化评论》，29，1998年，第742页。
113、G·E·R·劳埃德：《竞争对手和官方权力：对古希腊和中国科学的探索》，剑桥，1996年版，第5，116，184，214，226-227页。
114、约翰·R·R·克里斯蒂：《科学编史学的近代和当代趋势》，载多米尼克·R·R·克里斯蒂编：《社会科学研究：1770年和1980年的总结和工作成果》，日工作研究通讯， 1992年5月14日。巴黎，1992年版，第87-94页。
致谢
感谢罗布·艾利夫(Rob Iliffe)和两位不知名的审稿人的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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