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河豚、春帆楼与刺杀者
2015/12/8 哲学园

     3月21日 晴

     河豚不如想象的味美。它被切成透明的薄片,环状地排列在盘中,伴葱与芥辣入口,像是嚼着清脆的鱼皮。它也随豆腐煮在汤锅中,入口与其他鱼类别无不同。据说它美味的部分是精巢,我缺乏尝试的欲望。当剧毒的可能性被排除后,它的诱惑也随之下降。

     在下关,到处是河豚的形象。它是料理店里的鱼片,是唐户市场的摊位上的活物,是神宫庭院、海边大道上的雕像……它们都胖嘟嘟的,像是拼命的憋着气,周身洋溢着因笨拙而带来的可爱,毫不担心自己即将死于刀下的命运。

     下关的河豚,就像是阳澄湖的螃蟹,在菜谱上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一些时候,渔民还把别处的河豚放养于下关海峡,以获得下关河豚的身份。

     春帆楼前,也有一个巨大的河豚青铜像,夜晚在灯光照耀下,发着幽兰之光。这是下关也是全日本第一家河豚料理店。据说丰臣秀吉的河豚禁食令持续了200多年,直到春帆楼在明治21年(1888年)的营业。

     李鸿章喜欢河豚的滋味吗?他有心情品尝吗? 1895年3月19日至4月17日,他与清国代表团住在下关(当时仍叫马关),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他们分别是日本首相与外相)进行了五次艰苦又屈辱的谈判,最终签署了《马关条约》。清王朝不仅丢失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还割让了台湾与辽东半岛,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这是中国近代史真正的转折点。比起1842年的南京以来的一连串的条约,唯有这一次彻底震惊了中国。这不仅因为条约的苛刻程度,也是缘于战胜者不是西方人,而是从来被看不起的“倭人”。贯穿近代中国的“失败叙事”与“屈辱叙事”也因此而起,“危机意识”更是四处弥漫,它让中国醒来,却也陷入一种越来越急迫的焦虑之中。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条约既是对“明治维新”路径的确认,也为接下来的全球角色做出了准备。它不仅如福泽谕吉10年前所期待的“脱亚入欧”,巨额的赔款加速了它的现代化进程,10年后因战胜俄国,进入西方列强的俱乐部。这也是有毒的胜利。“马关条约”也像是日本历史中的河豚,它的诱惑与危险同样显著。日本在这条扩张之路上失去控制,最终以1945年的两颗原子弹收场。其中一颗在广岛,它正是甲午战争的日军指挥部,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都坐镇于此。

     我在春帆楼前发呆。除去河豚的铜像,还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雕像、伊东巳代治书写的碑文。他是当时的书记官,烟台的换约也是由他与伍廷芳进行的。他的碑文写于1923年,行文用典雅的汉文,其中一句“今日国威之隆,滥觞于甲午之役”,正是对这一条约最佳的注解。这也是不无感伤的碑文,他眼见自己的引导者一个个离去——陆奥宗光在1897年就已病逝,伊藤博文则于1910年在哈尔滨被朝鲜青年安重根刺杀。

     我步入春帆楼,服务员客气却冷漠,甚至找不到一杯清酒或热茶喝。旧春帆楼早在1945年的盟军轰炸中消散,取代的是三层水泥建筑。不过,它仍是闻名遐迩的河豚料理店,也兼旅馆经营。在这样的旺季,你很难订到位置。

     在旅馆的墙壁上,我看到山县有朋、犬养毅的题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们皆是伊藤博文的同代人,彼此争吵不休,但却分享着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日本的使命感……

     3月22日晴

     哪里是李鸿章的遇刺处?

