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美国外交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2015/12/9 哲学园

     核心提示：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艺术家看待世界时带有一种“悲剧感和警惕性”，此外还有一种“不愿背离实际看到的历史先例的心理”。

    

     《构建世界》一书封面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1月6日刊登《谁制定的外交政策更好：艺术家还是科学家？》一文，作者为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院教授罗莎·布鲁克斯。

     文章称，有些书人们会去读，而有些书让人崇拜，这两类书未必有交集。戴维·米尔恩撰写的《构建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一书似乎注定是让人景仰多过让人阅读的。仅仅是这本书的主题似乎就会让读者充满敬意却目光呆滞地陷入沉默。如果说书中探讨的话题从学术角度讲让人高山仰止，那么书本身则更是如此(它足足包含500多页文字)，而且字体小到40岁以上的读者最好还是在手边准备好放大镜。

     美国是否研发氢弹引争论

     我们直接从1949年讲起，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团队负责人乔治·凯南和他的副手保罗·尼采正在努力为哈里·杜鲁门总统提出一项关键的政策建议：鉴于有迹象显示苏联人在1949年底试验了一件原子武器，美国是否应该努力研发一枚氢弹呢？米尔恩援引丘吉尔的话说，拥有毁灭世界潜力的氢弹与原子弹的差别就像原子弹与“弓箭”的差别那么大。

     对凯南而言，决定美国是否应该研发热核弹这一问题不能仅仅简化为一个战略问题；它是一个道义问题，具有近乎神学意义上的重要性。最终，凯南“精心撰写了一篇79页长的论文，对历史和哲学旁征博引”，奉劝总统“不要制造这件吓人的武器”。他声称，热核武器只会导致没有赢家的战争：如此危险的武器放在任何一个国家手上都无法让人放心。他援引了莎士比亚的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话：“欲望，这一头贪心不足的恶狼，得到了意志和权力的两重辅佐，势必会把全世界供它的馋吻，然后把自己也吃掉了。”

     依凯南之见，解决办法是号召所有国家拒绝接受热核武器并把核研究的控制权交给一家国际组织。

     凯南的门生尼采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尼采不怎么用得着哲学或诗歌；在他看来，这件事简单极了。苏联人肯定不会在试验原子弹后就此打住，因此美国也不能就此打住。冷战的冷静逻辑要求开展一场军备竞赛；和平——不管它是否稳定——只能通过人们日后所说的“互有把握摧毁对方”思想得到最佳保障。

     书中对凯南和尼采之间的对决给予了扣人心弦的描述。尽管米尔恩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凯南要求美国放弃氢弹开发的想法是“初衷良好却很危险”)，但他对理性且书生气十足的凯南所抱持的同情也是同样明显的。在米尔恩对书中其他核心角色进行剖析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移情”，哪怕是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也会看到移情的影子。比如，对于往往把保罗·沃尔福威茨斥为信奉新保守主义的战争贩子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勉强同情那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学者——他曾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参加民权游行，随后“在得到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工作机会时，放弃了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

     二元论观点容易招致批评

     接下来还有马汉上将，对于那些把他夸张地描绘成拥护美帝国主义的狂热爱国者的人而言，他们常常会忽视马汉曾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此外还有奥巴马，右翼批评家狠批他的被动和犹豫不决，左翼批评家却谴责他对恐怖主义采取的无情和置对方于死地的态度。米尔恩引用了奥巴马早前出版的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中的一段话。事后看来，那段话似乎相当说明问题。

     在上大学期间，奥巴马曾细心研读美国黑人文学的经典作品，他感到很沮丧：“在每本书的每一页，在《土生子》和《看不见的人》中，我不断看到同样的痛苦和同样的怀疑，以及一种自我轻贱，无论是冷嘲热讽还是智识似乎都无法让这种自我轻贱转向……只有马尔科姆·威克斯的自传似乎提供了某种不同的东西。他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塑造行为提醒着我；……他对尊重不加修饰的坚持让人们看到一种毫不妥协的新秩序的希望，这种秩序就像军纪一般，是靠纯粹的意志力锻造出来的。”

     从米尔恩转而进行理论探讨开始，《构建世界》这本书就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虽然米尔恩明智地拒绝接受如下的还原论观点，即外交政策理论家分为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两类，但他用开篇的小插曲——即凯南和尼采之间的对决——引出自己的二元观点，即“艺术与科学的对决”。

     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艺术家以马汉、凯南、沃尔特·李普曼、基辛格以及奥巴马为代表。他们看待世界时带有一种“悲剧感和警惕性”，此外还有一种“不愿背离实际看到的历史先例的心理”。他们把抽象的推理视作蛮干，把直觉与谦恭视为一个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世界中的唯一试金石。与此同时，以伍德罗·威尔逊、查尔斯·比尔德、尼采和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科学家则认为，他们不但可以搞清历史的模式，而且可以超越这些模式。他们认为世界是可塑的，是能够通过联合运用美国的实力和美国的道德操守来进行重塑的。

     但是正如米尔恩承认的那样，这种艺术/科学二元论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二元论一样容易招致批评。比如，根据《构建世界》一书最初几页的介绍，凯南确信美国如果基于道德考虑决定不去制造氢弹，那将说服苏联人作出类似姿态。然而，按照米尔恩的思路，相信美国的道德设想可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想法无疑是一位科学家的想法，而不是一位艺术家的想法；它听上去有点像是威尔逊的宏大梦想，而不能反映米尔恩认为构成艺术家特点的那种谨慎和对先例的关注。米尔恩承认这一点，但他通过指出“世界的命运正处在危险时刻”来为凯南偏离他的“艺术家”角色来开脱。对于一本致力于如下主张——即美国的许多外交政策都能用艺术/科学二元论来解释——的书而言，把如下小插曲——其中的一位主角扮演着显然与角色设定不符的角色——作为开篇似乎是相当奇怪的。

     名单中连一名女性都没有

     但是米尔恩倾向于二者兼顾。他说：“本书中提到的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这两类特点，没有界限鲜明的二元论。”毕竟，有些人“既有艺术气质、又有科学态度”，艺术/科学二元论“旨在作为一种启发性的背景主题，而不是作为叙述主线”。这很好，因为如果书中涉及的大多数个体最后都不能清晰地归入两类中的其中一类，那么艺术/科学二元论就不具有太大说服力。你也可以说，这完全是每个人的个性问题，或者说美国外交政策可以分为过于谦恭和过于自信两类，也可以分为悲观和乐观两类。

     许多读者还会在米尔恩对高级外交政策学者的选择问题上挑刺。比如，他的名单中连一名女性都没有，而且尽管他承认“外交政策决策圈(和)学术圈的……性别歧视”或许与此有些关系，但他禁不住补充说，珍妮·柯克帕特里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康多莉扎·赖斯等女性“作出的贡献”目前还无法在“吸引力与经久性方面与马汉、基辛格以及沃尔福威茨相比”。

     尽管如此，《构建世界》仍然不失为一本好书。外交政策迷会特别想拥有这本书，然后把崭新的一本摆在茶几上，用压低的声音、用充满敬意的口气说起它。不过我建议读者还是要真正读一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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