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的“理性”
2016/4/29 哲学园
论哲学的“理性”
魏博辉
摘要：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释说，这是理性的相对性一面。但哲学本质上是“理性”的，这又是它的绝对性一面，或称为“绝对的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高层面上的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反思的理性”，在这意义上说，亦是“绝对的理性”。一、哲学的本质：理性
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因为哲学是在最高层次上关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思想认识中，对“普遍规律”的寻求。哲学不仅“力图把人类理性呈现其活动的必需形式和原则自觉地表现出来，力图把这些形式和原则从原始的知觉、感情和冲动的形式转化为概念的形式”，而且还必须“力图将世界上和生活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材料用概念明确地表达出来，就这样，在这样艰苦尝试的历史过程中，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构也就逐步地显露出来了。”[1]黑格尔把哲学知识看成是“纯思”和“概念的范畴”，哲学的要求是在思想中得到最高的内在满足，它离开经验的初始状态，总要超出经验，从而使自己提高到“思维本身纯粹不杂的要素”，也就是提高到纯思想的境地，思想正是在“纯思”中，在“现象的普遍本质的理念”中，才能得到自身的满足。哲学的任务在于由事物追溯到明确的思想，这也就是反思(Reflexion)，哲学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故而，“哲学是理性的知识”，“哲学是关于真理必然性的科学，是概念式的认识。”[2]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再思想。因而哲学不是报道事实，它脱离了“物理事件”，而是在探讨事实背后的隐义，进入关于事物本质的“观念世界”。在此当中它所进行的思维活动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思维活动，所以哲学思维是一种纯理论思维，它是一种极具高度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命题性思维。因此，就不同层次上的“理性”而言，可把哲学的“理性”视为“至尊”。
“理性”是人的一种抽象能力，相对非理性而言，理性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层次。
苏格拉底认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回答的存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的理性，它使人脱离了狭义的动物界。当然，就其内容、含义来说，理性也是多义的(悟性或知性也可归于理性，但它们处于理性的低级阶段)，理性不仅是哲学所特有的财产，可以说，理性基本上是人人所具有的。“无论在什么阶段的文化或精神发展里，总可在人心中发现理性。所以自古以来，人就被称为理性的存在，这的确是很有道理”[3]。
理性不仅蕴含于哲学及其思维之中，而且还渗透在常识、艺术、宗教和科学等思维与知识中，但这里的“理性”是作为“组织”对某一领域的某一事物认识的思维与知识的“工具”，而不是对普遍的统一性的“凝聚”，它们有理性的渗透，但不是哲学层面上的“理性”。因为哲学思想所揭示的是常识、艺术、宗教，甚至科学等所有这些联结在一起的具有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而它们只是哲学这一统一性主旋律的多重变奏，其中蕴含的理性不是最高等级的“宇宙理性”，即哲学的“理性”，也并非是它们最本质的属性。而哲学本质上即是“理性”，因为如上所言，哲学探讨的是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整体意义，脱离了与个别的具体事物的关系，表现出了“普遍性”的性格，它只有概念，没有图像，它的灵魂就是思想。由此，借用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一种工具的话语方式来说，哲学的理性，就是作为组织关于宇宙最一般性的知识的“工具”，也可称之为关于宇宙知识的理性。知识可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层次，知识于本质上是寻求事物的普遍性和规律的，对其进行认识就形成知识，如科学知识、哲学知识等，因而抽象的概括也就有不同的等级和层次，科学知识就不会像哲学知识那样，能够满足思想的最普遍、最深切的需要。哲学意在寻求整个世界的本质及最一般规律的知识，以思想为对象，得到最高的内在满足。其认识的过程是极其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的过程，这种哲学上的“纯思”从常识、艺术、宗教和科学等知识中超拔出来，形成最高等级和最高层次上的理性，“理性之所司，就在于纯思维。”[4]这就是哲学思维，它是人类用理性把握宇宙的最高方式，构成了人类理性中最具有整体意义和普遍必然性的那一部分，因而也是人类最抽象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同时也形成了人类最高的理性思维形式。马克思认为，哲学是理性的，“最新的哲学只是承继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始的工作。”这是“永远新颖的理性哲学。”[5]这也是理性蕴含于哲学中的“绝对性”的表现。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理性”有其相对不同的释说。
