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从千年史看百年史(续)
2016/4/1 哲学园

     从千年史看百年史 (续)

     萧功秦

     [作者简介]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化历史、近代以来政治思潮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转型政治研究 [内容摘要]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体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后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就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关键在于其结构内部具有类似于西方的多元性、分散性、竞争性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成。这一转型的意义就在于此。

     [关键词]中西文明路径;多元竞争性文明;大一统的“安分敬制”性文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当代中国转型

     六、细胞与砖墙: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比较

     前面,我们把西欧文明与传统中国儒家文明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前者是以小规模、多元性、分散性、流动性与竞争性的方式而存在的,虽然漫长的历史中也有过教权至上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但这一结构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而后者则以大一统、一元性、集权性、安分敬制性的方式存在。从结构上看,欧洲文明更像是一个由无数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中国古代文明则更像一个由无生命的砖块按固定的标准整齐堆砌而成的巨大墙体。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明的生命潜力。综上所述,西方文明具有小规模、多元性、自发性、微观个性的竞争性、开放性以及流动性。所有这些因素。恰恰是生物体共有的特性。欧洲文明上述这些特点,造成两个重要的能力,第一种能力是自主个体细胞所具有的微观试错机制;第二种能力是个体的多元性所具有的适应环境挑战的微观变异能力,这使一个文明整体具有了对环境变化的反馈能力与适应能力。正是这两种能力的结合实现了整体的演化趋势。

     为什么演化只能在这种结构中发生?从新制度主义角度来看,一种文化对新事物的适应,首先是一个分散化的试错过程。这种试错过程的作用就是应付我们的这种无知状态。因为人类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个体中的差异,使人们在应对挑战时,可能存在着个性上的差异,创新与变异在个体中发生,然后,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有些变异特别能适应新挑战,它就对其他个体起到示范作用,其他个体纷纷仿效它。多数人接受了变异,成为共同准则。西方文明的结构特点具有通过小规模的个体的自主选择与变异,来形成微观个体的试错机制以及竞争个体之间存在的区位优势。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展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巨大动力。这是一种在结构上有助于社会内在生长机制的文明。

     前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自罗马帝国崩溃后,虽然从此无力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秩序,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统一帝国文明带来的规模效应,但却具有强大的发展潜质。这是因为,无数自主的个体在多元性内在的竞争过程中,存在着个体变异的广阔空间:一旦出现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个体变异,并进而使这一变异特性扩展到整个欧洲其他地区,就会由点到面地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文明。这种文明远比以“分”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具有强大的发展优势。虽然西欧文明的潜在活力在前现代并没有显示其价值,但一旦产生资本主义,就如同中子碰撞一样而激发出巨大的能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微观的、个体的自由,对于一个种族应对复杂多变的危机就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选择,一个社会就可以通过对这些个体的选择进行筛选,从中挑选出收益最大、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那种办法,来应对环境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个体的自由、个人行为的不受约束,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正如一位西方思想家所说的,只有当无数微观个人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所处的特定环境进行调适,文明才能得以累积性的进化,一个社会才能在应对机遇偶然的事件中,获得文明发展的更多的动力。

     让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文明的砖墙结构性质。只要我们再读一下前面引证的吕祖谦的那段由十二个“不”字结合而成的议论,就可以理解,中国以“分”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是把社会成员变成工场里由砖模制造出来的整齐划一的砖块,然后以机械的方式把这些砖块凝固成农业帝国的巨大墙体。如果砖头出现任何差异性、自主性、多样性,无疑是对墙体安全的威胁,必须予以修整。如果不能修整到划一的程度,则这块砖头就必须废弃,哪怕它是用玉石制成的。对于城墙来说,不合“分寸”的砖头就如同废物。一个要求臣民安于法度分寸的文化,一个“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而使其“志虑不易,视听不二”的文化.注定要把个体的自主性与竞争性视为“逼上无等”。这是一个“反个体竞胜性”的文化。传统的儒家文明如同一堵墙体一样。将注定以农业帝国的精致化作为其发展途径,它对环境挑战与变化的适应力是相对迟钝的。

