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儒 | 一篇极端的反儒檄文
2015/12/19 哲学园

     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就我自己来说,我是肯定要抛弃儒学的,但我个人的感情(所谓情怀)和思维方式其实还是儒学的。——儒学灭了之后怎么办?

     我尿尿的时候还在想,是不是像我们伟大的生产能力一样,把基督教有益的教义摹仿回来生产成自己的道德信条、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

     认识到儒学的几乎全面的错误确实好,这一课我们早就该上;但儒学全面倒塌,中国文化会产生不小的真空。——当然,这仅仅只是文化上的不好看,并非造成道德败坏。因为,我们认识儒学有问题的这一过程,本身会全面提升公众的道德素养和道德感,不是礼崩乐坏。

     但破了之后还得立,立的东西怎么来?

     全民信仰基督教绝不可行,一整套基督教教义太复杂难懂,没有相当理解能力无法领会,尤其对2000年信仰一个跟它全然不同的学说的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传统文化是讲道德骄傲的,而基督教全然是讲道德谦卑的,截然相反,非常不现实。

     灭儒

     01 序言与凡例

     灭儒这个念头兴起于十多年前,今天采用这个名字,算是对过去的一种纪念吧。

     1990年,我在大学的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书,美国女心理学家Karen Horney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台湾版(那翻译的叫一个让人晕眩)。这本书坚定了我对传统文化的怀疑。——读完我深感震惊,想,如果中国的学者纷纷研究此书的话,大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恐怕都将重写。这本书我抄录了差不多一个笔记本。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将自我理想化人格定义为一种神经症,或者这么说,神经症往往是自我理想化人格。而中国文化,里面充斥着这样的人格,而且对这种人格近乎病态的崇拜。

     四年前,我又看到了这本书,是国内翻译的,重读了两遍。后来,在美国的前女友给我买了一本英文版。我英文不怎么样,几乎没看,算是一种纪念吧。

     如果有机会,我愿在Karen Horney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表示一个遥远中国人对她的无比感激和敬意。

     俗话说先礼后兵,let’s go:

     仔细考察,儒学传统差不多包含了真、善、美三种元素。

     真即理性精神。儒学的“近鬼神而远之”、格物致知、崇尚学习和思辩,都反映了这种可贵的精神。我今天的所有所得,实际也算是遵从儒学传统。因为不管怎么样,给我打基础的、早期影响我最深、形成我思维方式的,仍是儒学。

     或许这种理性精神不是儒学的独创。春秋诸子百家的思想表现了一种惊人的理性和早熟,我有时候怀疑,是不是西周一所神秘大学遭到了外星不明生物的攻击,学员和各科教授四散奔逃,分别创立了各自的学派。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其实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善即对人世的悲悯,对善和正义的坚定热爱,可以简称为孔子的仁。这是儒家的坚定立场,不管它是不是被一些东西影响、实际上儒者们已经站错了立场,但他们自己心里以为的,仍是这个大写的、金光闪闪的善。

     美,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所有文化人都热爱诗歌、并保有2000多年完整诗歌传统的国度,这是这个民族的伟大财富和不灭魅力。虽然诗经最早不是儒者所创,但后来诗歌文化的弘扬和亲力亲为创作,儒者实乃主角。几乎所有皇帝都能作诗,以及儒者、士大夫对各种艺术美学境界的热爱和挖掘,对自身人格美2000多年的研究、琢磨,至死方休的实践、热情,整个东方文化圈(包括剽悍的草原民族)统统为之倾倒,绝非无因。

     真、善、美的传统,极大地增强人类自信,从而也激发了中国人对自身尊严的热爱和不竭追求。看到这些传统,尤其想到2000年中那些不断暗夜沉吟、为自己人格美轻操刻刀、轻点画笔的先贤,我有时置疑自己的意图和作为。这样的传统真要怀疑吗?所谓儒学真要灭掉吗?我是不是做错了?而且,在这个国学传统并不景气之秋,我这样做会不会是罪人?

     其实现在看来,这三大传统都来自周文化,儒学灭之不算可惜。而反对我的人,也希望鉴明,自己究竟是热爱这三传统,还是热爱“真正的儒学”。儒学的真面目是什么样?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下篇主题: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最后一个主题群将是:孔子的安魂祭

     凡例:

     所灭之儒学,基本集中于四书。这是儒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典籍。

     文字将尽可能通俗,好让更多的人理解。引用文字有确切出处的将在正文中随时标明,没有的将继续寻找、甄别,也希望大家帮助。

     ※ 击落世界上最后一位儒者手中之剑

     02 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

     “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这句话出自据说是儒家入门读物的《大学》。《论语》也记载了孔子的类似言语:“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仔细挑剔起来,这两句非常近似的话却有不同的解释。论语中的解释是,仁者没有私心,所以他才能公正地爱憎。而《大学》里的这句却要这么翻译:

     只有有仁爱之心的人才会坚定地爱某些人,恨某些人。

     《大学》里说,对于那些妨贤而病国的坏人、奸臣,只有仁者才会对它深恶痛绝,并采取确实有效的行动,将他逐出中国,流放得远远的。对坏人不能驱逐得远远的,是一种过失。朱熹最后注释说,知道爱憎,“而未能尽爱恶之道,盖君子而未仁者也。”意思是说,如果爱恨不分明、不彻底,那这个君子还不太“仁”。

