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重度忧郁症患者的自杀独白！
2016/2/26 哲学园
心灵最渴求的——是欢娱
若无——则是解脱
若无——则是那让人忘却痛苦的止痛药
若无——则是沉睡
若无——如果心灵的审判者
决定如此
——是死的权力
仅以此文
悼念
40岁的江绪林
与
18岁的林嘉文
《忧郁》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忧郁症的著作：作者不仅是一位富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和忧郁症研究者，更特殊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三度饱受重度忧郁哲磨的患者，这使得本书中既有作者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得来的详实材料，也记载了作者刻骨铭心的“忧郁”历程，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鼓励作者和每一位读者——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去发掘生活的美丽。
安德鲁·所罗门，先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及英国剑桥耶酥学院，艺评家，《纽约客》《艺术论坛》专栏作家。著有《开放时代的苏联艺术》及小说《石船》，后者曾入选《洛杉矶时报》第一小说奖。
以下文字选自《忧郁》第七章
自杀
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还至少要一点冲动。
自杀在当今社会普遍发生，这是巨大的全民健康危机，令人们极其不安，只能故意视而不见。
自杀对死者来说，未必都是悲剧，但对死者的亲人来说：永远都太快，太突然。
自杀与忧郁症同时并发
许多忧郁症者从不曾自杀，许多自杀的人并没有忧郁症，二者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它们是不同的事情，但常常同时发生，一个影响另一个。“自杀意念”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中所列的九个忧郁症的症状之一，但是许多忧郁症患者的自杀念头不会比严重关节炎患者高出多少：人类忍受痛苦的能力大得惊人。除非认定有自杀倾向的人才算有忧郁症，我们才能说自杀的人都是忧郁症者。
因为忧郁症患者常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所以自杀被视为忧郁的症状之一。我们现在已经不把酗酒视为忧郁症的副作用，而是当成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病症。自杀意念至少和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药物滥用一样，是各自独立的事情。《自杀之谜》的作者乔治豪·科特说：“不少临床医生相信，如果能成功治疗忧郁症，他们就能治好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好像自杀意念只是这种潜在性疾病的不良副作用。但某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却诊断不出潜在的忧郁症，而且病人常在摆脱忧郁症不多久——或很久之后，突然自杀了。” 医生治疗一个同时有忧郁症和自杀意念的病人时，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忧郁上头。虽然先治疗忧郁症对治疗自杀倾向可能有帮助，但并不是没有例外。美国的自杀事件中，有近半数患者接受过精神科医师治疗，但还是意外地出了事。我们的想法有点问题。我们不应该把自杀意念与其他像睡眠障碍之类的症状混为一谈，也不能只因为自杀意念与忧郁症有关，而患者的忧郁症已经治好，就忽视他的自杀意念。自杀意念是需要另外治疗的问题。自杀意念虽然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不把自杀意念单独归类为一种诊断结果呢？
许多人试图定义“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最后都徒劳无功。忧郁症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没有明显的关联：有些自杀事件发生在轻度失常的人身上，而有些彻底绝望的人却还是固执地活着。有些住在都市贫民区的人，他们的小孩或者全死于帮派暴力，或者身体残疾，或才处于饿死边缘，他们从未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爱，但却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坚强地活着。有些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却自杀身亡。自杀并非困苦生活的极点，而是从心灵与意识背后跑出来的东西。如今我可以回首自己那段轻微的拟自杀时期：当时那一大堆十分合理的逻辑，现在看来却像是妖怪，好似早些年害我染上肺炎的细菌。自杀意念像一种剧毒的细菌，侵入你的身体，占据全身。我就曾经被这种怪物所占据。
想离开人世、想死和想自杀，三者之间有细微但明显的不同。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远离悲痛、突然消失、甚至离开人世。在忧郁的时候，许多人会想死，想改变所处的现状，从痛苦的意识中解脱，但想自杀需要一股极大的狂热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自杀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积极行动的结果。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还至少要一点冲动。
存在还是毁灭？
