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柏拉图
2016/5/9 哲学园
一文读懂苏格拉底!
一文读懂柏拉图
【美】罗伯特·艾伦选自《哲学的盛宴》老蝉录入编辑柏拉图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也是代表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理念论”以及理性主义的鼻祖。
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三人对古希腊以及后来的西方思想文明有深远的影响。其中，承前启后的柏拉图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柏拉图生平
柏拉图于公元前427年5月7日出生在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阿里斯通和母亲珀克里提俄涅都出自名门望族。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据说，他的体育老师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阔，就把他叫做柏拉图，而在希腊文中“plato”的意思就是宽广。
柏拉图出生的那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他是在战争时期长大的，但他的家庭并未像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因战争而家道中落。因而，柏拉图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音乐、绘画、文学都有广泛的涉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在青年时期热衷于文艺创作，写过赞美酒神的颂诗和其他抒情诗，富有文学才能。
大约在20岁时，柏拉图追随哲学家苏格拉底，越来越倾心于他，直到后来，苏格拉底被雅典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服毒而亡，时值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志向。
苏格拉底去世以后，28岁的柏拉图遵从老师的教导外出游历。他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周游地中海地区，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访问过毕达哥拉斯门徒所组成的学派。
公元前388年，他到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想说服统治者建立一个由哲学家管理的理想国，但目的没有达到。但柏拉图在这里遇到霸主的女婿迪恩，一见如故，欢喜非常。在柏拉图看来，迪恩酷爱哲学，又是一个实行家；苏格拉底以后，对柏拉图影响最大的，便是迪恩了。
从叙拉古城返回的途中，柏拉图不幸被卖为奴隶，他的朋友花了许多钱才把他赎回来。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40岁，终于回到了雅典，当时整个希腊世界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此时，苏格拉底事件已被人们逐渐淡忘。柏拉图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穆斯建立学园，并命名为阿加德米，这就是著名的“柏拉图学园”，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综合性学校。
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城邦培养治理人才，所以与当时许多城邦有政治联系。虽然柏拉图在实践中经过多次碰壁以后，他的政治理想也有所降低，但他想按照哲学的正义原则治理城邦的思想却并没有放弃。
这期间著有《理想国》《会饮篇》《斐得若》《费多》等最具戏剧性的对话。《理想国》是柏拉图一生的代表作。
他成功主持这个学园20年后，为了能够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柏拉图又两次前往西西里。一次是公元前367年，也就是他60岁的时候，叙拉古国王狄俄尼索斯一世过世，其子继位。新国王狄俄尼索斯二世邀请柏拉图来做他的老师以学习治国之道。柏拉图希望将其培养成一个现实中的“哲学王”。可是，在一些人的挑拨下，新国王与其舅父产生隔阂，并将其放逐到国外。
后来狄俄尼索斯二世再次邀请柏拉图去叙拉古，结果仍是败兴而归。