     让我们先搁置这些或许过于抽象的理论言说,通过中国传统的游士阶层的消失这一例子,来考察中国文明的性质。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在结构上与西欧前现代社会有类似之处,由于多元国家并存,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流动性与各国之间的竞争性,也是这一时代的结构性特点。与这一结构相对应的是.奔走于各国之间的游士阶层。他们特立独行,交通王侯,有独立的道德观念与英雄气质。用司马迁的说法,他们言必信,行必果,重承诺,舍生取义,杀生求仁,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而不辞。先秦游士的这些特点,颇与日本浪人或欧洲中古骑士相类似。这些生活于民间的游侠,一直存在至西汉初年。班固称他们“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

     游侠体现的是一种多元性、小规模性、竞争性、流动性的价值取向。先秦时代的伯夷、叔齐、孔子、墨子、老子、苟子、李斯、韩非子、苏秦以及由孟尝、春申、信陵、平原君所养的那些侠士,还有战国贵族所供养的“鸡鸣狗盗”之辈,他们所代表的多元的价值观以及他们作为社会自主的个体面对环境所具有的自主选择能力,正体现了先秦中国社会上所具有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微观试错与社会变异的机制。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所体现的文明进步与繁荣,正是这一阶层文化活力的最雄辩的体现。

     然而,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他们悲惨命运的开始。到了汉武帝时代。著名游侠郭解全家因细故而遭致族灭。从此以后.游士阶层被帝国统治者当作异端而予以镇压,致使走向消亡。班固与当时许多士大夫都称赞汉武帝诛杀郭解的做法。他们认为,游士“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游侠“结私交”,形成与政府不同的权威。游士们“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即以迎合政治上与中央离心者的政治需要。他们还认为,游士的价值就是一种“士为知己者用”的私忠,所有这些都是与大一统时代所要求的臣民对帝国君主的公忠以及建立在对“名分”之上的无条件顺从皇帝的礼法相悖离。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游士的存在是对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直接威胁。

     游侠被清洗,是此后中国文化发生大转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意味着中国先秦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多元性、小规模、流动性、竞争性组织结构的最终消失。而西汉以后的中央专制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全面垄断,实际上剥夺了中国社会通过小规模自主性的个体的微观试错方式来寻求发展之路的机运。从此以后,中国走上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演变路径。

     在中国,士绅知识分子取代了游士的地位,帝国统治者利用国家垄断的名位权力资源吸引并供养士绅官僚精英。但供养的条件就是士大夫必须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所用,国家用统一的价值规则选拔人材,并约束士大夫知识分子精英。但国家对礼名器的垄断,形成了社会的上下等级秩序;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个人选择空间。以下故事最能说明士大夫自主性丧失以后他们的命运:

     上(汉武帝一引者注)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有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日:“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治天下乎?”上笑而谕之日:“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耳。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在汉武帝看来,士大夫知识分子唯一的用途在于为帝国效忠。一个不能为帝国再效忠的士人就是废物.留着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大一统文化,到了宋代更为变本加厉。由于汉代以来的各代皇朝难以解决大权旁落的困境,于是新建立的宋王朝做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制度变动。明代思想家顾炎武对此种变动,做出如下概括性的评论:

     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威柄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在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也。如果说,西汉时代剥夺了社会民间的自主性试错机制,但还多少保留了地方官府的自主性,那么,到了宋代,地方政权原本就十分有限的自由处置权、因地制宜的对环境变化的变通权、主动性、活力、微观自主性,也被进一步剥夺了。其后果与代价就是:

     今之人君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叉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前人这一段评语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这一结构越来越走向作茧自缚的困境的封闭趋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通过压抑个性与地方自主性。来实现宏观稳定的原则的文明的盛衰史。大一统、同质性、一道同风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格律化,成为以“分”为精神的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这一点可以解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西方人会发展出对人类文明有划时代伟大贡献的资本主义文明,而中国则走向沉睡与封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说过一句极具哲理意味的名言:“万古长存的山岭决不胜过转瞬即逝的玖瑰。”在文明演进的比较上,这句格言同样有用。 七、对中国近代化失败的文化学解释

     用两种文明的不同结构类型来解释中西文明近代的冲突,严复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严复看来,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止足为教”“相安相养”“防争泯乱”,这是一种以“安分敬制”为本位的非演化性的文明。在中国,如“砖石”般的整齐划一、一道同风、文化上的求同思维,可以形成超级专制帝国。可以利用规模效应发展出高度文明,但这种结构注定难以产生宏观的活力。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早认识到中西文化立国精神的不同的人。在他看来,中西文明立国精神的不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层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立国精神上的根本差异,反映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层面.就是“禁非有余,而进治不足”。当西方“竞胜性”文化与中国“防争泯乱”的文化相冲突时,后者就必然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严复还指出。如果这两种文明老死不相往来、各走各的路,也无所谓好坏之分,但近代一旦接触,其胜负就立即决定了。