     原文如下,读者可跳过: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朱熹注:“若此者,知所爱恶矣,而未能尽爱恶之道,盖君子而未仁者也。”

     善与恶,是儒家思想里的一对重要矛盾。“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好人、坏人,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将善恶对立起来,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是中国人熟知的传统观念。不幸的是,这简单的善恶对立的观念,现在已证明落后于时代。

     善恶对立,必然导致敌我观念。世界被分成黑色和白色、朋友和敌人,分成“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生命。对君子尽情地美化,比如古人如此形容好的人格:“似兰斯馨,如松之盛。川流不息,渊澄取映。”(《千字文》)而对小人无情打击,制之死地而后快。孔子正是这件事的不遗余力的创始者。孔子晚年编纂《春秋》,就是用手中之笔,将他无法在现实世界进行惩罚的恶人进行丑化、贬低和道德审判。这件事后来成为儒者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

     我曾见过这样一段对话:

     ——好人杀人吗?

     ——当然不,好人杀的都是恶魔。

     敌人概念的灌输会使本来纯朴的人变成刽子手,而这正是纳粹主义宣传的诀窍。“不仅国外有敌人在窥视,不,国内也有。”凡是极端化的思想首先都要歪曲、恶魔化一个阶层或族群,然后把对这一个阶层族群的迫害和屠杀以种种美好的理由合理化。

     或许有人认为我发挥无度、引申过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儒学的讲道德是怎么演变为人性暴行的(以下引自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王阳明是明代大儒,开创有阳明派):

     1518年,王阳明在江西南部地区镇压起义时创立了乡约制度,它企图用诱使起义者回到文明社会的办法使他们平复下来。……订立乡约的地区的居民们应推选出“约长”,来记录他们的日常行为。个人要为每月的宴会捐助财物,每次聚会,击鼓如仪,众人大声发誓:

     “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然后,对每个成员在过去一个月中的举止行为进行琐细的讨论。好的行为备受赞扬,坏的行为遭到批评,恶人被迫跪下,当众认错。反复强调聚会的根本目的,不是惩罚人,而是改造人。在发现有人做了坏事时,人们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当事人,而不是把他移交司法当局了事。

     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大恶分子,儒学自然不会公开地施展暴力,而是约长事先劝告他开会时好好自首、反省,而开会时大家“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办法用尽而这个“坏人”还不改悔,这些好人们才把他扭送官府。

     以下继续引用:

     乡约制度在明朝末期消失了。但在17世纪中叶的动乱之后,清朝(1644—1911)第一个统治者顺治皇帝(1644—1661)颁布“六谕”[26]“教化民众”,重新施行了乡约制度[27],其原因一半是为了恢复文明社会,一半是为了维护自己王朝的长治久安。……乡约的头头和他的副手每月两次召集居民们宣读“六谕”,敦促人们孝敬长辈,教育后代,邻里和睦,安居乐业,勿犯罪过。

     ……1670年,康熙皇帝入情入理地详述了16条“圣谕”。……“圣谕”所期望的德行要达到的社会目的,是用各种实例来说明的。邻里和睦相处是为了防止纷争,讲究礼仪是为了守好规矩,学校将得到发展,谬说则遭到受尊崇的学问的抵制,等等。首先特别要强调的是,人们应安于各自在社会中所处的生产地位。崇尚节俭,积蓄钱货,克奉职守,解决人们的要求。这样,帝国的全体臣民就被分成顺民和刁民两类。皇帝正是依靠前者来阐释法律,警诫愚顽之徒,并作为文明社会与其弃民之间的调解者来发挥作用的。

     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我想什么解释都是多余的了。善恶对立和尊崇道德,如果不说它直接导致了人性暴行的发生的话,至少要说它对人性暴行无法约束。因为我们伟大的儒学、伟大的传统,本身就留下了这样的诫命:对恶者,要“深恶而痛绝之”;“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未能尽爱恶之道,盖君子而未仁者也。”

     03 君子之诛

     在孔子的春秋笔法里面,好人杀死坏人叫做诛,好人被坏人杀死怎么叫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叫英勇就义。而不同等级的人的死有各种不同荣誉等级的术语,绝不能乱用。

     孔子现在大家几乎公认他是一位仁者,一位慈祥的教育家。他是吗?

     历史上传说孔子在他的出生国鲁国做官才七天,就处死了一位跟他同级的大夫少正卯。此事是真是假,是一悬案。

     据说,当时少正卯与孔子同时讲学,而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抢走了孔子不少学生。孔子上任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门生询问此事,孔子说:“这世界上有五种大坏人,而强盗和小偷则不包括在内。一是头脑敏锐而用意险恶者,二是行为邪僻而不会悔改者,三是说话虚伪却有辩才者,四是理想错误但知识广博者,五是归顺邪恶而好施小惠者。这五种人都是奸人中的枭雄,不可不诛。凡有上述五种之一者,都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具这五种情况……”

     孔子杀没杀少正卯呢?我认为这可能是捏造。我的理由如下:

     如果孔子杀了少正卯,那么在孔子周游列国、寻找官职时,必然很多人会询问、甚或质问、讥讽这一轰动事件,而按孔子的习惯,针对不同的人将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巧妙回答。而孔子的这些精彩回击,必将被门人视为至宝,记录在《论语》里。但现在,我们在《论语》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记载。

     此外,人们还以很多原因怀疑这件事的存在,比如认为这与孔子的君子、圣人形象不符。

     如果有这么一个少正卯存在,孔子会不会诛杀他呢?人们为什么会捏造这么一个事件给孔子呢?