二、哲人们视域中的理性
从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0-约前480-470之间)的主要包含有“谈论”、“说明”、“思想”、“理性”、“语言”等之意的“逻各斯”(logos)开始，就给哲学戴上了“理性”的光环。赫拉克利特说，逻各斯是“永恒存在的”，“如果不听从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就会一致说万物是一，就是智慧。”[6]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逻各斯是每人遵守的共同东西，逻各斯的本性不是多，而是“一”，即统一性，普遍性，也就是指事物的普遍规律。它代表着普遍的尺度、规律和语法，它是超越感性世界的精神活动，是使万物为一的“宇宙理性”，它是智慧，即哲学的智慧。逻各斯的提出，赋予了世界“新的秩序”，也奠定了哲学的根基。在黑格尔看来，古代哲学家用Nous(理性)① 统治这个世界，用我们的说法，“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是世界的共性”。由此，努斯和逻各斯使“理性”大展双翼。
苏格拉底对理性的努斯精神作了新解，开始强调了理性的主体性。他认为，外在的东西是由经验而来，但其中的共相却属于思维，真正的普遍性的思维。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真理这一正当的东西，就是精神中的精神。“精神从自身中汲取出来的东西，对精神有效准的东西，必须是从作为共相的精神中，从作为共相而活动的精神中来的”。有比“特殊”的更高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思维、概念、理性的东西。”[7]他的理性精神即人是自由的，无求于外，从意识、精神的自身中引出真理，其精神是主观的。苏格拉底强调了主体性的“理性精神”，进一步驶进寻求普遍规律的逻各斯的航程。
从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6世纪末-约前5世纪中叶以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开始铸造了通向理性的“终极关怀”，研究世界普遍本质的经典模式。
亚里士多德把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研究存在之为存在以及存在自在自为性质的科学。在讨论本体论的目的或善的原则中，进一步建构了理性概念。他说：“因此若以理性为至善，理性就只能致想于神圣的自身，而思想就成为思想于思想的一种思想。”[8]理性以自身为对象，追求着“思想的思想”，在自我意识中达到逻各斯的统一，理性内在的统一。因为，在他那里的理性，既包含着努斯的主观能动性，又包含着逻各斯的客观制约性。这也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由此，逻各斯具有生命力。亚里士多德对善、目的、最普遍的共相即理念的探讨，不同于柏拉图，柏拉图的理念缺乏生命的原则，主观性的原则，而亚里士多德却持有这些原则，他将“努斯”和“逻各斯”、主观和客观于“理性”的概念之中达成了内在的统一。在他对古希腊哲学的最高总结和概括中为西方理性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中世纪，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和神学结合了起来，走向了基督教的启示道路。当时作为思想的先驱者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认为，在希腊哲学那里有一个错误的倾向，即把理性力量奉为人的最高力量，当得到特殊神明启示之后，你会发现，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的，理性本性不是唯一的，不能指向我们通向真理、智慧的道路，因为它是含混不清的。理性要恢复它的本性，要靠神的恩赐，靠基督教的启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6-1274)也认为，理性得不到上帝赐予的指引和启发，理性就不能正确使用它应有的权利。此时的理性为“神的理性”。
于近代，17世纪重新开启了“理性时代”，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等为代表的哲学追逐着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但又赋予其新的蕴意，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理性成为“永恒真理”的王国，成为近代以来时代精神的核心概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把理性自身努斯原则(能动性)和逻各斯的原则(确定性)统一在思维范围之内，突出了哲学理性的“主体性原则”，构成了近代哲学思想的基础。卡西尔认为，17世纪的“理性”试图从某种直觉地把握到了的最高的确定性出发，用以演绎的方式将可能的知识的整个链条加以延长；18世纪则摒弃了这种演绎和证明的方法，不把理性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理性看成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9]近代哲学将理性仅看作是本原性的存在，注重的是形式化，用形式逻辑规定理性，以有限的概念和逻辑方法，追求无限的东西，也使得它最后求助于上帝(如笛卡尔哲学)。近代哲学研究认识论的问题，更加凸显了逻各斯的力量，但逻各斯和努斯在理性自身中加以对立，同时，导致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
