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益东 | 关于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与学者影响力的几个问题
2016/4/22 哲学园

     刘益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对学术评价与人才战略有深入研究,曾发表论文《问题谱系比较评议法——同行评议方法新探》、《试论超越同行评议的复合型学术评估法》、《创新力度: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开放式评价:替代同行评议的新方案》、《外行评价何以可能——基于开放式评价的分析》、《开放式评价与前沿学者负责制:胜出机制变革引发的云科学革命》等。

     采访人:中国人民大学“壹学者”吴艳萍博士

     刘益东:一般认为学术评价活动很专业,很深奥,不能由外行来评。但什么事情都有条件,当条件变化了,也许不可能的事情就变成了可能。外行参与学术评价的条件,并不是抛开内行。没有内行肯定评价不了,但是要限定内行评价的作用和范围。开放式评价的评价专家由同行专家、评估专家和其他有关专家组成,规定同行专家主要判断该成果有没有颠覆性错误,如果有则具体指出并给作者一个回应和修补的机会。评估专家就做规范性认定、查新、知识地图上定位等工作。对于既规范、新颖,又没有颠覆性错误的工作,外行当然可以参与评价了。显然,公众也不是文盲,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外行也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

     另外还有一点,很多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突破性工作,只有研究者“想到、做到、才能说得清楚周到”,人们常说“你没说清楚,是因为你没有想清楚。”实际上这句话我觉得只说对了一半,想清楚还要做出来,包括做实验、做模型、构建论文,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科学发现、学术创见有一个特点,就是想到它很难,想到之后说出来别人往往比较容易理解,我称之为“难得易懂”,例如阿基米德解决工匠制造皇冠造假问题,作为当时的绝顶聪明的天才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顿悟,发现了鉴别纯金皇冠是否掺假的办法,说出来大家都理解了;另外还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的情况,即:不会创造但是可以鉴赏创造物。上述这一系列条件和特点决定了外行可以鉴赏、可以评价比较高深的学术工作。

     刘益东:这个没有统一答案,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起正面作用,有时起负作用。比如说转基因问题,非学术声音如崔永元。我的观点是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特别是作为可安全监管的技术还很不成熟,因为转基因食品不仅要求在实验室里是安全的,更重要的是摆上老百姓的餐桌是安全的,这一代人是安全的,下一代人也是安全的。这中间要经历许多环节,特别是要经过企业生产和市场的环节,安全监管非常复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要慎重推广。我理解文件精神的核心是确保安全,确保安全应该包括技术、生产、营销、食用、管理等的安全,是全程安全,安全标准和规章制度要严谨可靠,更能够执行、落实。这一系列问题并非科学家所能够解决的。目前一说转基因科普就是科学家做科普,这是个误区,科学家科普是不够的,他们主要理解实验室内的情况,而涉及企业、市场的种种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家来研究和科普。技术安全也不等于食品安全。可见,崔永元们的非学术声音其实是起到了好的作用。虽然他们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如果没有以崔永元为代表的非学术界的力量,也许转基因在确保安全之前早已经大面积推广了,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封建迷信干扰了一些科学发展的进程。

     至于评价标准方面是很明确的,就是如上所述:规范性、创新性和重要性。

     刘益东:人文社科学者影响力应包含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

     学术研究的特点是突破-跟进,突破-跟进,突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跟进往往是一些补充、完善和延展,像诺贝尔奖奖励的全都是突破性工作。学术影响力应该靠前沿突破、引领发展来体现,现在用引用率来评价影响力是不准确的。美国《Science》杂志总编唐纳德·肯尼迪在2002年指出“《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些优秀论文很少被引用,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论文却被广泛引用”。

     人文社科学者的社会影响力具有独特性,如影响人们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一些社科类科普书、经济学教材发行量达几百万册,社会影响力很大,因为社会科学是经世济用的,有影响社会、造福社会的直接功能。

     决策影响力,指的是所做的研究影响到决策层,特别是智库成果,影响到某些政策的制定,这对整个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三个维度都很重要,当然,学术影响力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因为社会影响、决策影响是依据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则主要由研究成果的质量决定,国际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尔兄弟经过大量统计研究得出结论:在科学上,是由于论文的质量而非数量导致研究人员取得成功。所以,以后如果以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为唯一评价标准时,评价学者的代表作,评价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是有效的方法。

     我认为目前这种评价方法在结构上是比较合理的,它基本能够反映出影响力构成的几个方面。本次活动的评价方法与我的研究相比,最大的相似之处是评价的开放性与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这也符合互联网时代学术与社会发展的潮流。

     采访人: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指导、“壹学者”移动学术科研服务平台与“百度学术”携手打造的“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评选活动,旨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选出具有高水平科研能力、其研究成果产生较大影响的青年学者,我们的评选标准的设置包含五个维度(2015年文章被引量30%、“复印报刊资料”文章转载量30%、评审专家打分20%、2015年发文总量10%、网络投票得分10%、)覆盖到了文献计量学指标、同行专家评议、网络用户评议多个维度,是业界融合了开放式评价的一次积极探索。您觉得我们这次评选活动的评价方法有哪些可取之处?您在学术评价方面有很多深入研究,更有很多创新性和独到的见解,如《试论超越同行评议的复合型学术评估法》、《外行评价何以可能——基于开放式评价的分析》等文献都有涉及,与您在评价方面所倡导的观点是否有相似之处?

     刘益东: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是开创性的工作,依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独一无二的积累,有人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的学术指导和“壹学者”与百度学术的媒体动员能力,才有可能举办这样高水平的评选。当然,任何一个排名都会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特别是对影响力的理解、对组成部分的权重比例肯定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认为目前这种评价方法在结构上是比较合理的,它基本能够反映出影响力构成的几个方面。

     本次活动的评价方法与我的研究相比,最大的相似之处是评价的开放性与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这也符合互联网时代学术与社会发展的潮流。我提出的开放式评价法更注重前沿突破,更适合评价高端人才,更适合甄别潜在的顶尖人才和优秀人才,也许在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方面更为有效。

     拉开了一种开放式的公众参与的人文社科人才评价、评选的序幕,评选过程促进了社科新成果的传播,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胜出机制,让优秀青年学者及时胜出,让人们更加重视活跃在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以后如果引入原创性、突破性这些指标,也许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入选者在学术前沿的地位,为遴选学术带头人提供更直接的帮助,也便于人们了解我国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与动向。

     采访人:您对本次评选活动有哪些宝贵建议?

     刘益东:这是开了一个好头,拉开了一种开放式的公众参与的人文社科人才评价、评选的序幕,评选过程促进了社科新成果的传播,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胜出机制,让优秀青年学者及时胜出,让人们更加重视活跃在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通过这个活动对我国人文社科界的现状也做一个检阅,看看我们的优势与不足,也是积累经验,为今后举办的评选工作打下基础。以后如果引入原创性、突破性这些指标,也许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入选者在学术前沿的地位,为遴选学术带头人提供更直接的帮助,也便于人们了解我国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与动向。

     专家学术名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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