     从春帆楼出发,我沿那条山腰上的李鸿章小道散步,然后下山,拐入引接寺。正是夕阳时分,狭长的海峡金光闪闪,庞然对面的九州岛,朦朦胧胧。如果两岸再多些密集的高楼,它就有了一点维多利亚港湾的味道。

     马关没有香港的能量与运气。它在19世纪末获得了短暂的历史重要性——试图驱赶欧洲人的日本武士在此屈辱地战败,然后又在面对中国时,获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但此刻的这个港口小城,懒散、诗意,似乎容不下这么多故事。自从1903年,它从马关更名为下关后,它似乎也丧失了历史的重要性。

     沿台阶而下,就是引接寺,紫色的帷幕在寺庙入口分外显著。这寺庙建于1560年,也曾是朝鲜使节的居所。在谈判期间,李鸿章下榻于此。他每日在春帆楼与引接寺间穿梭。

     “3月24日下午4时15分,李鸿章结束谈判后乘轿返回引接寺。4时30分,途径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将至江村(仁太郎)杂货店。这江村店再向前约50公尺,就是引接寺的门口了……当轿子从人群中穿过是,忽有一暴徒排群而出,直至轿前,手按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进之际,对李鸿章开枪。”在权威的《甲午战争史》中,历史学家戚其章这样描述遇刺的一幕。

     这暴徒是26岁青年小山丰太郎。短期内,刺杀没有改变历史进程。根据27岁的中国历史学家吉辰在最近的《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中的分析,中方完全没有把握这一意外,将之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但长期来看,倘若没有这射入眼窝下的子弹,李鸿章或许会活得更久,作为不多的几根支柱之一,减缓清王朝的瓦解 。

     也是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我读到小山丰太郎的回忆文章《旧梦谭》。在行刺失败后,法官顶住了来自伊藤博文的压力,没有判处小山死刑,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役,两年后因大赦减刑,1907年假释出狱。31年后,他应《日本与日本人》杂志之邀,写下了他的回忆,此时距离刺杀已43年。另一场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整个日本再次处于狂热之中。

     这回忆或许不完全可靠,但作为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历史关键时刻的小人物,他所提到的细节与情绪,却是理解当时日本内在矛盾性的有趣例证。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自强运动”常被视作历史的两条平行线。中国知识人尽管早已习惯将“明治维新”来比照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惊羡日本之成功,哀叹中国之挫败,却又对对方的历史仍保持着惊人的无知:以为似乎真的存在着一个确切时刻,譬如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日本就随之一变,而丝毫不感兴趣于其中复杂、剧烈的冲突。不管是最上层的伊藤博文还是普通人小丰,都卷入其中,他们被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弄得眼花缭乱、疲惫不堪。

     自1873年开始居住在日本的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在1891年写道:“一个人若活过近代日本之过渡阶段,他会有一种与别不同的老迈感,因为他目前完全活在一个现代世界,上下周围尽是谈论着脚踏车、杆状菌及‘势力范围’等现代事物,但其脑海里仍可以清晰记得中古时期的事情。那些可爱的老武士曾引领我入日本语的神秘领域中,当时梳的是辫子,身上带着两把利剑。这些封建遗风现在已沉睡在涅槃中。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说颇流利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与稀疏不密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出生于1869年的小山正是处于这种撕裂中,他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游民。在决定行刺前,小山丰太郎回到大北岛的家,祭拜了亡母的坟墓,与父亲道别,在妹妹送他出门时,雪正下个不停,他想起了佐野竹之介的《出乡作》:“决然去国向天涯,生别又兼死别时。弟妹不直阿兄志,殷勤曳袖问归期”。

     这首诗作于1860年,是水户藩的佐野决议刺杀幕府的大佬井伊直弼前的内心表达。对于这些维新志士而言,推翻幕府统治,是拯救日本的首要方式。这首诗也收于《慷慨诗歌》中,这本溢满志士们的勇气与决绝的诗集,感动了几代日本人,也是驱动了这个国家迅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强烈的情感也总蕴含着危险,它令人陷入褊狭。即使在明治维新后,暴力也层出不穷,一些参与倒幕的志士们对于正在形成的现代社会秩序深感不安。他们发动起义、暴动、刺杀,都深信所谓勇气与理想不可妥协。