     以“防争泯乱”为基本原则的专制政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综合反应能力”消极的特点?严复对此曾进行了一系列分析。

     严复认为,正是这种专制政体抑制了社会成员包括官僚士绅精英与下层民众的微观活力与主动性。他指出,自秦以来,专制统治的主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不再受到他人的争夺,用“猬毛而起”的法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这些法令,十之八九,皆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他还指出,中国的统治者,以钤制民众的主动性这种高昂代价,来换取统治上的便利与安全。专制政体不知不觉地使民众“弱而愚之”,其结果就使中国人在外敌威胁面前失去主动的自卫能力。这就如同“其卑且贱”的“奴产子”,无法与“其尊且贵”的贵人相斗一样。而且,更严重的是,庶民既然无权过问地方与国家的公共事务,那么。这种政治与公共事务方面的能力与兴趣也无从发育与培养,其结果也就是“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何物,爱国为何语”。这种“舍一私外无余物的'苦力’与爱国者战,断无一胜之理”。

     严复的这一分析,对我们认识中国清王朝对西方挑战的文化应对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种社会难以产生在思想上、精神心智上与能力上具有应付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人才。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窒息了这种能力的生长机制,而且,这种政治倾向性随着专制政治的完备而愈演愈烈。用严复的话来说:“其弊之甚,其害必有所终,故自与外国交通以来,无往而不居其负。”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一旦中国面临来自西方侵略而形成的日益深重的危机而产生要求变革的愿望时,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大一统的体制下的中国人。从士绅、官僚到一般下层民众,基本上受的是同样的文化训练,经受的是同样的文化冲击,视野、态度也大多雷同,社会分化的水平很低,价值与观念态度的多元化程度很低,各种观念、价值与政治主张之间缺乏制衡与缓冲,这种文明中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受“分”的文化所范模而具有的高度同质性,其结果是,一种思潮成为主流,就会压倒另一种思潮,也就是一种倾向总是“掩盖”与压倒了另一种倾向。一种思潮崛起,大都一呼百应,形成两极化的震荡现象。用严复的话来说:“至于事极而返,则横议蜂起,溃然如堤堰之决。居上者欲捧土而彰之,而世风民气,遂不可问矣……”严复所揭示的这一特点.解释了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陷入两极震荡的根本原因。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大一统文化对社会成员起到价值同质化的结果。在西方挑战出现后,这一文明又很难产生应付西方挑战的新路径。当外部挑战来临时,这种试错机制无法在社会内部通过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开放性的方式来形成。科举制下的士大夫难以产生世界眼光的人才只是这一现象的表现。在本文开头时所举的那些例子,何以在中国层出不穷,其原因就可以由此洞晓。

     再也没有比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表面上看,中国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比日本分散的幕府政治更容易通过接受西方挑战而走向现代化,因为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了有效能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制,科举制在人才选拔上也似乎更为开放、更为公平。按西方早期学者与观察家的逻辑,当时的中国只需稍稍调整政策,改革一部分官僚机构,运用这一自上而下的现成行政体制来推行现代化政策,就足以有效地推进中国的富强。根据这种判断,中国比分散为256个藩的四分五裂的日本,似乎更容易推进本国的现代化。因为日本要实现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先改变封建制结构,统一分散的藩国体制。使日本中央集权化。中国只需走一步,日本却要走两步。

     然而,历史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打败了比日本更早与西方接触的中国。从此中国陷入难以摆脱的民族危机。美国学者赖肖尔在他的《近代日本新观》对这一结果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他指出。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日本封建藩国制度,在形态与结构上都十分接近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而恰恰是这种封建制的同构性,使日本成为非西方民族中唯一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为什么分裂的日本比统一的中国更容易进行现代化?