自杀者可分成四种。第一种人自杀时没有深思自己的行为，自杀对他们来说，像呼吸一样地急迫和难以克制。这种人最冲动，最可能受特定的外来事件刺激而自杀，他们的自杀是突然发生的。就像随笔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录《天地不仁》中写的，这种人“企图进行驱魔仪式”，驱赶生命中只会愈来愈令人窒息的痛苦。第二种，有一半是渴望有个轻松的死亡，把自杀当成是报复，虽然这是无法挽回的行为。对于这种人，阿瓦雷斯写道：“自杀有个难题：它是只有在灰心丧气全无企图心时，才会付诸实行的一种企图性的行动。”他们朝死亡奔去，但离生存也不是很远，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束存在，而是使存在消逝。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只有死才能摆脱。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做笔记，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他们通常会相信，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这类人——因身体疾病、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不想再受生命之苦，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但他们不会骗自己，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
事实上，“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掌握自我，进行必要的行动。此外，有自我意识的心灵，无法消除自我，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是违反天性的。“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使我们免于自杀，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可能不单是绝望，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即使只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作选择——如果我们确定死后可以了无牵挂，人的精神不过是短暂的化学作用——存在者也无法想象什么是不存在：存在者想象的是“不在”的体验，而非“不在”本身。我思故我在。以我心智健康时的观点来看，死亡的那一头或许有光明、平和、恐怖或虚无，但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因此最好把赌注放在我们存活的世界上头。加缪说：“自杀，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的确，在二十世纪中期，有一大群法国人毕其一生的精力追寻答案，他们以存在主义之名思考这个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问题。
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自杀或许可看成是一个实验，”他写道：“这是一个人类向天地提出的问题，强迫她回答。这个问题是：死亡会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对自然事物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这是个笨拙的实验，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以清楚的意识毁灭自己，等待答案。” 人在死亡之前，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结果是什么。买张往返票到死亡世界走一遭再回来是不错的点子：我经常想自杀，并且只死一个月看看。当面临死亡的结局和自杀的不可挽回性时，人就会退缩。意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一般认为，意识在死后是不存在的，在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想得到满足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当我不想活，对死亡的面貌感兴趣时，我同时也想到，死亡会消灭我的好奇。就是好奇让人愿意走下去：我可以放弃我的人生的外在世界，但就是不愿放弃追求答案。
虽然动物本能是活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人类社会里，活着的理由却很难解释。“人生值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假设，”桑特亚纳(美国诗人及哲学家)写道：“若不这么假设，就无法下结论。”虽然种种生存的困扰令人烦恼，但必然面临死亡的事实可能更令人痛苦。死亡如此恐怖，它又是无法逃过的，因此有人想早点了断也好。这种归于虚无的看法，似乎否定了眼前美好的价值。事实上，生命时常以隐瞒人人终将毁灭的事实来抗拒死亡。如果说死亡不是件光彩的事，那是因为它常被人轻视。
不少珍惜生命的人赞美自杀的力量，普里尼长老说过：“活在我们悲惨的凡间，能够自行求死真是上天的赏赐。”但恩(英国诗人及教士)，在1612年写的《双重永生》中说：“每当为苦恼所扰之时，我知道，可将我自囚室放出来的钥匙就在我手中，没有解药救得了被一剑刺穿的心脏。” “我们总会发现”，叔本华说，“生存的恐怖一旦大于死亡的恐怖，一个人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身陷忧郁的时候，就有过生命的恐怖如排山倒海而来的经验，危险的是，我当时对死亡的恐怖已没有感觉了。但我相信，我的恐惧是短暂的，缓和下来后就没那么难忍受了。依我来看，理性的自杀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行为，这需要长时间的仔细权衡。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杀，这是对生命无奈的反应，而非绝望的结果。问题是，什么样的自杀是理性的，通常很难看出来，而且我也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世间的无常，自杀可以一了百了。自杀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应该有人被迫违背心意地活着。从另一方面来说，自杀意念通常稍纵即逝，而且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在有自杀意图时被人挽回，或被迫不得自杀。若我想自杀，我会希望有人来救我，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远多于欢喜的地步。
