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2016/1/18 哲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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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述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作者 :林默彪

     来源:理论学习月刊(学术版)

     本世纪初以来,西方政治学在社会需要和科学进步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社会科学中引人瞩目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发展而来的具有浓郁哲学思辨色彩和强烈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西方传统政治学,受到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的有力冲击,政治学研究出现实证化、科学化的特点,开始从哲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一时期,不少政治学家认为,政治学必须借鉴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方法,建立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研究模式,反对传统思辨的、演绎的方法,主张用归纳的、实证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探讨国家的起源、性质、分类、政府结构和类型、宪法条文和类别等。由于这种“科学主义”倾向过份注重研究历史文献记录,沉湎于图书馆和档案室里的资料而忽视了活生生的政治现实过程,因而不久就遭到“现实主义”的批评。“现实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囿于文件堆和记录以及现成的公式,而必须走向社会研究现实的政治生活和事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有了新的发展。20年代,美国兴起了以查理·E·梅里安为领导的“新政治学运动”,形成以“科学主义”为指导的“芝加哥学派”。这场运动实际上是19世纪末开始的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趋向的继续,是“科学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高潮。梅里安等人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的方法和成果研究政治,政治学应摒弃“价值因素”与真正科学一样是“纯客观”的。这种科学主义思潮为战后雄居西方政治学主流地位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了先期准备或者说孕育了行为主义政治学。这一时期研究重点从国家制度转向以“权力”为研究中心,如权力的形成、分配和执行,权力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行政管理、民意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开始兴起。

     二战后,西方政治学进入全盛时期。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发展特点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崛起。行为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运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在研究对象上,从宏观转向微观,从静态转向动态,由权力制度转向政治行为。认为人在政治环境中活生生的、可实际观察的行为是政治研究最主要的经验材料。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如计量测量、概率统计,心理分析等研究政治行为。在研究态度上,要求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把“价值偏好”从政治研究中祛除掉,保证研究的“纯客观性”,使政治学成为“纯科学”。在政治学和其他学科关系上,认为分析政治行为,必须对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因而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使研究“科际化”。行为主义在上述几方面的革故鼎新,开辟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新途径、新方法、催成了新分支学科和新学派林立,涌现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学著作。著名的有如赫伯特·西蒙的《政治行为》、拉斯韦尔和卡普兰的《权力和社会》、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等。

     但是,行为主义忽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别,热衷于“纯学术”、“纯客观”而否认政治行为的阶级性和价值性。注重对政治行为的微观研究而回避对制度、体制的宏观研究、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弊病,脱离现实政治和社会要求,具有严重的保守性。1969年,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在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所作的“政治科学的新革命”的就职演说中,批评行为主义只重视方法而不重视政治现实内容,局限于分析事实而忽视事实的价值。认为在政治研究中价值观是不可缺少的。他号召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以解决社会提出的实际问题。这个演说震动了西方政治学界,从而引发了一场“后行为主义革命”。从70年代始,进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后行为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学说,而是表示政治学家对政治学专业研究的一种态度。他们批评行为主义偏重形式方法,追求“科学主义的狂热”,脱离政治实际内容,认为不能仅仅在科学上设计公式,而应关注迫切的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要内容置于技术之前,他们批评行为主义把事实和价值分开,肯定了价值因素在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倡导政治学应用研究,促成了政策科学的兴起。他们要求政治学者负有政治责任,应成为集教书、研究和参与实际政治于一身的“政治人”,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过,后行为主义并不否认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和成果,它一 面接受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和成果,另一面又适应现实政治发展需要对行为主义缺陷进行修正补充,因而是行为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行为主义政治学从本世纪初孕育,经20-30年代“科学主义”到二战后正式生成,在50-70年代发展到鼎盛,直到70年代后行为主义对它进行补充发展,贯穿并影响了20世纪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大部分历史过程。它在美国出现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思潮进而影响到西方其他国家的政治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主流、特点和趋向,可把它当作20世纪西方政治学发展主线加以把握。但这并不是说整个20世纪或西方所有国家政治学研究都是行为主义市场。大体说,较注重传统方法研究宏观领域如国家制度、权力结构、宪法文本、政治哲学的有法国、日本、英国等;注重于行为主义方法研究微观领域政治行为的有美国、西德、荷兰等。各种方法并用的有加拿大、瑞典等国。