而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将努斯和逻各斯统一于理性的自我运动之中。康德哲学进一步挖掘和发扬了“理性”的功能和作用，把形而上学视为人类理性自身的科学，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全部文化的顶峰。为了说明他的“未来的形而上学”与旧形而上学的不同，他把形而上学同具体科学作了比较，从中说明了哲学本质上的最高级的理性特征。虽然形而上学和数学都含有理性的“技术”，但哲学的知识是由理性自概念所得到的知识；数学的知识是由理性自构成概念所得到的知识。所谓构成概念，就是指先天的展示，与“概念”相应的“直观”而言。也就是数学概念这种纯粹理性可以在纯粹直观中把它转化为具体的形式或表象。比如，要构成一个三角形，可以由想象在纯粹直观中表现出与此概念相对应的对象。即具体图形描画此图是经验的，但它是“三角形”的概念表现，并不损及概念的普遍性。数学知识正是依靠这种纯粹直观及其以此为依据经验直观而获得。而哲学概念却不可能在纯粹的直观中被构造出来，如，理性、目的、实体、原因不能以某一具体图像而表现。哲学知识是在普遍中考虑特殊，而数学知识则是在特殊中或在个别事例中考虑普遍。所以两种“理性知识”有本质的差异，数学仅以量为对象，数学知识“专限于量”之原因，是在量的概念容许构成的层面。而哲学以“质”为对象，它不能在任何“非经验的直观”中得以表现，因此，哲学的理性是仅能由概念获得“质”的知识[10]。所以，哲学(形而上学或玄学)是完全孤立之思辨的理性学问，非如数学根据概念适用于直观者，它是纯粹的理智和纯粹的理性知识(康德的理性更强调了人的意义，“人为自然立法”)。古希腊的“逻各斯”的能量在此延续并尽情释放。
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把西方理性主义推向极致。他认为，“哲学是理性的知识”。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本质的，它是思想活动的产物，思想的形成或规定性一般是普遍的抽象的东西。这“普遍性”是西方一直所强调的“理性”(逻各斯)的基本表达方式，它给予普遍的本质以确定性和规范性。它不只是客观的东西，同时它也是一种主观的活动。哲学的理性也是一种反思，是指人在思维中思维，对思想进行再思想。“人是能思维的，它就思想思维着思想。在思维里只有思想才是对象；同样，理性产生合理的东西，理性也就是理性的对象。”[11]“理性知道只有在共相中获得自己、发现自己”[12]。在他看来，哲学是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而这种思维就是把一个对象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的思维。理性(逻各斯)对杂多事物进行抽象，通过反思超越了感性经验，上升到事物的“共相”，求得“普遍性”原则，直达事物的本质。(当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绝对的普遍本质”。)这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这种思维活动所特有的普遍形式就是概念，哲学就是概念式的认识，由此而达到对于思想活动的产物事物本质的概括。因此，这一普遍性的概念思维就是人类最高的理性思维形式，他认为哲学为我们赢得了最高理性知识的珍宝。他发展、巩固了以往哲学(形而上学)通有的“逻各斯”的信念。作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至巅峰。
无论是关于世界的同一性、普遍性或整体性，还是建构世界主体性的同一性、普遍性或整体性，都保证了其各个环节与部分皆分享着哲学的理性。
此后，拒斥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的呼声高涨，从叔本华开始掀起了“非理性主义”的热潮，尔后，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似乎都在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但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家都有着自己“本体论”的承诺，形而上学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或走向了另一种同一性、普遍性或整体性。
就分析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而言，他也曾经建议放弃“抽象”，但他却与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一起，倡导新逻辑，成为新逻辑的伟大的首创者之一。“令人极其奇怪的是，系统性的概括——即那种不再需要抽象的概括，——极其确切地提供了某种把结构显示出来，并用符号将它表达出来以便使人们将它当成一个纯抽象的形式加以识别的技巧。”[13]罗素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自然科学，但他基于关系的逻辑研究仍建立于“潜在的哲学领域之内”。分析哲学家在反对形而上学的时候，认为全部的形而上学毫无意义，试图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但他们仍旧在使用着形而上学的概念，使自己的讨论也须升入到形而上学的层次。还有的哲学家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引起哲学家的反感，是因为它把某种生硬的概念体系当作人们的智慧模式，没有顾及人们的自然思维活动，与日常思维方式相违。但形而上学本身没有错，即试图揭示人们活动中已存在的概念图式，用分析的方法梳理我们日常思维混杂的命题形式，这是形而上学的基本任务。传统的形而上学只是运用了描述的方法揭示出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的特征，其在强调形而上学应当是启发人们智慧的思维方式。应该说，这些哲学家在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揭示最一般概念或概念图式的方法上作了更新或补充。语言哲学尽管使理性和同一性、整体性思想发生了变化和转型，但并没有把它们从哲学领域驱逐出去。