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
在心理卫生界甚具影响力的评论者托马斯·萨斯，一贯支持限制精神科医师权力，他说：“自杀是一种基本人权。这不是说自杀是可喜的事，而是说社会没有道德权力以法律阻扰个人自杀的决定。”萨斯认为，若强制干涉自杀者，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和行动的正当性。“其后果是把自杀者严重地幼稚化和非人化。”哈佛大学做过一项研究，发给医生简略的自杀者病史，要求他们诊断。若不告知是自杀者的资料，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人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若是把病人自杀的经历放进资料，则有百分之九十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
很明显，自杀意念会造成医生直觉的判断，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医生变得幼稚——至少忽略很多重要因素。萨斯的见解有其现实的基础，但若以此为根据来作临床判断，却可能是极危险的。倡导自杀预防运动的心理学家艾德温·斯内德曼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他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举动。“自杀行为是理智与情感某种程度的断裂所致，依此来看，所有自杀者都有一点精神异常，”他写道：“理智与情感断绝，使人无法分辨出情绪，或区分其意义的细微差异，也无法把情绪传达给别人。这是一种病态，一种所思与所感的‘分裂’。这其中存在着错觉与精神错乱。”这类一再重复的看法给予剥夺人类自杀权的理论基础。“自杀不是‘权力’，”斯内德曼以激烈的语气写出反对萨斯的言论：“‘自杀的权力’可不像‘人有打嗝的权力’后果那样简单。若人们感觉到这行为是被禁止的，他们就会遵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有时候也需要控制自己打嗝，比如在公共场合，人要尽量克制自己，以示尊重他人。
自杀在当今社会普遍发生，甚至比忧郁症更经常地被隐瞒和掩饰。实际上，这是巨大的全民健康危机，令人们极其不安，只能故意视而不见。在美国，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自杀是二十一岁以下的美国人第三大死因，美国大学生第二大死因。1995年美国年轻人中因自杀而死的人数比因艾滋病、癌症、中风、肺炎、流行感冒、先天缺陷和心脏病而死的人数总和还多。在1987年至1996年间，三十五岁以下因自杀而死的美国男人比死于艾滋病的多。每年有近五十万个美国人因曾经自杀而进医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998年有近百分之二的死因是自杀，比因战争和被人谋杀而死的比例还高，而且自杀率还在持续攀高。瑞士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其调查区域内有自杀可能性的年轻人比上世纪五十年代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躁郁症患者中，一半有自杀意图，五分之一的重度忧郁症患者有自杀意图。第一次得忧郁症的人特别可能产生自杀意图，而经历过几次的人，一般都学会了自我控制。要预测自杀的可能性，可以看这个人是否有过自杀的纪录：自杀死亡者之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第一次尝试过自杀；试图自杀的人之中，百分之一会在一年之内自杀成功；百分之十的人在十年内自杀成功；大约每十六个企图自杀者有一人会自杀身亡。
我曾看过一份文件，声称人在忧郁时产生自杀意图比在正常时高出五百倍，还说忧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比正常人高出二十五倍。另一份文件说，忧郁症会使自杀的可能性提高一倍。谁知道？这些数字有大部分牵涉到我们如何定义邪恶而又难以捉摸的忧郁症。由于是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长久以来的推断一直庞杂笼统又不科学：“几乎所有自杀身亡的人都会被诊断出存在精神失常或药物滥用问题。”他们最近把“几乎所有”降为“百分之九十”。对自杀未成功和曾因亲友自杀而陷入愁云惨雾的人来说，这种看法帮助他们摆脱了束缚他们的罪恶感，可以使他们放轻松一些，而且可有效地让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疾病有关的自杀上面，但这个说法过于夸张，我碰到的每个有自杀倾向的病人都不符合这种说法。
自杀的调查统计比忧郁症的统计还杂乱无章：人们最常在星期一自杀，自杀最经常发生在早晨后至中午前，春天是最常发生自杀的季节；女性在经期第一周和最后一周的自杀率很高(这是可以用荷尔蒙解释的现象)，而在怀孕和生产后的第一年较低(显然是天性的关系，但找不到确切的生物化学的解释)。有个研究自杀的学派喜欢比较统计结果，并依此推断其相互关系。这些关联性有时候近乎荒唐：有人可以算出自杀者的平均体重，或他们头发的平均长度，但这证明了什么？又能用来说明什么？
十九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把自杀从道德领域引出来，放到更理性的社会科学里来看。涂尔干认为，自杀有四种主要类型。利己型的自杀发生在无法融入社会的人身上。无情和冷漠是他们要永远与世界隔绝的动机。利他型的自杀发生在过于融入社会的人身上，例如帕特里克·亨利服膺的思想：“不自由，毋宁死!”就被涂尔干归入这类，利他性自杀者是充满活力、热情和果决的人。颓废性的自杀是烦躁和厌恶的结果。“现代社会里，”涂尔干写道：“社会生活不再受俗规和传统局限，人们愈来愈投入到竞争的环境中去。当他们对人生中要求更多，不是某一种东西，而是什么都要愈来愈多，如此就更容易陷入欲求不满的痛苦中，而所造成的不满足会酝酿出自杀的冲动。”就如查理斯·布考斯基(美国诗人)曾说的：“我们要的比命中该有的还多。”——我们注定会失望而想结束生命。又如托克维尔(法国政治家、学者)特别提到美国的理想主义，“一个不完整的世界，永远无法满足人类的心。”宿命型的自杀发生在生活极为悲惨，又永远不会改变的人身上——例如，奴隶的自杀就属于涂尔干所说的宿命型。