柏拉图重回雅典安顿下来，他放弃了参与政治实践，并将全部精力用于办好学园，从此以后过着平静的生活。就在自己创办的学园里，柏拉图勤耕不辍，在晚年时期还为世人留下了许多著作，其大多数以对话体写成，常被后人引用的有：《辩诉篇》《曼诺篇》《智者篇》《法律篇》《斐里布篇》《蒂迈欧篇》等。
公元前347年，在参加一次婚礼宴会时，柏拉图默默地退到屋子的一角，平静地无疾而终，享年80岁。人们将他葬于他耗费了半生才华的学园。
柏拉图死后，他所创业的学园由门徒主持，代代相传，继续存在了数世纪之久。但学园派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仍是柏拉图这位开山鼻祖。
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的主要著作有：
《克力同》
《克力同》篇是西方法律思想之源，内容忠实反映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之一。通篇对话都运用了推理论证的方法，其中大段虚拟的雅典法律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有着深刻的蕴意。它们围绕着“法律”这一核心，提出了理性、正义、公民守法的道德依据等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普罗塔哥拉篇》
本篇描述的是苏格拉底和著名的智术师普罗塔哥拉之间的一场关于“美德是无法传授的”的争论。争论中苏格拉底试图论证“美德是无法传授的”，普罗塔哥拉则持相反的观点；在论证即将结束的时候，苏格拉底几乎已经论证出来“美德即知识”，而知识是可以传授的，因此，美德应当是可以传授的。而普罗塔哥拉极力地反对将美德看做是知识，照此推理，美德似乎又是不可能传授的。
《高尔吉亚篇》
这是柏拉图离开雅典前所写的最后一篇对话录。篇中描述高尔吉亚与苏格拉底在篇中争辩有关智者与哲学家的问题。智者学派认为雄辩术能够补足人类知识的不足之处，柏拉图则是提出了一个超越性、完美的知识。
《会饮篇》
柏拉图的一切对话作品中，最场景化的当属《会饮篇》，而且相对于柏拉图的其他纯文学作品而言，本篇也最具趣味性。在此篇中，柏拉图虚构了一个盛赞爱与美的宴会。在宴会中，主人亚加尔松请各位客人以“爱情”为主题，发表各自的高见。以下的部分完全是以叙述故事、传说的形式进行的。
《理想国》
《理想国》是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它是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也正是这个城邦成了后来历史上大大小小“乌托邦”的开山鼻祖。《理想国》里面不仅有着柏拉图对理想国的阐述，也包含着一种朴素的辩证主义观点和应变的思想。他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给出正义的定义，也暗示着人们，这里没有什么正确的定义，还需要继续的探索研究，只不过他的想法是让人们去利用这个探索研究构造他那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国。
《法律篇》
本篇属于柏拉图的晚期作品。在74岁高龄时他才着手写《法律篇》第一卷。《法律篇》共12卷，此篇对话内容涉及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哲学、艺术、伦理、外交、贸易、家庭、婚姻、技艺、公民生活等，全面地反映了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城邦的建立、地理位置、政府结构、选举制度等情况。
柏拉图的精神哲学
受老师苏格拉底的影响，柏拉图的主要哲学思想都是以对话的形式记载下来的。这些对话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优美华丽，论证严密细致，内容丰富深刻，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高度统一，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西方哲学基石的柏拉图的理念是超验存在的纯粹形式，它的相对于具体事物的抽象性和绝对性与几何形式相同。在此，柏拉图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理念世界，并且暗示了通过辩证的反思，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有可能综合为一，然而这两个世界仍然是分离的，彼岸和此岸不可逾越。
柏拉图与性爱论“
柏拉图式的恋爱”意指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渴望与思慕，剔除了肉体交流的成分。柏拉图认为，高贵的爱情是在性爱之上的，爱的本身就该完全抵除肮脏和不协调，在一切不正当的行为中，最甚者莫过于用肉体的欲望压制爱的心灵。