     孔子内心严厉,这是见于《论语》记载的,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史记•老子列传》这么记载老子对孔子的规劝:“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说孔子有比较做作的威严姿态。而对于白天睡觉的弟子,孔子如此评价:“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我又能说什么呢?”

     执著于道德、荣誉而且气盛的孔子,碰上一个“心辨而险,言伪而辩,行辟而坚,志愚而博,顺非而泽,”如此之坏却又如此有影响力的青年贵族,真的不会动诛杀之念吗?道德的特征就是不原谅,或曰无原谅性。少正卯事件虽然子虚乌有,但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那些相信善恶的人眼里,好人杀死坏人不仅无罪、而且功莫大焉。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血腥暴力被美化为“诛杀”,而只要一旦命名为“诛杀”都是可以无限的歌功颂德的,比如我们人人知道的一个词:“替天行道”。我们还可以想想《水浒》中石秀将他通奸的义嫂挂在树上开膛破肚的“英雄”场面。

     儒学宣扬善恶对立,于是,只要宣布对方是恶人,就可以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于是,一切就走进了臭水沟了,高扬道德和下三滥的手段形影相随。少正卯事件虽是传说,但却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甚至造成对异己派别大规模的恐怖屠杀。将对方宣布为坏人,然后用血腥手段从肉体上消灭政敌,我们的传统管这叫“诛”,这是名正言顺、大义凛然、彪炳青史的。

     善恶对立真是绝对正确的思想吗?

     对于这个问题,基督教这么看:

     基督教认为,从道德和宗教意义上说,人都是有罪的,没有谁能做到道德完美、绝对圣洁,没有谁能拿到“善”或“正义”的权杖,对他人展开“残忍却合乎道德”的攻击。基督教教义甚至认为,上帝之子耶酥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赎清了人类所有的罪恶——已犯的、正在犯的、和将要犯的。耶酥用这个教义来抵挡人类对道德弱者的逼迫和残杀,保护他们不被自己美德的同类清剿。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后来恰恰在不同信仰的基督教派之间发生,而且杀死了数以万计所谓信仰不正确教义的人。宗教改革者加尔文要求一个路过日内瓦的青年修改自己的信仰,这个青年誓死不从,竟然被追求上帝真理的加尔文用火刑处死。

     罗伯斯比尔是法国大革命中思想惊人纯洁而又充满热情的人,他慷慨激昂地演讲:“我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国王有否决权。如果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那么,《人权宣言》中说的权力归人民就是虚伪和欺骗!”他最终成为革命领袖,令人惊异地实行了恐怖的大屠杀,“他对罪恶的仇恨扩展到如此的地步,致法国于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最后,由于担心自已的性命,美德的敌人开始回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搏斗,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房龙《宽容》)

     必须放弃狭隘的善恶对立观念、力争宽容,是人类历史用数不清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

     儒学明辩善恶,大讲道德,它看起来好象是看守我们良心的道德使者,将为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实际却为我们打开了仇恨和暴力的大门。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各种仇恨,君子对小人的仇恨,美德对邪恶的仇恨,楼下的老妈子对楼上喜欢乱倒垃圾的老头的仇恨,学习好的中学生对不爱帮助人的某同学的仇恨,愤怒的网络游戏玩家对通奸男女的仇恨,善恶对立的观念使我们随时随地能找到愤怒、找到对他人的仇恨,并给我们的暴力行为赋予高尚和正义的理由。

     或许有人要说:难道不能打击和蔑视邪恶吗?难道就不能愤怒吗?不仇恨邪恶、不惩恶扬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无止境的纵容和原谅?如此那些善良的人、我们、那些弱者将怎么生存?对侵略者、比如二战时期的日本,对残暴者、比如满清,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者反清复明、扶清灭洋,这些仇恨难道是错的?扶正祛邪、高扬正义的儒家观念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不相信!

     是啊,难道这些是错的吗?是不是要对正义的人们进行道德教育、要他们注意掌握分寸、别太义愤、别走入仇恨和残忍的误区就可以了呢?

     另外,如果我们放弃善恶对立的观点,善与恶没那么重要了,儒学又怎么掌权呢?不禁为那些疯狂的现代新儒家们捏一把汗,他们那无比伟大的道统、学统、政统,这三只桶恐怕要顺水东流了:)

     04 愤怒即无能

     暴力来自什么?来自愤怒和仇恨。

     面对邪恶,我们一定会愤怒和仇恨吗?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想要“显佳名于三国”,入侵朝鲜,意图“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洲”,并吞中华。历史书对这次战争的说法是中、朝大胜,实际上双方损失都不小,日军最后败退。对这件事,中国比较愤怒。