现代的临床医学不再使用涂尔干的分类法，但这些类别定义了现代人们对自杀的看法。涂尔干认为自杀虽属个人行为，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这与当时社会认知相左。任何单一的自杀事件都是精神病理学的结果，但精神病理的自杀意念有着相对一致的面貌，这似乎与社会结构有关。每种社会都有不同行为的环境，但是也都有一定比率的人口自杀。一个社会的价值和习惯决定了应对进退的规则。认为自己受到特殊创伤压迫的人，其实只是表现出他们所处的社会有致人于死的倾向。
虽然无聊的统计把自杀研究搞得杂乱无章，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趋势。发生过自杀事件的家庭，其成员自杀的几率远高于其他家庭。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家人自杀促使其他成员思考从未思考过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无法忍受所爱的人毁灭了自己。有位母亲，她的儿子上吊自杀了，她对我说：“我觉得我的手指好像被砰然关上的门夹断，在惊声呼喊中，我的心永远死了。” 以基因观点来看，自杀也可能有家族遗传性。一项对养子的研究显示，自杀者的血缘亲属比收养的亲属较容易有自杀倾向。同卵双胞胎的自杀倾向通常相同，就算他们一出生就被拆散，再也没碰过面也一样；异卵双胞胎就不会如此。单一机能的“自杀基因”没什么遗传的选择优势，但从造成忧郁、暴力、冲动与攻击性的多种基因结合所形成的基因地图来看，多少可预测出自杀行为的发生，而且在某些情形下也有帮助。
在社会群体中，自杀也会传染。自杀的传染性毋庸置疑。若有一个人自杀，四周的朋友或同侪通常会效仿，尤其是青少年。不断发生自杀事件的地方常有死者的诅咒，如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日本的三原山、某些铁路线、帝国大厦。自杀最近盛行于德州的皮雷诺、麻省的莱明斯特、宾州的巴克斯郡、维吉尼亚州的法尔费克斯，以及许多其他看起来“寻常无奇”的美国社区。
著名的自杀故事也会引起自杀行为，哥德在十九世纪初发表《少年维特的烦恼》后，欧洲到处都有模仿故事主角的自杀者。每当媒体出现一则重大的自杀消息，自杀率就会提高。例如，就在玛丽莲·梦露自杀后，美国自杀率就立刻提高到百分之十二。如果你饿了，一看到餐厅就会很想走进去。如果你有自杀念头，看到一则自杀的报导，就很可能会走上这一步。看来，减少对于自杀的报导显然可降低自杀率。最近有证据显示，即使是最善意的防治自杀的宣传节目，都会引起脆弱者的自杀念头，可能反而提高了自杀率。当然无论如何，这些节目还是有帮助的，至少让人们知道自杀通常是精神障碍所致，而这种精神障碍是可治疗的。
和一般人们的想法迥异，说自己想自杀的人是最有可能自杀的人。曾经自杀的人还会再犯，事实上，要预测这个人未来是否可能发生自杀，最佳方法就是看他过去有没有实际的自杀行为，但是没有人充分运用这个事实。玛莉亚·欧昆多在1999年的研究中指出，虽然“医生可以用自杀病史来作为未来发生自杀可能性的指标，但是医生对曾自杀过的病人的治疗，并没有更加细致和负责。有高度自杀危险的病人和重度忧郁症的关联目前尚不清楚，因为虽然医生注意到他们更为脆弱，但他们自杀的经历并不被视为危险状态，也没有受到充分的治疗。”
弗洛伊德认为，自杀通常是把谋杀他人的冲动转向自己。心理学家斯内德曼最近曾说，“自杀是一百八十度的谋杀。”弗洛伊德推断，“死亡的本能”一直与生存的本能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死亡的魅力的确存在，这就是造成自杀的原因。“这两种基本的本能互相影响或相互结合，”弗洛伊德写道：“如此来看，进食的行为是要毁灭食物，其最终目的是与其合而为一，而性行为是一种攻击行为，目的是结成最亲密的同盟，同时又发生相互对抗的两种本能，激发出生命现象的所有变动。”在这里，自杀是生存意念不可避免的另一面。卡尔·曼宁格曾写过大量关于自杀的文章，他说自杀需要 “杀人的渴望、被杀的渴望和死亡的渴望”同时产生。切斯特顿(英国著名记者、艺术家、诗人、评论家、小说家)依此语气写下：杀人者杀了—个人；自杀者杀了所有人。他觉得他摧毁了整个世界。
我曾经想自杀
我从未放弃和强烈的自杀想象作斗争。我常想到自杀，在最忧郁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萦绕不去，但它只留存于心中，蒙着虚幻的面纱，就像小孩想象自己年老时一样。我意识到我的状况在恶化，因为我所想象的自杀方法愈来愈多，某种程度来说，也愈来愈粗暴。我的想象忽略了柜中的药，连保险箱里的枪都忘了，反而思量着是用吉列刮胡刀的刀片割手腕，还是用美工刀比较好。我荒唐地测试一根梁木是否足够坚固，以便用来挂绳索。我还考虑到时机：什么时候我会一个人在家，什么时候可以顺利地把事情搞定。若在这种心情下开车，我会直接想到悬崖，但又考虑到安全气囊和可能会伤到别人，而且对我来说，这些方法都太麻烦了。这些想象都栩栩如生，十分痛苦，但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想象而已。我曾有过可称之为“拟自杀”的鲁莽举动，而且时常想要死；我在低落时，常把想象自杀当成玩耍，就像心情好时会想着要去学钢琴一样；但这些想象从未脱离我的控制，或转为实际的行动。我曾有不想活的念头，但没有寻死的冲动。
如果我的忧郁症变得更糟或拖得更久，可以想象，我会有更积极的自杀倾向，但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再也不可能好起来，否则我应该不会了结自己。虽然自杀可以平息眼前的苦难，但在大多数的案例里，自杀者是为了回避未来的苦难。我从小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天性，或许纯粹是生物化学的缘故，虽然我的负面情绪有时候会糟得难以忍受，但我从不会觉得这种情绪是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我还记得处于忧郁的低潮时，那种对未来完全绝望的感觉——搭乘小飞机时让我异常的轻松，因为我打从心底不在乎自己是会死于坠机还是安全达到目的地。危机出现时，我鲁莽地挺身涉险。我乐意尝试毒药，只是不会刻意求取毒药。有一位接受我访问的人，曾多次自杀幸而未死，他告诉我说，若我从来没有割过腕，就不算有真正的忧郁。我不打算跟他争辩，但我的确见过受到巨大的忧郁之苦，但从来没想过要自杀的人。