     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和趋势。

     1、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即以“纯客观”的态度,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方法研究政治,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首先,就学科性质而言,本世纪初,由政治哲学向政治科学转变;其次,在研究态度上,极力倡导以科学、公正、客观、纯学术的态度对政治现象作经验的解释和实证,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纯科学”,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如数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系统学、统计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对政治行为、事件、过程作经验描述和因果解释,使政治学成为可以用自然科学等方法加以精确描述的“精密科学”。科学化导致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迅速兴起,开拓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促成了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的科际合作以及边缘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它贯穿于20世纪西方政治学发展全过程,推动了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繁荣发展,成为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特点。

     但是,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内蕴着阶级、集团利益等价值因素。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现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和利益,要求对政治进行纯学术、不偏不倚的研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在“科学化”幌子下运思的是怎样从技术上完善巩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回避对这种制度所体现的阶级对立的本质揭示,恰恰是政治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价值偏向”。而且,过分强调运用工具理性和技术手段研究政治,无视政治学科的社会人文性质,使政治学研究带上片面的、机械的程式化的色彩,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对人文理性的僭越在政治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

     2、政治学研究的动态化。从传统政治学对国家、政府、政体、理论规范、宪法文本的静态研究转向对活生生的政治过程、政治行为运作的动态研究。20世纪西方社会普通大众的政治活动过程如利益集团、民意表达、投票行为、示威等日益显现突出,社会各种矛盾和危机日益增加、种族歧视、失业、贫困、犯罪、冲突等现象层出不穷。为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国家在社会生活中活动和决策的作用愈益重要,因此,对现实的大众政治活动过程和对国家活动、行政管理和决策过程的研究便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心。行为主义强调政治行为,而国家和公众的政治行为构成现实的动态政治过程。动态化使政治学研究内容发生深刻变化,更加切近现实政治、产生了新的课题、范畴和模式,如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政治沟通、政治系统、政治功能、政治发展、政治心理、利益集团、政治角色、民意、投票、舆论、大众传播、政策分析、冲突、博奕等等。不过,动态化过份强调对现实资本主义政治运作过程的研究,回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揭示和变革,因而在根本上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政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冲突。

     3、政治学研究的技术化。20世纪西方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怎样使现有政治体制在现实政治运行中更加完善,而不是寻求对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或建立新的制度。政治发展呈技术化趋势、主要解决政治运行操作过程的技术和程序。相应地、政治学研究亦侧重于从技术方法上寻求改善资本主义政治的途径。这就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诸如系统科学、统计学、计算机技术对政治运行和操作过程进行技术化的分析处理,运用观察会见、抽样调查、个案分析、民意测验、数量分析、心理分析、系统分析、数学模型等方法,产生了以突出政治过程技术内容的新学科,如计量政治学、政策科学等。技术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代政治发展的特点,在技术上促进政治运行操作更加科学完善,使政治研究手段更加科学多样,这无疑是政治学的一大进步。不过,传统政治学研究课题诸如国家、政府、体制、理论等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改革的关键领域,只注重政治运行中的技术问题而忽视这些宏观领域,使政治学研究趋于微观化,不能从本质、整体上把握资本主义政治过程,也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4、政治学研究的现实化,实用化。3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冲突激烈。国家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吸收政治学者参政,以帮助解决旷日持久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政治学者也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实际。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设置许多新机构,吸收政治学者直接参与政界。在参政中他们接触到实际政治问题,逐渐发现政治学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原有的政治学理论与现实政治问题存在很大差距;二是政府各部门不愿意起用政治学者,因为他们缺乏统计学或会计学训练,缺乏实际的政府工作的专门知识和经验。理论与现实这种脱节现象,政治学者对此进行深刻反省,促成政治学向实用、实际方向转化。这也是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行为主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实际政治活动,这无疑大大加强了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但它忽视了现实政治过程中的体制和价值,使它在走向现实政治途中矫枉过正,失之偏颇。因为,现实政治过程是一个整体,它既包括政治人、组织、团体的政治行为,又包括影响,制约这种行为的制度、规范、价值、政治环境和政治情势和传统。70年代出现的后行为主义,是对这种偏离的纠正。后行为主义强调研究现实政治问题推进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的应用,政治学者要负有社会责任,为当政者出谋划策,为社会改革尽责尽力,把政治研究与参与改造政治现实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对行为主义缺陷的弥补,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全面地贴近现实政治生活,并从社会需要中进一步获得它本身发展的动力和生机。