当柏拉图述及灵魂之爱时，才终于使我们明白，只有智慧、美德和知识才能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才是爱情“终极福音书”。
柏拉图性爱概说
柏拉图生活在远古的西方希腊，今天看他的传世作品之一《会饮篇》，我们会为他对爱的洞察所具有的眼光而惊叹。
在书中，柏拉图描述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酒会，它集中了当时的思想精英，譬如苏格拉底、阿伽通、阿里斯多芬等等。在这个酒会的晚上，每个人都轮流讲述自己对爱欲的体验思考，后来这些哲人的观点便作为人类古代智慧之根影响西方文化几千年。爱与欲，是对立的统一。古人把这个问题放在哲学的层面讨论，从肉体、心灵到生物意识、心理学领域，爱是生命得以更新发展的根本。阿里斯多芬说：“爱神是人类的最好朋友，他援助人类，他替人医治一种病，医好了，就可以使人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今天要做的，就是使你们明白爱神的威力。”古希腊的哲人相信，正是爱欲使我们趋向于自我实现，使我们走向人生。
在柏拉图的观念中，灵魂显然比肉体圣洁、单纯和美，并且更有力量。爱欲作为一种原始生命动力，它予万物以生气和力量。同时，他认为只有精神上的恋爱才可能达到真正的不朽、永恒，妊娠的灵魂在这里邂逅，它是至高至上的美。这就是柏拉图极端的理想主义性爱观的基础。
两千多年来，柏拉图的爱情理论深入西方文化，同时也不断接受挑战和质疑。柏拉图的性爱论，一次次地成为人们打开性爱探索之门的新的起点。
柏拉图的恋爱论
在性爱方面，柏拉图是对后代观念影响最大的希腊思想家。他有多方面的影响，但其带来的对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区分的方法是最主要的影响，他区分的是爱的理念或本质的世界与我们生活中的凡庸之爱。柏拉图的性爱理论主要见于他所撰写的《会饮篇》中，其理论与神话类似。
“柏拉图式的恋爱”，这一说法是由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巴尔德沙尔·卡斯诺提创立的成语而来的。它意指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渴望与思慕，剔除了肉体交流的成分。卡斯诺提本人解释为“顺从精神而不是顺从情人”。
在近代的文艺作品中，“柏拉图式的恋爱”被无限地开发出来，据此理论，恋爱不但可以超越性别、年龄、空间、时间的界限，甚至可以在两个不同的种群世界中发生。自古就盛行不止的同性恋行为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在另一个侧面的代表。
在古希腊时代，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性爱取向是不被禁止的。古希腊人所谓的教育，通常表达了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男性双方结合成以学识、阅历、见闻为纽带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是绝对不应以年龄为限制；另一方面，这暗示了一种同性恋关系，即成年的男人向未婚的未成年少年表示爱慕，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学识与其进行交换，以博得好感，而通常对方也乐于接受这种求爱，在关系中处于被动和服从的态度——一旦少年人长出胡须或是成家以后，这样的关系就应该结束了，否则僭越的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要被耻笑的。同时，任何骚扰年轻同性的行为在雅典的法律里都将被视为与强奸的罪名相当，一个向别人求爱的人始终应当在伦理和欲望上保持克制。
善是爱情的本原
柏拉图在考察了爱欲来自内心时，就确定了另一个话题，即“卡洛斯本身要比他所施与的爱情更可贵”，他借用宴会主人——诗人亚加尔松的口表达了出来，此论点已经成为形而上学的话题，“探讨一切伦理本原的实质”，即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它的总结。
鲍萨尼亚的观点为亚加尔松所继承，认定宇宙间最美和最完善的形体是卡洛斯，在诸神中属他最年轻，因此，爱情总是在年轻人中流行，在老人中疏离。他就像宙斯的女儿亚忒斯一样最娇嫩最美丽，他完全超脱于陆地海洋的范畴，不能被人类的意识所察觉，他只能存在于人类的心灵——这里面却有个区别，心肠刚硬的人无法觉察他的存在，只有心灵敏感柔弱的人才能对他的行动了然。爱神阿弗洛狄忒为他在人心中最温柔最甜蜜的地方安排了住所，因为他也是最娇嫩的。卡洛斯的行为温柔而随和，他像一阵风掠过大地，每到春风吹起的时候便卷起无数的鲜花，他曾经爱上了佛洛拉，打败了西风之子塞西尔，成为花神的丈夫。