     首先,从宏观整体结构上看,日本恰恰具有前面所说的小规模、多元性、分散性的结构特点。日本在分封体制下,被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这种多元体制比单一的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在结构上更富于变化,日本200多个藩国各自形成小规模的多元的试错主体,因而更能对外部的挑战与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新重商主义的经济力量最为显著。长州藩在很早以前就与西方有交往,这比单一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更具有适应能力。这些多元共同体能够做出不同的反应。相反,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中国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对全国的严密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异己的非法的地方反应。国家意识形态强有力地制约了试错主体的选择路径,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性。

     其次,从社会个体层次来进行比较,封建制瓦解过程中出现的游离武士具有革命性。日本分封制结构里形成的武士阶层,相当于先秦时代的游士阶层,他们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与游离性。作为自由个体,他们一旦游离出来自谋出路,则比科举制度下的中国士绅更不受传统价值的束缚。失去进身机会的下层武士则由于体制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而致力于研究洋学,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在近代化过程中成为对日本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家等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弥太郎、板恒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些人成为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转化为现代化的精英。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科举考试公平地从社会上吸纳精英人才的制度,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迎合国家确定的价值标准,通过科举这个唯一通道,获得权力、地位、名望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科举制度的合理性,使中国士大夫阶层在维护现行秩序方面远甚于日本。科举制度录用人才方面的公平性,也阻止了人才向其他方向流动。使青年学子热衷于经典与八股,士绅精英对传统体制的保守倾向也妨碍了改革派的出现。而这些,正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问题所在。 结论:中国当代改革的千年史意义 如果从千年史的角度来看,近百年的中西文明碰撞,从文明结构上看,是多元竞争性文明与大一统的“安分敬制”性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国近代的挫折与失败,与后者的同质性、板块性结构及缺乏演进与适应能力有关。如果说,建国以后形成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与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计划体制,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集权控制程度更高的同质性、板块性及以“单位所有制”的“分”为基础的组织结构里,从而使这一体制失去了微观竞争力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由于激活了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蜕变演化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具有千年历史上结构大转型的里程碑意义。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改革把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以及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分离了出来。使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激活了多元利益主体的主动性。原先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结构分化为多元的、小规模的、竞争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而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以及开放性的精神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被移入,是中国的经济进步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所在。

     正如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没有任何力量,比竞争产生的能量更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比像地方作为利益主体为增长进行的竞争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推动社会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力量。有经济学家说,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已经事实上演变成“财政联邦主义结构”。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地方经济,创造出地方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的局面。相对自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积极投资,导致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尽管这种竞争存在着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资源重复配置等消极现象。但地方间的竞争,却具有小规模、多元性、自主试错的特点,这就能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这些在各省、各县、各城镇、各企业的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也充满了“始而相忌,终于相成”“相互砥砺,争雄并长”的故事。利益主体之间的贸易联系,也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不断加强,这又成为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将在这一改革历史进程中,最终告别自己的千年结构,并向一种新的文明蜕演。当然,这一文明肯定会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从这一大转型视角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不至于迷失大的历史方向。不会因为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而手足无措。

     在不久前笔者参加的一次上海学术研讨会上。一位美国左派老教授所做的长篇演讲使笔者颇为感慨。这位教授把明清时期中国“天下自我中心”的朝贡制度,说成是好的“第一次全球化”,具有“开放性、丰富多样性”,并以此与现在美国为中心的坏的“第二次全球化”相对照,而对闭关自守导致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却只字不提;他赞扬了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这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演讲,使笔者想到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即西方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通过不自觉地美化传统中国,亦即通过一种移情作用。把传统中国视为西方以外的另一个诗意的异邦,以此作为对西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的参照对象。事实上,传统中国只不过是这位美国教授的文化浪漫主义的心理投影,闭关自守的、自我中心的天朝的朝贡制度,却变成了牧歌式的乌托邦。在这位美国教授眼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美好的国度。而中国人又往往由于心理上的需要,一听到洋人对老祖宗的赞美,就会飘然起来,怡然接受这种对中国传统的诗化解释。

     事实上,这位教授最大的问题,是他完全忽视了结构比较对于文明研究问题的意义。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前资本主义欧洲,虽然表面上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共同体,然而这些小共同体所具有的发展潜力与结构优势,则是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望尘莫及的。此后,老大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中节节失败,实际上与其结构有关。这使人们会联想到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增长与国力的上升,我们的报章上又不断出现种种“我们老祖宗比你们强多了”的声音。一位学者在上海一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居然说,前资本主义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超过美国”。这种用语之漫不经心,说明“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文化健忘症。是如何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心态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反思对于我们这个对自己文化从来就有着“审美定势”的民族,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哲学园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