     我们来做个错事,假设一下历史:假如日军像成吉思汗和满清一样,兵力虽少却战无不胜,最终统治了中国,那么可以想见,中国当场会出一大批烈士,血泪控诉的诗篇数以千计,像天地会和洪门这样的反日复明的地下组织将长期存在,而对日帝咬碎钢牙的仇恨和愤怒必然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我们再来假设一次:如果日本武士武功普遍稀松,人数也不灵,东拼西凑总共才3、4万人,丰臣秀吉照样致书中、朝,说“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洲,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这只军队上岸后,在鸭绿江边被明朝边防军一次性包了饺子,侵略嘎然而止,缴获日军军器、艺妓、扇子、破船无数。这次中国还会愤怒吗?不,这次恐怕所有中国人都会笑闪了腰,膏药铺生意一片大好,而这次事件也会成为历史书上最有名的搞笑段落。

     我们来判断一下上述三种情况,从道德层面上讲,日军的邪恶有什么不同吗?都是入侵,都一样骄横,但中国人对此或愤怒或不愤怒。这里边一个重要函数就是实力,双方的实力对比不同。

     如果有人意图侮辱你,你很可能会愤怒。而如果你是散打冠军,对方是一普通流氓混混,这个人意图侮辱你,哪怕他表现得再骄横,你都不会愤怒,而是感到很可笑,甚至笑出眼泪。

     我们生活中的愤怒,往往来自于我们某种意义上的无能。只有我们无力改变某个局面时我们才会愤怒。极端点和格言式的表述可以写做:愤怒即无能。事实上我们愤怒的时候,往往也就失去了正确解决问题的可能和机会,会导致无能。

     儒学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儒学就好比爆竹,当邪恶发生、里边的火药被点燃的时候,儒学道德教条好比爆竹的外壳,将燃烧的火药紧紧抱住,想制止它爆炸,最后产生十分巨大的破坏力。——而这点火药如果在掌心上燃烧,会迅速化为青烟,对人根本无伤的。

     儒者不注重能力,儒学里面一个重要矛盾就是“德”与“力”,热爱和依靠道德来获得、治理天下叫王道,热爱和依靠力量来获得、治理天下叫霸道。王道从来高尚,而霸道从来可耻的。所谓“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这个不注重能力建设的儒学,当对方来犯时,他必不可能感到可笑,甚至笑出眼泪。他要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自律。道德判断很可能就使一个坚信传统道德的人下重手,如暴躁、易怒、尖刻的判断和无恩慈的言语,甚至不可挽救的伤害。

     古代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古人亲属聚会,主人和来访的亲戚都是道德君子、朝中声誉很好的名臣。主人的女儿和表妹分别多年,相见甚欢,两人以诗佐酒,还玩起了小游戏,其中一位扮演成俊俏书生,这对天真可爱的花季少女,玩累了并头交颈而睡。她父亲过来巡看,女儿和一个不认识的书生公然抱着睡在一起,潮红小脸上漾着满足的微笑。不守女道、奇耻大辱、道德愤怒、大义灭亲:如此妖孽不除,日后祸害夫家、羞辱祖宗,夫复何待?手起剑落,两颗人头滚落在地,书生的头巾掉落、长发散开,认出是女儿表妹。

     这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迅速下如此重手,这种举动只在那些极度注重声誉、道德、所谓正直得可怕的人身上出现。但平常人在进行道德判断后往往也会倾向于仇恨,我们进行道德判断后,内心的态度就必然是对立的,敌错我对,与邪恶的对立。对立情绪的存在就已经失去了轻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道德自律则可能使重手更重:

     当别人的举动错误时,我要反躬自省,“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对方是邪恶的,但别人的邪恶不是我变得邪恶的理由,我要坚守道德,“温良恭俭让”,甚至争取以德报怨,感化对方。当别人意图对我进行伤害时,我们要忍让,不做不文明的事;当伤害进一步加深时,我们可以防守,但不要做出残忍不仁的事情。当多次忍让和一再是对方无理时,我们就会爆发……中国人小到日常摩擦、家庭不和,大到街头不认识的人干架,多是这样一个心路历程。

     所有类似的事情都只能这样愚蠢的进行吗?

     不。

     首先有能力问题。如果我们永远是拳击冠军对于杂皮混混这样的形势,我们永远不会生气。而“力”这个概念儒家是不提倡的,儒家提倡的是我们上面论述过的“德”。有国君问孔子怎样行军布阵,孔子婉言谢绝,说自己没学过。外国帝王非常纳闷,中国皇帝为什么不爱做军人,而且他的礼服从来不是他们国家的军装。日本民族热爱和崇拜武力,这在中国恰恰以之为耻,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很多事情。无论是北宋南宋(重文轻武就是这个朝代开始的),大明皇朝,大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没有一个例外!《论语》里“子贡问政”,问施政要领,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以下是于丹的解释,解释得还行: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着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老百姓对国君的信仰是美好的,是当政者的光荣,也是他们统治维系、世代传家的希望;而至于老百姓遭受蹂躏,那就不在讨论的范畴之内了。

     除了能力之外,我们解决问题还要机智。机智或许是种更深奥的能力。

     但是,儒学封杀了这一可能。

     ※玫瑰骑士:)

     05 鼓胀而卒

     善对恶一定要仇恨吗?

     前面已经论述,这实际会导致道德上的难局,引发对人性的暴力行为,反而走向道德的反面。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邪恶呢?