对其定义宽泛的当属亚加尔松了。卡洛斯在他的口中，还有另一重意义，即“行使宇宙间最高法则——善”的任务。首先他是一切正义的圭臬，因为他天生是正义女神德墨忒耳的朋友。在一切天神那里，卡洛斯主持着力的均衡，他代表着自制和和平的力量，抗衡着暴力神的淫威，是非暴力解决争端的象征。当两个国家交战、两个人交恶的时候，化解仇恨的最好方法就是举行一场婚姻，用爱情抵消矛盾。勇敢坚毅的卡洛斯，甚至使伟大的战神阿瑞斯也黯然失色。在一切天神举办的赛会上，获得胜利的总是卡洛斯。
在亚加尔松的理论的最高层，即是袒露了一种最高等的神话，他认为一切天神的奇迹都应该归功于爱情的存在，是卡洛斯为人间带来了和平、幸福，把世界从远古的沉睡状态解放出来，整个人类社会正在意识到爱情的力量，因而呼唤他、渴望他。在爱情的河流上，美丽正像卵石一样熠熠放光，善的法则正像存在于河底的沙金般诱人注目。
柏拉图在认识了爱的单一性质之后，终于把自己的目光渐渐转移到“共相的限制”这一问题上来。显然，这一注目并非偶然，他已完成了关于爱的共性前的一切铺垫，从爱情的单一性的各个方面述及到这个共相的各种内容，因此现在的迫切任务就是——“一定要找到存在于爱情本质中的最上层事物，发现直到这一神秘内核的培养皿。”在整篇对话中，柏拉图一直小心地把全部发言集中在一个超现实的体系中，力图说明在爱情之上起作用的是一种非意识作用的虚无状态(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过分突出爱情的作用，反而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在神祗位列的次序上无法自圆其说)，可以肯定的是，他讲述了爱的原则，但有了这个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对共相的探索的限制。
精神也有生殖力
肉体生殖力一般人都会理解，心灵的生殖力在何处呢？柏拉图这样论说道：“一切人都有生殖力，具体说是具有肉体和心灵两种生殖力。前者只会产生官能世界的可朽的物体，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的本性中就会产生一种迫不及待的欲望要进行生殖。通过心灵对另一半的寻找，从而进行交媾和受孕。受孕和生殖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使可朽的人类具有不可朽的性质……但心灵的生殖力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世间有些人在心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更富于生殖力，擅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和其他心灵的美好事物，一切诗人和各种技艺的发明人物都属于这样的心灵生殖者。”
这显然有悖于常人理解，而爱情在此，让常人看来也早已烟消云散了。我们可以将柏拉图心灵生殖力理解为人的创造力，将心中的“理念”现实化的能力。
肉体的生殖在心灵生殖的映衬下“相形见绌”起来，因为心灵的生殖可以诞生不朽而且美好的事物，这是肉体生殖力不可能达到的。柏拉图想说的是，心灵产生的理念是不朽的，但这却又是一个自我矛盾。
柏拉图这样说：“同肉体生育相同，心灵生育也需要寻找受孕的机会……当心灵生育者到达成熟的年龄时，他便应该四处寻找美的对象，一旦发现一个高尚而美好的心灵时，就拥抱在一起，产生出丰富的思想，孕育出智慧和美德，此类心灵的生殖产物比肉体的生殖产物更加珍贵，因为他从本质上来说是不朽的……”短暂的欲望和视觉中的共性便是卡洛斯追求的爱情理念。
爱情有显然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理念本身，即心灵之爱，他以心灵接受美的受孕，以生殖精神产品为结果；另一个肉体的生殖，即肉体由于相互吸引，进行交媾，诞生子嗣的过程。两者对比，心灵受孕是制造不朽产物的高端过程，而肉体受孕不过是一种重复轮回的低级过程。心灵受到美的吸引，产生爱情欲望，便是心灵受孕了。
《会饮篇》的结构是层层递进的。以爱情作用开始，而后阐述爱情神圣论，最终对爱情本质进行探寻。大凡热爱生活、热爱真正爱情的人，就认清他遵循着柏拉图的自由与精神相伴随的“爱情心灵公式”而言，是并不困难的，这也就是大众化理想中相信自由的心灵作为精神因素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二元论也在柏拉图的恋爱论中。他指出，性爱是精神与肉体的集合，而基础则为理念。
柏拉图与乌托邦
斯巴达：社会生活简单、政治力量集中，施行寡头制。它不同于权力倾轧的雅典，正因为此，柏拉图选择了它，创造了它，使它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尽人皆知的理想社会，第一个迄今为止为人所知的乌托邦。柏拉图在这个民众生活粗糙，精神高度统一的城邦基础上，开始了他最富实践的生活。
柏拉图的理想国