1997年春天，我第一次跳伞，那是在亚利桑那州。跳伞常被人说成是拟自杀活动，若是我死于跳伞，我猜亲朋好友一定会把这件事和我的情绪状况联想在一起。不过——我相信许多拟自杀行为都是如此——那种感觉不像求死，反而是求生的冲动。我之所以玩跳伞，是因为完成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棒。把自杀念头当成娱乐的同时，我也打破了自我与自我毁灭之间的重重阻隔。跳下飞机的那一刹那，我不想死，但也不像忧郁来临前那样怕死，所以不必紧张地回避死亡的到来。在那之后，我跳了好几次伞。长久以来，我活在没来由的恐惧中，跳过伞后，我从鲁莽之举中得到的乐趣是无法计量的。每次站在飞机舱门边，我感受到肾上腺皮质醇冲上来，那真实的恐惧感觉像是真实的悲伤，这真实的感受对我弥足珍贵。它提醒我什么感觉才是真的。接下来是自由坠落和俯瞰纯净的大自然和地面，还有那无法抗拒的无力感，以及美丽与速度。然后惊讶地发现伞居然打开了。伞蓬一开，气流突然与坠落时相反，我飘起来，远离地球，好像有位天使对我施出援手，带我飞向太阳。然后我又继续坠落，落得很慢，我活在一个寂静的多度空间世界里。发现自己对命运抱有希望真是十分美好。领悟到这个世界会支持我最鲁莽的实验，即使是从天而坠，感受到我被世界拥抱，是多么令人喜悦。
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杀这回事，大概是在九岁的时候。弟弟同学的爸爸自杀了，那个人站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古怪的话，然后跳出窗外，身后的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数层楼下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有些人就是会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到最后，他们没法再活下去，”我妈妈说：“你要坚强地走完一生，好好地活着。”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不懂这件事有多可怕。
高二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老师用枪击碎了自己的脑袋。他在车里被发现，旁边有本翻开的圣经。警察合上了圣经，没有注意他翻到哪一页。我记得我们是在餐桌上谈这件事。我当时还没有失去亲人的经验，所以，他因自杀而亡这事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感觉不如现在回想那般深刻，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真相。我们聊着为什么没人知道那本圣经是翻到哪一页，而在我的心灵里，悲伤的人生结局比失去性命还让我痛苦。
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我不认识她，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大学毕业后几年，有位熟人自杀了。他喝了一瓶伏特加，割了腕，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跳了下来。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是个天性活泼、聪明又帅气的人，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每次我发表了什么，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除此之外，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事实上，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到底是为什么？在此事件之前，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虽然不甚完整。
自杀需要理由吗？
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这些念头涌上来，”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罗拉·安德森写道：“为什么非得要有‘理由’？”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情，寻找线索、原因和解释，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我阅读关于自杀者的记载时，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在越战时自杀的年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一样，又长又令人痛心。在自杀发生前，每个自杀者都有一些剧烈的创伤：被丈夫羞辱、被情人抛弃、受了严重的伤、爱人死于重病、破产、车子被撞毁。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便决定以后不要再醒来。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如果有人自杀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而不是因为那些理所当然的原因。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哗众取宠的媒体却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就像说重度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两者界线并不明确。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 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有自杀行为？又是到了什么地步，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自杀可明确地说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但在这致命结果的背后，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 高危险的行为(故意让自己处于感染艾滋病的环境中、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多半是拟自杀的行为。