     在科学发展中,现实社会需要既是科学进步的永恒动力,又是科学发展的纠编机制。每当一门学科偏离了现实生活的需要或者说在把握现实时失之偏颇,它或者被时代抛在一边,遭到冷遇,或者受到时代的尖锐批评。因而,就有一些不甘于寂寞的学者,在与现实的比较对话中对本学科进行深刻反思后奋起追赶时代步伐,使该学科绕着现实社会需要这根轴线发展。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现实化趋向,就是绕着这根轴线转的。这固然离不开每一时期学者的主观努力,但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则使这种现实化获得客观性。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上述的特点和趋向,相互渗透,影响和作用,共同推动了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繁荣,取得丰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1、政治学研究领域日益 扩大,研究内容不断更新拓展。主要课题有:①政治人、政治组织和团体及其政治行为。如政治个性、政治参与、竞选和投票等。②政治运行过程和功能。如政治系统和功能、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沟通、利益集团、民意、公共政策、社会冲突等。③影响和制约政治行为和运作过程的政治环境、政治情势。从更广泛的社会、心理、生理、种族、经济、历史、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去把握政治行为、政治系统及其运行过程,从而使政治学研究透入更深的层次和获得更全面的认识。④国际政治。如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全球政治、国际和平与发展等等。⑤应用性研究。如现代化、后现代化、改革、公共政策、行政管理等。

     2、跨学科研究的硕果。或是引进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或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某一政治课题。跨学科研究带来的成果,一是开辟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二是产生了新的政治学流派,如心理分析学派、系统分析学派。三是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如政治人类学、生物政治学等。

     3、研究方法和模式的革故鼎新。从“科学主义”到“行为主义”,都主张运用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方法来研究政治。这种观念为各种方法涌入政治学领域打开大门。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相互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也为政治学研究方法更新创造了条件。如:比较研究法,通过对不同时期政治现象的纵向比较和不同国家地区政治现象的横向比较来发现政治现象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运用这种方法,导致比较政治学的兴起。政治心理分析法,运用人格、态度、信仰等心理因素解释政治行为的方法,由此产生了政治心理学。政治系统分析法,用系统方法研究政治体系,把政治看作一系列相互作用的政治因素组成的系统,进而研究系统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结构和功能。角色分析法,认为政治行为取决于人在社会政治环境中所充当的角色以及社会、他人和自己对角色的期望,把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单元来分析政治现象。政策分析法,把决策作为政治研究的核心,通过分析决策过程的程序:“输入→转换→输出→反馈”去研究政治体系,影响决策的各种政治力量和因素。政治沟通理论,认为政治系统通过对信息的接受、翻译、储存、选择、传递、分析和处理,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发挥对社会控制和管理的功能,以适应环境的要求。政治计量法,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对政治现象进行数据收集、测量、概率统计、分析处理,建立数理模型,广泛运用于民意测验、竞选、投票。运用这种方法,导致计量政治学兴起。此外,还有团体分析法,精英分析法、社会化理论、抽样调查、案例分析。模拟实验、追踪反馈等等,琳琅满目,不一而足。

     4、新学科纷呈迭起,政治学成为一门包括众多子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科。产生的基本途径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内容的深化,对政治发展中新课题和领域的开拓性应用性研究、多学科合作、新方法新技术的运用而产生的边缘分支学科。诸如:政策科学、公共行政学、首脑政治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发展学、改革学、国际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政治未来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伦理学、政治语言学、生物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系统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计量政治学等。

     20世纪西方政治学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不容置换的基本前提,在这种前置下以如何改善资本主义政治运行过程和技术程序为研究的基本取向,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但在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的创新、对科技成果和手段的运用以及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决定了我国政治学研究和西方政治学研究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不同,但就具体研究模式、方法和手段、领域拓展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无疑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借鉴这些成果,对于打开我国政治学研究狭窄的传统视野、促进政治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民主政治的改革、完善和发展服务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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