     当小山成年时,日本已没有要推翻的政权,全面向西方学习则也令“攘夷”成为过去。中国却可能是新的目标。对于中国,日本陷入某种尼采所说的“怨羡之情”——因为曾深受它的影响,反而用加倍的愤怒回报。面对扑面而来的西方的军事、文化、人种的影响,日本急于摆脱和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关系。生活在19世纪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中,日本也有一种难以遏制的领土扩张欲,它要模仿西方的帝国作风,攫取更多的土地、资源,而中国长久以来在东亚创造的政治秩序,就变成了巨大的阻碍。

     中日战争就成了这种情绪的突破口。一开始,日本公众并不热情,他们对于能否战胜这样一个庞大的、长久以来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缺乏把握,但当胜利不断传来后,举国陷入了狂欢,这狂欢催促更大胆的行动。

     小山听说李鸿章要前来日本议和时,陷入一种深深的焦虑与愤慨。他的期待是“一路追击毫无骨气的支那兵,铁鞭遥遥北指……用不了半年,就能让四亿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下跪倒了”,因为“支那人多半似乎有着对世界之大势不介意的大国民神气。视朝鲜为属国,视日本为小国,唯独自夸为世界之大国,就是这样半身不遂的老大国民。显而易见,不彻底地惩戒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制造麻烦。这是东洋和平的癌……”

     他头戴鸭舌帽、萨摩木屐,白色毛线编的又粗又长的羽织纽,在横滨买五连发手枪,怀揣诗歌集,李鸿章的照片(称之为“故作和善而不无戒备的眼神”)、写下的“毙奸状”,决意去刺杀李鸿章。除去回家道别,他还前往东京最著名的花街芳园,“因为是此生的最后一次,想要找个让自己不留遗憾的美女”……除去对中国的厌恶,他还引用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乎”自我激励。这也是此刻日本的反讽之处,从首相到平民,不管他们多么想摆脱、击败中国,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仍深受中国的影响。

     而日后回忆起行刺时看到李鸿章一幕时,他仍会这样写道:“比起照片上的形象,眼光更是炯炯射人,的确是伟人的风貌。年龄约有七十,真是老英雄的典范。从眼睛看其人悠扬不迫的态度,不由得佩服这眼睛比照片上还要犀利。真不愧是睥睨东洋的眼睛!”

     据说一些日本学者相信,21世纪的东亚又像是19世纪的轮回,当然是1895年前的景象。中国急速的现代化就像是自强运动的延续。一直到1894年夏天战争打响前,日本都不相信能击败中国,不管是国家规模还是军事配备上,中国都令人生畏。正是对于中国可能迅速崛起的恐惧,让日本的决策者与公众产生新的焦虑,这焦虑导致敌对。

     这感受与忧虑在这下午的下关都显得不合时宜吧。这些在海滩边欢乐、忙于自拍的日本人,似乎再难有战争的欲望。日本社会显得那么平和、镇定。反倒是,小丰似乎在中国会有新的共鸣。倘若他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一定是那份标榜全球视野、却灌输狭隘偏见的报纸的热烈追随者吧。

     此刻的亚洲又像是1914年前的欧洲?当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事件陡然紧张后,世界的评论者都喜欢用这个比喻。在表面的冲突下,是东亚结构性的力量的再度变化。

     自19世纪末以来,东亚都处于一个强日本、弱中国的状态,当两个国家都以强者的面目出现时,它们会产生怎样的紧张感?两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对于日本——蕴含的高度历史性的愤怒、屈辱(它被不断的生产、再造),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排解?

     而这个梁启超的伤心地,我从未遇到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他们蜂拥到银座购买化妆品与马桶垫,似乎完全没有心情与时间来此一游。所谓的“历史愤怒”都常是假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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