     前面做了分析,关键是能力问题,要能解决掉邪恶,而不是判断对错后的无穷愤怒。强烈的爱恨往往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给解决实际问题增添无穷的障碍。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早就想与满洲议和,然后专一扑灭农民起义,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可身为皇帝,他却不敢让大臣知道这个密议,因为满朝皆是被儒学洗脑、有强烈民族荣誉感的大臣,他们定会蜂拥而上,把他驳得体无完肤,把朝堂闹得鸡犬不宁。其后果然,有热心国事的大臣风闻了此事,上了一本,崇祯赶紧否认,说绝无此事,大汉天子焉能与武装蛮夷媾和?于是对满州议和的事情无疾而终,大明皇朝渐渐被两线作战拖死,这个无比热爱自己尊严、无比为它骄傲的民族迎来了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儒家思想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它不倾向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只倾向于判断对错。这个缺陷祸国殃民。

     首先我们来看儒学为什么不爱实际解决问题。答案很简单,因为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不太符合儒家教义,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能力也不符合儒家教义。

     儒家不主张武力,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解决问题往往需要机智,机智类似于诡诈,而“仲尼之门”,是五尺高的孩童都羞于提到齐桓公等春秋五霸的名字的,“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诈与力的手段不纯粹、不合符仁义道德的标准。排除了机智(所谓“诈”),又排除了军队、金钱等硬性实力(所谓“力”),儒学还有什么能担负起民族兴亡之大业呢?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恩,这是我们常见的对儒者的描写。

     “解决问题”这四个字对一根筋的儒者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我们来打个比方:

     比如有兄弟二人争一个梨,已经争吵得很厉害,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儒者会怎么应对呢?他可能会先上前脸色和悦地了解真实情况,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免无的放失、冤枉好人。然后他会根据他所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分析谁哪里哪里做得不对,而另一个谁又哪里哪里做得不对,温言婉语地分析劝慰,宣讲兄友弟恭之谊,争取让两兄弟认识自己的错误,心悦诚服、重归于好,使“孔融让梨”的历史佳话在今天重演。

     而解决问题的思路可能与这完全不同。

     兄弟二人争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再给他们一个梨,或者纯粹抢走那唯一的一个梨,争吵就都停止了。争吵停止之后,兄弟二人或者想起刚才的恶语相向感觉惭愧,或者共同追打抢梨之人,重拾兄弟友情,后续效果也都可能很好。儒者的办法看起来最正确,实际可能第一步就操作不下去:兄弟俩正吵得厉害,根本不愿理睬突然插进来的这个人。

     解决问题如何违背儒家教义,历史上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宋襄公了。宋襄公为了仁义的目的,必须赢得一场军事上的胜利。而当强大的敌军正在渡河时,将领主张依照兵法、半渡而击,趁敌人正在渡河的时机进攻。宋襄公认为这是趁人之危,不符合仁义。敌人渡过河了,正在整队,将领又主张趁敌人队形尚未完备时攻击,宋襄公还是认为,等双方都整好队了,按礼仪鸣鼓作战,才称得上堂堂正正。这一战的大败,使宋襄公同学成为历史的笑柄。其实,不仅宋襄公面对的情况如此,我们现实生活中太多太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违背那些理想化的儒家教义。比如在政治斗争中如何去除奸臣。装得很坏、和奸臣混作一堆,使形势混沌,同时又能刺探对方的情报,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正人君子之间相互联络、共同进退、壮大实力,都是保障斗争胜利的有效办法。但儒学既反对虚伪,也反对结党,“诚”字堪称他们立身之本,焉能违反?而“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更是儒家响当当的教条,声誉很好的儒者之间往往并不主动联络,正直的官员下朝之后没有正当的理由并不彼此来往,以表示自己不结党营私。儒者对奸臣的轻蔑和拒斥往往表露得十分明显,敌我形势过于暴露,而这在政治斗争中都是大忌。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中的白痴,相对于他们要救民于水火的誓言,无疑是种巨大的犯罪。但他们往往宁可殉道,也拒绝改变。

     解决问题必需的各条路径基本都被儒家教义封死了,那该用来解决问题的热情和精力,儒者都拿来干了什么呢?

     他们拿来进行道德判断、对错判断。仅仅进行对错判断,说他是错的我是对的能解决问题么?答案是当然不能。

     屈原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屈原虽名义上不是儒者,但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实际上是儒者的,对理想的纯洁和对正确的坚持可能还胜过很多儒者。屈原政治失败之后写作大量诗歌,反复倾诉自己是多么正确高洁、而敌人是多么错误卑污,让人除了歌颂他之外其它找不到什么话好说。还有一本文笔非常优美的古小说《花月痕》也是说这种类似人物的。小说男主角是一个恪守清高理想的名士韦痴珠,和这个污浊的世界绝不调和,以至于只能靠别人养活,每天做许多悲凉、优美的诗歌,慨叹自己的身世和理想不得施展的情怀。