自杀企图的程度，从产生意识、认真思虑、慎重考虑、确定目标，到最轻微的自毁行为。“自杀行为过程中，”凯·杰米森说：“是一直摇摆不定的。”阿瓦雷斯写道：“自杀的理由，大多是随便讲讲。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周围亲友的罪恶感，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无止境的追寻。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迂回、矛盾、错综复杂，多半隐而未见。”“报纸上常谈到‘属于个人的忧愁’和‘无药可救的病痛’，”卡谬写道：“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描述了人生的无常：“背叛行为、致命的病痛、意外或残疾，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或者……我还能说什么？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1952年，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试着提出实用的(而非理论的)自杀思想架构。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失控、自我形象受到重创、忧愁和愤怒的结果。“几乎可以说，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这出戏会自行思考。这使我们了解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就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凯·杰米森感叹着“心灵深处是个穿不透的城墙”时，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
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情，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但实际上，我一无所知。一位十九岁的朋友，克莉西·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她在安多佛中学(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间上吊。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因被逮到偷喝酒(他十七岁)而遭撤换。他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就了结了自己。克莉西和他只是点头之交，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起初十五分钟我还不相信，”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觉得自己一时之间感受到好多情绪：对这被亲手结束的短暂人生，难以形容的哀痛；对学校的愤怒，一个无趣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地方，竟因为喝酒而对这个男孩做出这么重的惩罚；而最令人害怕的是，我觉得自己哪天也会在宿舍的楼梯间吊死自己。为什么我在学校没有认识他？为什么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唯一苦闷、忧愁的人，而这个最受同学喜爱的男孩也有这么多相同的感受？为何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有这么沉重的压力？ 高二时，我躺在宿舍里，感受到深沉的悲恸，我被这个世界和生活所困惑……哦，我就活在里头。我知道我不会走那一步，我真的不会。但我觉得自己离那样的可能性好近。是什么样的情形(勇敢？病态？孤立？)竟可以把一个人推上那终极、绝命的边缘，到想要舍弃生命的地步？”隔天她又补充了几句：“他的死，使得所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现在为了那些一定要找到答案，却又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感到迷茫。”基本上，这就是自杀者留给生者的愁云惨雾：不单单是失去了某人，还有未能及时劝这个人打消念头，未能及时与他沟通的懊悔。人们都渴望能及时与自杀者沟通。“如果早知道”是自杀者父母的心愿，让这种事情发生又受其惊吓的人们，绞尽脑汁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早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好了。
但是说什么都没用，说什么都无法减轻自戕者的孤寂。凯·杰米森有一次情绪极端混乱的时候，产生了自杀企图，她谈到这则痛苦的故事：“无论大家付出多少爱——满满的爱——都没有用。温馨的家人与优越的工作都不足以助我抗拒痛苦与无望；即使是再强烈的热情与浪漫的爱，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热情和温暖的爱可以穿透我的厚厚外壳。未来的路寸步难行，而且我相信(毫无疑问)我的亲人、朋友和父母都宁愿我消失于人间。无论如何，我原来的面目，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我想，若我死了，就可以省去大家徒劳的力气和善意。”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负担是很常见的想法。有位自杀的男人在遗书中写道：“我仔细想过，若我死了，对朋友和亲人的伤害会少一点。”