理想国出自柏拉图对话《国家篇》，它是最早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描述，脱胎于当时斯巴达政体。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乌托邦，它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国家篇》大体分为三部分。大众哲学看重前两部分，这两部分是：第一至第五卷，主要描写柏拉图理想国的组织，重点在于哲学王城邦的概况。另一部分是对话的引申部分，主要总结哲学家的实际任务和行为。而探讨当时政体优劣的第三部分，大众哲学认为其没有哲学思辨精神和历史意义。
“正义”城邦描绘之后，柏拉图开始以哲学治国的精神来策划解决城邦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提出许多理想的“可行性建议”，包括阶级建设、教育制度、经济措施、国家机关、人种繁殖、神学宗教等等，但是却隐讳了“除了哲学王之外的其他各阶级能适应到什么程度”，他只是为有哲学头脑的治国者所编制的策略，而不考虑整个“理想国”国民接受与否，甚至很多行政制度把其他公民、居民排除在外。这些制度和条例明显是从斯巴达训练武士国民的方法中照抄来的。也因此，这种制度和条例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只成为“空想”而已。理想国作为一个哲人的国家，也只是在思想上给后人留下挂念和感叹。
柏拉图的四主德
正义，是《国家篇》中重点论述的，柏拉图笔下的正义并非当今社会的“正义”，作为柏拉图体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着太多的内涵。正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可分割：“衡量一个城邦是否正义，其标准就是其工商业者、兵士、卫国者是否在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人的工作”，“正义的城邦就是居民各行其是，毫无僭越和改革行为的城邦。”
柏拉图认为至善是一切事物之源，至善创造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真理，也必是完美的理念。柏拉图并不希望创造一个完全独裁的社会，而是努力在理想城邦的内部造成一种各安其职的事务性场面，使上述三个等级各自从事应当做的工作，城邦便必定繁荣安定。从该角度讲，“正义”即法律，柏拉图不认为个人能自发地获得正义。他建议必须建立相关的法制，使人们的意志符合城邦的意志，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事务性场面分为三个体系——立法、保卫和满足需要。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美德”也随之明晰。
“美德”的广泛性和阶层性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特色。“美德”被其分为四个方面，针对三个层次的人群提出。
第一美德“智慧”是只有卫国者阶级拥有的，而他们也同时拥有“勇敢”和“节制”，而第三等级却不会拥有“智慧”和“勇敢”，因为它们是上层等级才拥有的美德。由上可见，美德是“不平等”的，“享受”美德因为阶层不同而不同。总体而言，“美德”是由上而下、不断递减的，作为普通的公民，也只有“正义”和“节制”美德的掌控。“正义”便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是渗透性地贯穿整个城邦的总纲。
欲望、理性和激情是柏拉图提出的人的三个方面，目的是为深化其他三个等级的观念。柏拉图认为，当人肉体的欲望膨胀时，行为必然趋向利己主义，当人的理性占据了上风时，灵魂就会渗透智慧，窥见理念世界的光芒。至于第三者激情，它处于前两者之间游移不定的位置，人类的激情能促使人更加追求欲望，也能增进理性，使人克制欲望。而“正义”就像天平上的砝码，当主观欲望膨胀的时候，它则发挥效力，使人的激情产生作用。
“正义”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包含了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概念，是人们安于职守和保证生活安定的基本立足所在。同时，正义也是城邦的存在基石，它依靠于国家法律行为的给予，依靠不同等级的美德而存在。
关于理想国的教育
柏拉图十分重视理想国的教育，他的教育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音乐和体育，这两个词的涵义与当今相差甚远。音乐，与我们今天的“文化”大体相当。其目的是为了将理想国的臣民培养为符合“正义”原则的人。其内容还包括：威严、礼仪和勇敢。