     清代大儒黄宗羲在《缩斋文集序》里评价过一种“隘人”:“盖其为人也,劲直而不能曲,清刚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谓隘人也。隘则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愤绝人,徬徨痛苦于山巅水澨之际,此耿耿者,终不能下,至于鼓胀而卒,宜矣!”这隘人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耿直、单纯、敏感、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胸不容物”并非心胸狭窄,而是与邪恶势不两立,没有商量的余地,是种精神洁癖和道德洁癖。——奇怪,这些既然讨厌邪恶的人为什么不能去摆平邪恶呢?他们并不缺乏这样的激情和愿望,而且可以说还很富裕、很充沛,太富裕、太充沛了,可为什么最后只能“鼓胀而卒”、活活气死呢?——答案不难找到,不注重解决问题、对能力问题向来不拿正眼去瞧、只好进行道德判断、品德抨击、建设个人精神高峰的人结局大抵如此。

     “隘人”是清朝儒者评价一部分儒者,其实这种现象早在先秦就被道家用来嘲笑儒家,说他们是到处说别人如何如何不对、而自己又如何如何对的人,这种人是那种不招灾惹祸才怪的人,简称“灾人”。无论是“隘人”还是“灾人”,下场都很不妙。只好进行狂妄的道德判断、现实世界中却一步也难迈出去的儒者,无数信徒被砍了脑袋。最早有名的案例是秦始皇的“坑儒”,汉代是“党锢之祸”,许多自诩为“清流”、嗜好“清议”的名士政治上斗不过宦官,被抄家杀头。在明代,则是著名的东林党,道德极度拉风的儒家再一次斗不过阉党,慷慨激昂之余被大量迫害。——这些失败不仅仅是儒者个人或门派的失败,而且是自认为代表正义、代表希望的他们对人民、对民族交出的不合格答卷。

     儒学为什么热爱判断对错?不能不说这是他们崇奉道德神权所带来的坏习惯。仁义道德被他们推到极高的地位(“天”),而作为道德解释者和代言人的他们,实在无法放下那居高临下的大架子。由于能力问题和道德问题不存在正比例关系,能力再大也未必证明你品德高大,还反而往往不道德,所以儒家向不经心,经心也只是抨击抨击。而道德,除了使儒者快速到达骄傲境界以外,实在是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没多少别的作用。试想一下,一个自己都无法证明自己道德过关的群体,自以为是、自高身价,到处去教导人们道德该如何如何,这样的荒谬举动除了失败还会有第二种结果么?或许有人要跟我辩论,谁说儒者的道德不过关?那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很简单,人都是凡人,就这五个字就能证明没有人的道德是彻底纯洁、堪称完美的。

     偏于注重道德评判、对错判断,却不注重能力建设,不围绕解决实际问题来进行思考,是儒家的重大错误。道德判断会带来暴行,苛刻的善恶判断、激烈的敌我观念会使我们变得残忍、失去人性。而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抵触解决实际问题,使以民族脊梁自命的儒学,在政治斗争中常处下风,在许多历史兴亡的关键时刻让人失望。

     道德判断和解决问题之间隔着鸿沟,道德理想和不完美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脱节,不仅有历代传诵、描写“孤臣孽子”之心、理想不得实现的哀歌,还在我们文化中存在道德判断幻灭的怨语:

     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的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

     以及

     前边十字街口忽然拐出来一个道人,这道人手捧竹简边走边唱道情,引的一大群孩子追着他又唱又跳好不热闹。月依然迎面望去,只见这道人穿一件满是补丁的道袍,一根筷子插住白发斑驳的发纂。这道人的右臂齐根断掉,只剩下空荡荡的半截袖子塞在腰间,脸上左半边却蒙上了半个京剧脸谱的面具,面具边缘隐约露出被火烧过的焦灼皮肤。

     这道人走过月依然马边忽然一顿,抬起头用独目注视月依然,月依然低头望去,只觉此人虽然断臂毁容,面目狰狞,却有股说不出的亲切感觉,象是十余年不见的亲人一般。正待仔细辨认一下,那道人却转头挥动衣袖大步而去,用左手敲响挂在胸前的竹筒朗声唱道:

     “漫说道候门深深深几许,君不见乌衣巷口夕阳斜。世事沧桑,不过是镜花梦影;人间冷暖,逃不脱阴晴圆缺。眼见他起高楼千门万户,眼见他图享乐笙歌夜夜;眼见他弄权谋窃钩窃国,眼见他树倒了血染长街。便有那风流客千载英名,回首间草茫茫汉唐陵阙。扳着手算一算活多少日,争甚么这世间英雄豪杰。两字功名,百阵干戈,到头来谁补苍天裂…"

     月依然心头猛地一亮,她拨转马头朝那道人的背影望去,那道人身材高大魁梧,虽然断了一臂,仍将腰杆挺的笔直,能隐约看得出当年虎背熊腰、气宇轩昂的样子。那道人脚步不停逐渐远去,声音却不因远离而减弱,句句都响在月依然的耳畔:

     “…纵有那气比长虹壮,逃不过泪如寒波咽。看破了,江海心且做了南山意,想明了,弄潮人需守着楼头月。看穿这,纷纷扰扰人间事,解释开,恩怨情仇如灯灭。今日里繁花似锦真好看,到冬天一场大雪盖芳洁。哪还有是是非非,怎还有悲悲切切,只有那千条路冷硬皆作铁!”

