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超人类主义
2016/3/17 哲学园
肯.麦克劳德的社会主义和超人类主义译者： Lynnwong513来源 译言网社会主义消亡了，超人类未来正在向我们逼近。有什么办法能使我们重拾全球共同目标吗？
-------肯.麦克劳德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去刚不久，我一个朋友就从一推看不明白的邮件列表里发给我一个邮件。邮件原文作者预计阿富汗的持续存在会使得“被提”(注：基督教信仰实义)往后拖延6个月，那样世界上成百上千万本有机会去极乐世界的人在这六个月过渡期里却无法挽回地面临自然死亡。根据严格的功利主义思想，通过核弹消灭阿富汗人或被提上日程。
邮件列表上的这种可恶猜测并非来源于某个预示世界末日的宗教派别，而是来源于“extropian”(笔者译为“异托邦”)，这是一群拥护人类科技水平显著提高的倡导者组织。事实上，所讨论的事件不是“被题”，而是“奇点”，预计在某个时刻上科技会以超常的速度前进，无法控制，使我们摆脱衰老、疾病、贫穷和死亡。对于“异托邦”成员和其他拥护超人类主义的人来说，理论上，1953年以后人类的生存条件就不成问题，那一年沃特森和克里克发布了DNA研究报告。接下来就是如何实施的事了。
这对科幻小说家来说当然是个福音(原文 Catnip 意为猫薄荷，是野草中最受蜜蜂喜爱的,它几乎整个季节都持续开花,提供丰富的花蜜，这里译为福音)。我第一次通过“异托邦”了解到超人类主义的思想，我自己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去挖掘他们的思想。正是“异托邦”首次讽刺地将“奇点”定义为“科学怪人的被提”，我在《卡西尼分法》(出版于1999年)一书中设计的一个角色正是采用了那个定义的变体。如果你上网上搜索，你会发现网上都说这个词原创作者是我，这似乎也向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但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
沃里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蒂芬.福勒在《人类2.0》(出版于2011年)一书中运用“超人类主义”这一主题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的极具挑战性的观点。他认为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教的神学思想和诸多欧洲哲学思想以其都相信世间存在人类本质。确实，世间万物都因其本质被分门别类，这乃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万物会变得思想根本或者几乎是不可想的：本质曾被认为和数字一样抽象和永恒。达尔文将万物本质归结于种群，每种生物在变异上没有本质(内在)限制。长期以来，生物哲学家都认为从“本质主义”到“种群说”的转变对于进化论的现代观点至关重要，有关进化论的现代观点首次由恩斯特.迈尔完全解读出来。
但是一旦“人类”变成一系列“变异种群”而非“不变本质”时，它就失去了标准价值上的显性特征。分类变得模糊不清：种群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完全和人类划清界限；一些超人类实体(仍是自然种群)，比如尼采的超人说或者“异托邦”想象中的“穿越未来的自己”，或可被认为有价值，甚至可以牺牲当下人类以求替代。同样地，道德上看开来，非人类和人类一样重要，正如动物保护主义倡导的那样。
如果你想象加强版人类的可能性——比如更高的之力水平和更长久的寿命，只会更恶化以上情形。福勒认为很多人通过网络和新奇药品，已经超越“人类底线”了。新鲜、可见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使得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而人类中可能存在界限(如之力、寿命、健康状况、能力)反倒更明显了。福勒认为福利社会这一指导原则可能广为人们所接受，为我们在道德政治讨论、行动以及这类问题的最终结论上提供了基础。他认为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会变成“人类2.0”，并且处于民主政治的框架下。问题在于这个“我们”是指谁，谁能做到这一点？福勒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因此，将人类视为一个能够在同一主题下寻求共同利益的整体就更难了，或者这种观点根本就已经过时了。原因在于：尽管“一神论”在宏大理论上拥有一席之地，它在“西方”最具野心、也是最世俗的政治活动中仍面临衰败，这类政治活动试图建构社会主义的框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它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到了这一点。