从尽可能的早期岁月开始，对青年接触的文学、诗歌和能听到的音乐就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保姆和母亲所讲授的内容，必须是合乎官定和法律允许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打破了大希腊时代一贯的作风，驳斥了言必称“荷马·赫西俄德”的传统，不允许讲授流传的《荷马史诗》和《神谱》上的内容。在他看来，这两部已经被希腊人当做主要课本的书籍，包含着很多不好的东西，特别是宣扬神祗人性化，他们不仅会犯错误，有时比人类更能作恶，这是不能给青年以教育启迪的。在教育中，必须首先强化的概念就是“神不可能制造邪恶，邪恶的行为只来自神祗以外的世界，因为神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而只是美好事物的创造者。”教育的第二点，就是剔除一切传统故事中怕死的成分，务必做到“民不畏死”，使“青年人愿意效死疆场”。对孩子们要加强教育，要他们知道“奴役”是比“死亡”更难以接受的事，因此他们不应该听到好人也哭泣流泪的故事——在神话中这是连神和英雄们也难以避免的错误。在完成了前两点之后，理想国的礼仪要求人们摒弃过分的激情，不能大哭大笑，因为过度的感情有违公民平和的行为规范(在荷马那里，“神祗被幸福激动得大笑不已”是并不鲜见的，柏拉图担心理想国的人引证这句话作为对平和规范的抵触)。
柏拉图对国民教育的戏剧有着悖论般的原则。他认为，戏剧中的角色应该与生活实际中的情况相符，好人不应该被指派去扮演坏人，而坏人也不应该希望去演出与他实践理念相违背的角色，这必然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大量的反面角色都是由刑徒、仆役、奴隶、战俘来扮演，或者由那些曾经刻意模仿过类似行为的艺术家来充任。另外，戏剧中充斥着无时不在的谎言和激情的场面，演员就不可能没有道德上的瑕点。一个良家的公民不应该把戏剧作者和演员作为职业的追求目标。这种欲加之罪的可笑理论使得柏拉图找到了最终的托词，然后把戏剧也排除在音乐之外，驱逐出理想国!
体育作为理想国教育的另一组成部分，柏拉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理想国臣民体育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力量，培养坚强的体魄，以应对非常局面。柏拉图认为，青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前，是应该远离丑恶和罪恶的，但一旦年龄适当，就必须暴露在“诱惑”之下，好好地去见识一番，特别是需要未成年的公民去看一看战争(那个时代，希腊世界战争频繁，几乎没有歇息的日子，因此走上战场是极为普通的事)。这样才能使他们面对“恐怖”而毫无恐惧之心，在享乐面前不失去意志力。这些考验是必须经受的，其目的是为了检验青年们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卫国者。在食物方面，卫国者及其后继人也接受着严格的限制，只有烤制鱼肉，而且不许加佐料、配菜和点心。这也是理想国中没有医生的原因。
虽然身体的健壮，是可以通过强化的训练来实现的。然而创造一个智能超群的治国者却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柏拉图的认知论，是反对“有限度精神”的独立性，这必然引发一系列导致任何种类的权威主义也难以克服的困难。
“善”与哲学治国
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不由得让人疑问，谁制造了这样的洞穴？为何要制造这样一个洞穴？如果有造物主的话，这一切将成为造物主的罪恶。因为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令人痛苦而又绝望的场所。但“神为何要创造他不愿意的东西？包括愚昧、无知和罪恶”。
柏拉图用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善”来进行解说。
柏拉图在解释“善”时，首先引入了“分开的界限”的假说，即把整个实在划分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两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又可以继续将任意一部分都划分成两部分。把它假想成一种包含映像的空间，当采取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填充的时候，可以应用两种思维——一是具体把握每一层面上的物质；二是把握填充层面上的物质种类。柏拉图通过善将世界重新建构。在重新建构的世界中，我们在映像的指引下，将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但这必通过心智和理智来把握。
映像想象的空间在柏拉图那里最终指向一种单一的本原。在这幅等级画面中，整体是受单一的形式——一切形式中最高的形式的引导的。这种形式即被称之为“善”。“善”，光照整体，如太阳照射大地。它创造一切的本原物质，指导一切。