还有哲学家认为，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原本意图，就是拯救被以往形而上学牺牲掉的非同一性、非整合性、异质性、偶然性等环节。在多元性的声音中，在交往实践中而实现社会化的主体，“交往行为的主体各自都把他们的生活世界当作是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整体背景”[14]。在这一基础上重构理性，这种“交往理性”，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理性面对的困境。这样，“理性的同一性”才可相互理解。哈贝马斯(Habermas,Jürgen 1929-)认为，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以往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葆有启蒙意义的理性批判的思想锋芒。
上述可见，形而上学的合理性仍然存在，不仅如此，而且还说明着“理性”的光照在日益延伸。
三、结语
无论是“非理性主义”者，还是追求逻辑分析，走“形式化”道路等后形而上学哲学家都仍然“驰骋”在哲学领域之内，在他们的哲学中仍然显示着“逻各斯”的力量，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故而，“逻各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就使西方哲人于理性中构造着“哲学传统”，在哲学中始终保持着“绝对的理性”，或说理性的绝对性一面。这是因为有其努斯和逻各斯交织于一体的“理性”，既有规范性、确定性，又有冲动的超越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形而上学”没有湮灭，而是朝着新的方向继续发展。因为哲学不会放弃于观念世界中对世界普遍的统一性或生长于“多元声中的理性同一性”的探索。
无论哲学家从哪个角度释说理性，从中都反映出哲学理性的绝对性一面，它寓于先哲人们对理性解说的相对性之中，把各时期的哲学理论学说连接起来的“一条主线”就是哲学的“理性”。所以，哲学始终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哲学的本质乃是“理性”，最高层次上的“理性”表征的乃是哲学。并非抽象的、理性的东西都是哲学的，但哲学一定是抽象的、理性的东西，而且是人类理性阶梯中最高等级的“理性”，是人类最高级的理性思维形式。这种理性是“宇宙的理性”，“崇高的理性”，它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理性思维”层面来说，它是“纯粹的理性”，是于思想中思想的“反思的理性”。
注释：① Nous(努斯)指精神的东西，也译为“心”。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的“努斯”(“心”)，将精神从自然物质中分离出来，既自己规定着自己，又规定着对方事物和其他具有灵魂的东西。他说：“每件事物中都包含着每件事物的一部分，除了心的部分以外，有些事物中也有心。”但心是无限的、自主的、单独的、独立的。它具有最大的力量，洞察一切事物，是推动事物的原动力，它对于一切灵魂的东西有支配力，是世界的普遍精神。[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9-40]参考文献：[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8.[2][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版(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18、26.[3]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82.[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版[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8.[6]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9.[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6.[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4.[9]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18-159.[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02-503.[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8.[13]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67.[14]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85.[15]章忠民.黑格尔理性观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6]郭湛.哲学与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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