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提出从世俗和唯物主义看待人类的特殊性：人类是体力、意识、社会关系上复杂的、进化中的、无限延展的相互作用体，所有一切都源自于人类手、脑、舌的相互加强彼此的发展。这种说法并不依赖于哲学上关于人类本质的思想，所有它可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抗衡。据猜测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理论就吸收了一些进化论的设想(当然很模糊)，使之理所当然地成了人类条件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说法。马克思理论继续赞成和吸收达尔文的观点，比如恩格斯1876年一部未完成但影响深远的作品《体力在猿猴进化为人中所起的作用》，书中，恩格斯年轻时这一哲学人类学观点正是达尔文有关人类起源学说的一个复制，其中古生物学后来得到验证。
社会主义不再是大众观点这一不那么美满的结果也意味着人类不再是一种想象中的群体。
实际上，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这两种形式)计划为其所宣称的全人类终极利益构建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在共产主义阶段，这一目标的对象不仅仅包括西方工人 阶级，还包括作为集体政治主体的后殖民世界成百上千万的民众(左翼共产人士将其盛赞为“国际联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未来的形式出现，正如上面盛赞的，“国际联盟代表全人类”。
在社会主义盛行时期，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主体也是成百上千万的。在共产主义国家外，民主社会主义人士在选举、运动、工资诉求这些世俗政治中寻找他们乌托邦一样的希望。他们认为维护民主权力、反对种族和派别分裂、倡导和平等等都是有组织的劳工的自身利益。正如社会学上的分析所言，像“老板们用种族主义把我们分开”这样的情绪或许并不那么糟糕、复杂，或者甚至是不真实的，但它和政治一样，能起作用。卡尔.马克思在Das Kapital(出版于1867年)第一卷中写到：“工人们在白人世界不可能自我解放，而在黑人世界他们又被贴上了标签。”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反抗。当社会主义人士违背这些承诺，正如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他们自身的基本原则(以及有原则的基要主义者)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这一点这么容易就被忽视掉真是令人感到惊讶。就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言，甚至就像小或者卑鄙利益的表面那么看起来那么单纯一样，只有伟大的宗教尝试过类似的事。任何其他的世俗意识形态都未曾尝试过用同样的方法变成一个万能力量。而共产党以一种半参与、半竞争的方式挑战着这一点。二战以后，欧盟内的宇宙观和人类观上的共同观点开始变得体制化，这些都见诸于人权和其他国际法发展的体系内。
如今，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已不再拼命维持它们的战后成果，把全人类当作一个潜在政治对象的想法也几乎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已消亡，它的消亡——如尼采关于上帝的言论——有着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大众意识形态，它的消亡有一点不太圆满就是这也意味着把全人类想象成一个群体的想法不复存在。这对我们人类真实的群体产生影响，而欧洲大陆的极右党派就是影响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掌权者的目标可能仅仅是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稳住江山。但是数以百万计信仰社会主义的普通民众的目标却平平淡淡：有工作、有社会安全、有免费教育、有医疗保障。二战以后这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上述目标似乎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下也可实现。但自相矛盾的是：人们对这些目标实现的确定性依赖于遥远、又对一些人来说具有诱惑力的前景上，那就是废除所有资本主义。我清晰地记得上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宣称我们最终会把英国建成一个以“根据个人所有索取、更具个人需求给予”为原则的社会，他也并没有被抨击是一个共产人士；在感伤歌曲和五月天的演讲里，这些宏大目标是正确的，这也可以理解。但一旦这些宏大目标被摒弃，尚好的收获也没有了。
面临超人类未来的人道主义人士和自由派们的挑战令人怯步：那就是要么取代社会主义目标，要么复兴之。在没有类似于强调人类共同认同感和人类共同利益性这些事物的情况下，人们会因其他特征而四分五裂。但这种认同感也能为极右势力所摆布。
好了，这么说在和平的全球化群体下，平等、安全以及物质丰饶的目标只是幻想罢了。让我们为糟糠干杯，但我们擦干嘴唇后别指望我们变成人道主义人士。如果白人世界(西方世界)的工人们不能做到自我解放，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在意他们在黑人世界是被贴上标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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