我不会因巨大的悲怆而自杀，但是突如其来的小小忧郁却可能把我压垮，我觉得很讽刺。厨房里堆满肮脏的碗盘，我一点清洗的力气都没有。或许我哪天会自杀也说不定。或者——看，火车开来了，我是不是该跳到铁轨上。该不该跳呢？但是我还没下定决心，火车就进站停好了。这些思绪就像一场白日梦，虽然觉得很荒唐，但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存在的。我不愿为了这种想法而死，我也不想诉诸暴力，但从某种荒谬的角度来看，自杀可以让事情简单一点。我若是自杀了，就不必修屋顶、割草坪或者洗澡。哦，想想看，不必再梳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和强烈自杀意念的对话让我相信，企图自杀的念头，可能是这种感觉所促成的，而非我在最低落的忧郁时那种彻底的绝望。这是一条突然闪过脑海的出路，它不一定是郁闷的感受，但可能会发生在不愉快的时候。我也知道那种想要赶走忧郁，但除了自杀之外无计可施的感受。诗人米蕾这么写道：
痛苦，我真必须与你，共处一室 就这么度过一生？——共用我的炉火，我的床铺 共用——哦!最惨的事情!——共用同一个脑袋？
而我喂养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喂养你吗？
当苦恼愈来愈庞大沉重，难以负荷，无助带来的疲惫和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逼得你只想斩除痛苦，而不是拯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和为数甚多的自杀幸存者谈过，其中一位特别令我惊异。我在他因自杀躺进医院后的第二天进行访问。他事业成功、受人欢迎、婚姻美满，住在风光明媚的美国海岸城市郊区，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担任主厨。他苦于断续发作的忧郁症，但两个月前以药物疗法治愈了，他觉得以后不必靠药物也可以好好过日子。他没有跟别人提到停药之事，但是逐渐地降低剂量，几个星期后就完全停止服药。头几天还不错，但他脑海中不断出现强烈的自杀意念，这些意念与他的忧郁症状没有关系。他还是正常工作，但心里老是不断地自责。终于，他下了决心，坚决地相信世界没有他会更好。他把生活中待处理的事情处理好，安排了后事，接着在某天下午，他觉得时候到了，于是吞了两罐止痛药。事情进行到一半，他打通了电话到妻子的办公室跟妻子道别，好让她了解他自杀的原因，希望她能体谅。她一开始还怀疑他是在开玩笑，但马上就发现他是说真的。通电话的同时，他还瞒着她继续一把把地吞药。最后他因她一直在驳斥他的想法而恼怒，于是说了再见并挂了电话，吞光其余的药。
警察不到半小时就赶到现场。这个人发现有人来干扰他的计划，自己决定出门和外头的人聊天。他解释说他妻子有点神经不正常，造成大家的麻烦让他很愧疚，大家不必为了这点小事赶来。他知道，若可以和警察周旋个把小时，止痛药就会摧毁他的肝功能(他事前仔细做过研究)，他心想，就算不能把警察支走，至少也要挡住一阵子。他烧水泡茶请警察进来喝一杯，冷静的态度让他们以为这只是起谎报事件。他的确拖延了警察的行动，但警察说他们必须阻止可能的自杀企图，无论如何要请他去一趟急诊室。他及时接受了洗胃。
访谈进行时，他叙述整个过程，好像是叙述一场梦一样，“我在梦中扮演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角色，但为什么我是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经过洗胃之后，他慢慢恢复过来，而且受到惊吓，但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死，”他对我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我们进一步深谈，“我确定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他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若死了，对老婆会有多好，对餐厅会有多好，对我又是大解放。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这个想法看起来实在太妙了，太聪明了。”
从自己的妙点子中捡回一条命，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那天在医院的样子不能形容为神情愉快，与死神的搏斗把他给吓坏了，看起来好像空难幸存者一样。那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他说他爱她，也知道她爱他。他喜欢自己的工作。或许是潜意识的什么东西在作用，使他在动手了结自己的当口，打通了电话给妻子，而不是只写份遗书。若真是如此，他心里会舒服些，因为他的理智曾经遗忘了这些东西。我问医生这位病人要在医院待多久，他说起码要等到诊断出他精神的问题出在哪，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稳定了为止。“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回家了，”医生说：“可是昨天来这里之前，他的模样也是健康得很。”我问这位男士会不会再兴起自杀念头。这问题就好像要他预言别人的未来一样。他摇摇头，用苍白又迷惑的表情看着我说：“我哪知道？”
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乔尔·史密斯，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曾多次企图自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孤独。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他们丢了工作，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我开始有自杀倾向。只剩最后一位护卫——就是我自己——依然坚守岗位，不过，这位护卫太危险了，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我母亲自杀的那天，我二十七岁，我了解并且确信母亲自杀的原因为何。她当时在癌症末期。事实上，她是在我父亲、弟弟和我的协助下自杀的，而且当时，我们感受到了家人共处的温暖。我们都相信这么做是明智的抉择。不幸的是，许多自认做了明智抉择——如《最终的出路》的作者德瑞克·汉弗莱和杰克·凯佛基安(曾协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杀的美国医生)——似乎都认为理智指的是“不拐弯抹角”。要做这种明智的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缓慢、紊乱、古怪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纠葛，就像会让人想要结婚的爱情经验一样。母亲的自杀是我生命中的剧变，但我钦佩她的抉择，也相信那是正确的决定。这件事令我十分苦恼，总是不敢想起或谈起它的细节。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谁问起，我都得勇敢说出来。但这事实，就像埋在内心里的刺，时时折磨着我。