     (引自武侠小说《胭脂扣》,清韵纸醉金迷论坛,作者慕容无言)

     05.5

     前面论述了儒学善恶对立的思想已证明落后于时代,儒家教义也轻视、甚至阻挠能力方面的建设,而这两点实际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容易堕入对邪恶道德谴责的误区,堕入仇恨,越将善恶对立的螺丝拧紧。而越强调善恶、道德问题,又会越阻挠能力的建设,因为兵不厌诈、多谋善断的心与一颗全力追求纯正道德的心不合拍,追求力量也不合于儒家憎恶力量的心态,最后越发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变弱,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号称仁爱、主张行仁政爱民的学说到底是给人民带来了利益还是掠夺了人民的利益。

     06 君子喻于义

     孔子有两句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懂得、明白义,你告诉他义的道理他会懂;而小人只知道利。

     在儒家思想中,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差不多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君子被极度歌颂,而小人是被彻底贬低和丑化的,比如:“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等等等等。

     我们再来看看这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这句话被广泛认同并奉行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只有禁欲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道德?

     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

     在儒家思想里,富贵于我如浮云、安贫乐道的禁欲主义是被歌颂的,而利他主义是了不起的美德。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忠恕、慎独,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道德全是指向严厉地克制内心自私的。后来儒者更是把这种标准大加宣扬,“景行维贤,克念作圣”(传统启蒙读物《千字文》),这种道德枷锁,中国的读书人已经无处可逃,就是市井小民,也懂得用自私来指责别人了。

     儒家的卫道士会反驳,儒家思想并不讳言利益,不也提倡让人们安居乐业吗?不也提倡“爱有等差”和“齐家”吗?不一直在提倡仁政、保卫老百姓的正当权利吗?是的我承认,但我只反问一句:儒家思想什么时候歌颂过利己?在个人的品德修养里,儒家什么时候提倡过利己是正确的?

     在政治观点上,儒家认为老百姓的生存权利是该保护的;但在个人道德品格的荣誉体系中,利己从来是被鄙视、贬低和驱除的。如果儒家道德被官方认可、大肆流行,那么必然人人以利己为耻、而以片面的利他为荣。这样的思想无论对儒家本身的信徒,还是对受它教化、影响的广大民众,都是一派邪恶武功、一本让人“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葵花宝典》。儒家经典是残生害命之书,是号召舍身之书。儒家虽无禁欲之名,却有禁欲之实;它虽没有正面提倡过禁欲主义,但却实际上扼杀人民的自利行为,将本来属于牺牲者的“高尚”道德推广到全社会。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就要利人,而只知道自私自利的人是可耻的。

     孔子那一相情愿兼一根筋的想法可能是,宣扬仁爱,然后人人都不自私,人人都乐于助人,大家彼此交相爱、交相利,最后同享太平:这是何等理想、和乐融融的社会啊。

     在这幅图景下,我们看不到人剥削人,看不到人迫害人,于是,想必,人人都富足了,人人都幸福了。

     是吗?

     错。

     这种推理是相当之傻的。

     我们来看,这种仁爱之风大炽,大家都去利人,我利你你会接受吗?你利我我会接受吗?那些为大众谋了很多福利的人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奖赏和俸禄吗?——“喻于利”就成了“小人”,利益就像病毒,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当不应该利己而应该利人的思想传播开之后,大家都不敢、甚至不能接受利益,都习惯成为奴仆而不敢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那些获得了利益的人只会把手里的东西分散出去,为更多的人谋利,只到灯尽油枯,成为一个焦裕禄,成就了红烛理想的又一美好传说。

     当“利”成为被禁止的事件之后,只有“名”成为鼓励公开竞争的舞台。于是我们争尚道德和清贫,看到有人自私,我们就去“教育”他们。

     以孔子为源头的仁爱思想宣扬利他主义,结果导致了实际上的禁止人为自己谋利,这算什么仁爱呢?这恐怕更是一种惊人的残忍,一种光天化日下的公然掠夺。

     当无人为己、都在利人的理想社会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人侵害人的利益,也看不到人侵害公共利益,不道德和犯罪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了,真是完美,这不正是儒家思想歌颂和梦想的理想社会吗?

     在那里,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成为禁锢自己的牢笼,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都成为管理我们的狱吏,我们每个人的自我都成为虎视眈眈的恐吓者和行刑者;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主动地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懂得发现、寻找、获得和享受我们的利益,我们贫穷、落后、愚昧、不快乐,但我们睁大双眼也找不出犯罪的人。大家都表现良好,没有人犯罪!

     当利他的仁爱思想传播出去之后,它吹拂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倒下;它盛行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公民就自觉地遗忘自己的利益;它一宣扬,听到它的人就成为愚头呆脑、安贫乐道的书呆子,或成为疾恶如仇、敌视自私的暴力狂。

     儒者或者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理想本是想帮助贫苦的老百姓、救助那些饱受压迫的人,可经他们利他主义的仁爱之风一吹拂,这些贫穷的人变得更加贫穷,因为他们变得几乎完全不懂得为自己谋利;本来绵羊的人变得更加绵羊,他们不懂得自我保护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更让人不忍目睹——现今,那些反映贫困地区人们悲惨生活的照片仍让我们不忍目睹——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劝善就是愚民。

     对于儒者一直宣扬挚爱和保护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儒者恐怕是最大的罪人。

     真从仁爱出发,我们应该宣扬利己主义,我们不应该剥夺人们的利益,我们不应该禁止他们为自己谋利,而是相反,大加鼓励。这才是真正的仁爱。

     利他是恶魔的道德,是道德的恶魔,它不害别人,但它一个不拉地害我们每个人;自私或许不是了不起的美德,但不自私却绝对是不道德。允许人人自私、鼓励人人为己,自由而公正,这才是一个理想社会。

     利他理想是中华文化一个两千多年的荒唐大梦,一个巨大的错误,饱含辛酸。

     如果说愚蠢,恐怕没有愚蠢如那些自以为是的中国“精英”的了!——只是,这么重大的错误原因仅仅只是因为愚蠢吗?