“善”是一切之源，它创造了万物，甚至神本身。而神并未创造万物，只创造美好事物。柏拉图认为，善是一切至上的最高本质。“科学”和“真理”的意义类似于“善”，它们只是“善”体系中的一部分。“善”是建立在世界多重性之外的本原，形形色色的理念并不是神单一创造出来的，它们中的一部分参与了神的组成。柏拉图不提倡关注世界的多重性，而提倡关注世界的单一性，即“善”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哲学家应该认识到的。
“善”，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陌生的，因为一般人只能像囚犯那样处于洞穴之中，而对世界毫无认识可言。
“善”创造了万物，在统治过程中，善的意义也极为重要。“善”是治国者行使最高权威的主导力量，柏拉图是试图建立这种学说的——“奴隶天生必然作为奴隶，治国者天生必将成为治国者”——国家的统治权应当赋予哲学家，他们是一切“智慧和善行为的热爱者”。
乌托邦为后代人追求“理想”构造了蓝图。后代的乌托邦主义者从柏拉图借鉴的模式必然包括集权统治，结果导致独裁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与柏拉图的乌托邦在此的相似性大大削弱了他们之间的不同。
有关财富的分配
财富对这个城邦的人是没有快乐可言的。而除此之外，任何野心、梦想、情感等个人事物都在这个城邦无处可寻。公有制的极力执行必然导致城邦人的痛苦生活，而这与柏拉图建立理想国的最初目的是相悖的。
财富积累在城邦中是违法的，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其执行的严格性。为此必须做好这样一些工作：首先，控制金银的占有量，任何公民不得拥有金子和银子。城邦的货币将以官铸的铁条、铁块的形式取代通常使用的金银货币，任何人都不得获得或积攒自己土地自然收获四倍以上的财物，否则多余的部分以充公抵扣。其次，要消除贫富差距，由于每个公民都拥有一块土地，同时不允许荒废，这样也已经成为可能。再次，由于制订了维护城邦稳定的法律，对财富的欲望将为之消弭，一切违背城邦需要的追求将被勒令禁止。财富和权力不是令人快乐的，而内外纷争和党派倾轧也不复存在。
这个梦想美好的国度，如今让我们看起来却如此失望，因为在这里做不成任何事：想攒钱致富或想攫取政治的人将受到惩罚；想创造些智慧性的作品，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不是严加限制，就是遭到整齐划一的删除，毫无创新性可言；想追求爱情、安逸的生活，却随时可以发现有别的男性公民合法地睡在自己妻子的身旁；保卫国家的事情除非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因为城邦已经放弃了开垦疆土。柏拉图给以我们的承诺似乎成为妄言，“生活快乐、友好相处”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有关社会体系
公有制的施行和等级制度的实行显得矛盾和可笑。理想国极力追求公有以削弱人们之间的差异，却将等级划分得十分严格，以区别人与人的不同。集体与私人在两种制度的施行下也显得模糊起来。
至善至美是柏拉图的追求，但经过他设想的理想并非至善至美。政治体系也相当保守刻板。这种企图用限制发展的策略避免恶性竞争显然是不合理的。柏拉图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了解人的弱点，而失败在于对人弱点的封杀。
公有制与社会等级的同时存在显然是柏拉图自我矛盾的所在，同时也是他与当时政治制度的矛盾。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显得荒谬起来。
作为一个私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城邦，统治阶级的身份也是矛盾的。在城邦统治集团由全民大会担任。在全体城邦居民中存在着四个阶级，他们各自拥有着不同的荣誉，履行不同的义务。阶级差别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男人和女人一视同仁。这些在当今仍是难以实施的。
婚姻“公有”，必须符合城邦的利益。对于婚姻的权力，当事人是没有的，属于全体公民。决定婚姻的最后权力并不在他们自身，而在于城邦的元老院。婚姻的追求在城邦的利益的对比下显得过于微弱可怜。
外来居民和奴隶允许进入城邦作为城邦居民，他们应补充进本地人不屑从事的手工劳动和商贸活动；至于奴隶，他们既是个人财产，更是国家财产。作为国家基层劳动者，他们被分配到土地上劳动，交赋贡以保证城邦的物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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