行动者妄想能够在“理智的自杀”和其他自杀之间划清界线。说穿了，自杀就是自杀——从某些角度来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鲁莽、凄凉、致命的行为。“最好”和“最糟”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程度。理性的自杀一直是流行又恐怖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叙事者问道，是否有人是头脑清楚地自杀。“很多，”基里洛夫回答：“但以一种偏见来看，会有更多，全都算。”当我们谈到理性的自杀和非理性自杀之间的差别时，我们其实是详细描述自己或社会的偏见。有人自杀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关节炎，这看起来是他有自毁性格；有人自杀是因为她预料自己无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难看的死相，这看来却可能十分理性。
最近英国法院有项裁决，医院有权违抗一位糖尿病厌食症者的意愿，对她进行强迫灌食和注射胰岛素。病人非常狡猾，曾用计把要注射的胰岛素换成奶水，后来她立刻就陷入昏迷状态。“嗯，这算厌食症？”治疗她的人问：“还是自毁行为？拟自杀？我想这显然是极为忧郁和愤怒的行为。”对那些罹患严重但却不会立即致死的疾病的患者又是如何呢？因阿兹海默氏症或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而自杀的人算是理性吗？是否有一种极端的精神状态，使这个人陷入无药可救的忧郁，在没有其他病痛的情形下理性地自杀？某些人认为是理性的自杀，对其他人而言却是非理性的，但所有的自杀都是不幸的事。
我在宾州一家医院认识一位想自杀的青年，我特别想要向他致敬。他生于韩国，一出生就遭到遗弃，被发现时已饿得奄奄一息，后来被送到汉城的孤儿院，六岁时被一对酗酒的美国夫妇收养，他们常对他施暴。十二岁时，他受到州政府的保护，被送至精神病院，我就是在那里与他碰面的。他受大脑麻痹之苦，下半身完全瘫痪，连说话都十分痛苦而且费力。五年来他一直住在医院里，用尽了所有用在人身上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包括服用各种抗郁剂和电疗，身心的痛苦依旧萦绕不去。他自少年以来就试图自杀无数次，但因为身处医院，总是会获救；而且终日困于封闭病房的轮椅上，很少有适合自杀的独处时机。他万念俱灰，试图饿死自己，可是陷入昏迷时，又被人以点滴喂食。
虽然身体残障使他说话十分费力，但他还是能够有条理地交谈。“活着令我很难过，”他对我说：“我不愿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我没有生活可言，没有东西让我欢喜或给我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的生活：到医院九号大楼的楼上，再回到没比九号大楼好多少的一号大楼。我的腿很痛，身体也在折磨我。我试着不和这里的人说话，他们差不多都只会谈自己的事。我吃了一大堆药治忧郁，但觉得没什么用。我用手撑着上楼，使用电脑，这让我有事可想，转移对自己状况的注意。可是这还不够，事情不会改变。我没办法不想自杀。割腕的感觉真好，我喜欢看自己的血。后来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心想，‘可恶，我居然醒来了。’许多大脑麻痹的人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但这位年轻人，心理和肉体的伤是如此严重，他未来可能得不到更多的爱，就算有，他也不愿接受。我和照顾他的人都被他的处境所触动，但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放弃一生来照顾他的伟大人物：地球上，无私的人太少了，没有多少人愿意将一生的时间，倾注在像他这样时时刻刻都在为活着而搏斗的人身上。他的人生只有身体和心理的痛苦、身体的残缺和心理的阴影。在我看来，他的忧郁症和自杀意志不可能治愈，我庆幸自己不必在他割腕时负责救治，也不必在他绝食时负责强灌食物。
我在另一家医院认识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先生，身体依然硬朗，他因为妻子得了肺癌而双双服了份量足以致命的安眠药。他们结婚六十一年，两人早有共赴黄泉的约定。她死了，他却幸存。“我负责治疗他的忧郁症，”年轻的精神科医师告诉我：“给他开药和治疗，好让他不会陷入忧郁，因为他又老又有病，痛苦不断，妻子过世了，自杀不成功。事情过了半年，他的状况没有变，他还可以活十年。我负责治忧郁症，但他得的不是忧郁症。”
丁尼生(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在他的诗《提托诺斯》中说了一个类似的老年悲剧。提托诺斯是黎明女神爱欧丝的情人；她请求宙斯赐予提托诺斯永恒的生命，宙斯答应了，但她忘了要求永远年轻。结果提托诺斯愈来愈老，永无止境地老下去，死不了又无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渴求死亡，对他分手的情人说：
我笼罩在你冰冷的蔷薇色阴影中， 你散发的光芒如此冰冷，冻僵了我衰朽的双腿 你喜悦的光升起，雾气 飘在人们院子里、朦胧的草原上 那屋里男人有死的权力，他们多么快乐
也飘在死者青葱的墓丘上，他们多么快乐
彼脱罗尼亚(古罗马的讽刺作家)写了一则关于女巫席贝儿的故事，这个人也有老朽却不能死的命运，艾略特引用这典故，《荒原》中悲绝的序文写着：“诸童问：‘席贝儿，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要死。’”连住在宁静的纽西兰的艾米丽·狄金生，也对老朽有着类似的看法：
心灵最渴求的——是欢娱 若无——则是解脱 若无——则是那让人忘却痛苦的止痛药 若无——则是沉睡 若无——如果心灵的审判者 决定如此 ——是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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