     不是想消灭异己思想,而是想弄清一种大家早就怀疑有害的思想到底哪里有害、有害到什么程度。儒学问题现在面临大的争论,有人甚至是在认真号召重建儒教。

     关于出处的注释,本人不太喜欢在页面底下或回目结束时整长长的注释表,觉得那样看起来麻烦,所以有意尝试这样在正文中简单注解的办法。想再试试看。

     还有就是,本职工作不是思想研究,很多东西不是从纸质上看来,所以也难以做出某出版社、某版、某章、某页的注释。

     许多思想也不想以引用取胜,而着重简朴的思辩证明。

     望理解。

     07 彻底消灭自由

     我认为儒学是禁欲主义的。这个禁欲主义并不是研究宗教史的人常常看见的那种戒断女色、隐居绝食、用铁钎穿腮、或每天鞭打自己的苦行主义。

     儒学的禁欲主义,一是在大力歌颂利他美德时压抑了人们的自爱自利,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彻底压抑人们的精神自由。作为一个入世的、可能成为每个人生活方式的学说(它必不可能禁止人吃饭、生孩子),这种内心自由的丧失是最大的禁欲。

     在据说是儒家入门课本《大学》里,写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内圣外王”的过程。

     儒学梦想以道德来治理天下,最初对老百姓的要求只是“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听得懂道理、容易使唤。后来宋代儒者发现必须以道德教化天下,不然吏民素质不高,王道政治的理想图景不可能实现。于是这些“高尚”的道德普及到平民。

     “格物、致知”这两个条目大意是求知、穷理,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物理、化学、天文、算术之类。而“诚意、正心”则是从心思最初步的一举一动抓起,是道德修养的基础、成败的关键。

     “诚意”要求我们严厉地监督自己,这一条说:“小人平时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无所不至,见到君子之后感到惭愧,于是遮掩那些不好的,突出自己光鲜、见得人的一面。人看自己,洞见肺腑,这样的遮掩有什么益处呢?内心存在的必然会在外表上表现出来,所以君子即使一个人的时候也严格要求自己,这叫慎独。曾子曾经不是这样说吗?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严厉啊!”这种儒学的经典看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说得真在理啊,可如果我们分析它的立场,就会发现:儒学不站在我们一边,不替我们抵挡严厉的道德之箭,而是替它呐喊助威。可以这么说,儒学是以道德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儒者会替道德毫不留情地统治我们,“存天理、灭人欲”,而不会为了我们从道德那儿争取自由和权利。它是没有温情的。

     “正心”这一章要求我们的心得时刻像石板一样端正,不能有丝毫感情的波动,“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最后还补充:不能“心不在焉”。

     ——这等荒谬的道理讲得通么?答案是当然讲不通,这个伟大的儒学著作在这里有一个可笑的破绽。

     “诚意”章是这样开始的:“所谓诚意就是不要自欺,就像讨厌恶臭、喜欢美女一样,这叫自慊:自己一定要满足,所以君子一定会慎独,这样就不会像小人那样在人前遮掩伪饰。小人平时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无所不至……”它把人出乎本能的真实反应借用来为它讲道理,论述对道德的绝对虔诚“诚意”是和“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样天理昭然、本该如此的。其实这恰恰自相矛盾。人性的本来是见了利益会动心,见了美女也会动心,如果提倡这种真实、坦然的反应的话,那么人绝对不会成为“诚意、正心”的伪君子,而是自然、坦荡的真小人。

     可不管怎样,儒家的这个歪理千百年被人认可,“诚意、正心”要求从人对事物的根本反应上进行禁锢,做道德工夫,竟然也被认真奉行,并成为对他人严厉道德谴责的武器。

     如果人的自由从最开始的意识就已丧失,那么还有什么不自由会是让人感到惊奇的呢?《论语》有这样一句:“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君子的九项注意意味着,我们在视、听、神色、表情、说话、做事、颓废、愤怒和追求利益九大方面全面失去了自由,我们在这九件事上都要勤加注意、严格检点,克守君子之道。

     我们失去了很多自由,但对一个有志于君子之道的人来说,他最初被剥夺的可能就是休息和享乐的权力,永远恭敬勤勉,要学习、注意和防范的东西多如牛毛,永远不得喘息。儒家关于这件事各方面、各角度的说教、鞭策真是不要太多:

     “学而时习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为学由己。”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 ……

     这些经典语句历来被我们当作勉励向学的感人格言来传诵,可我们试着想一想,如果真的要按照儒学这样说的去实践,我们的人生是否还有什么乐趣?

     最后提一句,儒学的辩护者或许会提《论语》“风乎舞雩”那一章,以及宋儒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那个我不想有任何回应。

     08 我们是如何失去自由和科技落后的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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