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曾经被英国上流社会斥为“不良书籍”!
2016/5/22 哲学园

     《简·爱》触动了谁?

     周颖

     来源:外国文学网

     1847年10月,《名利场》连载发表到第10期。萨克雷正忙着誊清校样,突然收到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审读人威廉·史密斯寄来的一部样书。他原想随手翻翻,浮光掠影地过一遍,不料开卷一阅,竟无法释手,顾不得自己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印刷所还在等着他的誊清稿,一口气读下去,读到情深意切处,还潸然泪下,把进房来添煤的仆人吓了一跳,以为主人中了什么邪。这本令萨克雷着魔的书,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简爱》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英国小说。它出版时“伦敦一片轰动,人人在猜匿名的作者”。文学界好评如潮,乔治·亨利·路易斯盛赞它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乔治·爱略特则“深为《简·爱》陶醉”。与此同时,它也遭到许多恶意攻击。有人谴责它“不道德”,还有人把它归入“不良书籍”。读一点当时的负面报导,可以了解一点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的写作环境和精神压力,也多少能看到,这些才华横溢的女子怎样超越了时代,又不可避免地为时代所局限。

     所有恶评中,措辞最严厉、批评最猛烈的,要属1848年底《评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分三节,先评《名利场》,次谈《简爱》,最后总论家庭女教师的状况,署名伊丽莎白·里格比(Elizabeth Rigby)。第三节是作者受英国家庭女教师慈善机构委托所作的一个年度报告,第一次披露了女家庭教师的困境,指出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女教师所占比例最大。此文对于今天想了解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状况的研究者而言,仍然是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里格比算来也是一位才女:出身名门,美貌聪颖,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多门语言,谙熟艺术史,曾翻译多部德文艺术著作,而且擅长绘画,今天泰特艺术馆仍藏有她60件作品。她还是定期为《评论季刊》供稿的首位女撰稿人。1849年,她嫁给后来成为伦敦国家美术馆馆长的查尔斯·伊斯特莱克勋爵,遂以伊斯特莱克夫人(Lady Eastlake)之名闻达于社交界(以下简称伊夫人)。

     在伊夫人的笔下,夏洛蒂的小说一无是处:语言粗俗,结构松散,趣味低级,前后矛盾。女主人公呢,“除了自夸如何禀赋聪明,如何富有洞察力,我们从她那里听不到任何别的东西,而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在冒犯我们,从中我们看不到她自夸的品质,只看到完全相反的品格:卖弄学问,愚昧无知,俗不可耐的粗鄙”。小说据说反映出一种可怕的“趣味”。她用“coarse”来描述这种趣味。这个词反复出现,有时用来形容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有时指小说的语言和作者的旨趣。

     倘若真如伊夫人所言,《简爱》只是一部内容粗俗、语言粗鄙、品味庸劣的小说,那她何必写上洋洋数万言的文章,对它无情挞伐·事实上,她也承认,《简爱》是一部“真正有力量的杰作”。可恰恰在这股力量中,蕴含了一些新兴的,危险的,具有极大威胁的元素。究竟威胁到什么·小说究竟触动了她哪根神经,以至于如此紧张,如此愤怒·伊夫人在文章第三节对家庭教师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何必要对亲尝职场甘苦的简爱不依不饶呢·她说:“工人可以反抗,商人可以联合,不致于使其劳动报酬和福利降到一定水平以下。但是,女教师没有可倚靠的避难所——没有后路。她有身份,可是窘迫,而她的服务如此可贵,不好明码标价,因此,她们命运的乖蹇就要看雇主的仁慈与否了。”不错,伊夫人是同情家庭女教师,然而,让她放下架子,真正以平等心对待,她一百个不情愿。理由很隐晦,“英国人特有的情感、风俗和成见”必然要使雇主同女教师们保持距离。其实,所谓“特有的情感、风俗和成见”,正是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她可以同情女教师,也可以帮助其改善境遇,但自己比她高一个等级,这是无可改变、毋庸置疑的事实。《简爱》在这一点上,恰好触犯了以伊夫人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禁忌。

     贫寒女子嫁富家少爷,英国小说史上不是没有成例,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塞缪尔·理查逊撰写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小说洋洋洒洒一千多页,讲述贵族家庭的一名女仆如何抗拒东家少爷的威逼利诱,誓死捍卫贞洁,最后使得对方真情感动,突破陈规,与之结为连理的故事。伊夫人认为,帕梅拉同简爱既像又不像。据她说来,两人都是地位低下的女子,都攀了高枝,入了豪门。可是,帕梅拉虽然落了个“不合礼俗”的名声,在理查逊时代仍然“情有可原”,《简爱》的粗鄙和低俗,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可原谅”。

     伊夫人这么想,不难揣度其端由。首先,帕梅拉虽无门第与财富,却仍有美貌、教养和温柔。她是老夫人一手调教出来的,知书达礼,温文尔雅,一副贵族小姐的作派。其次,她不仅恪守门第之别,也完全认同传统的妇德观念,依凭贤淑端庄、洁身自好、温柔可人等品质才得到富家公子的青睐。简爱呢,贫穷、低微、矮小不说,还蔑视权贵,深信自己的价值,反对将财产和地位作为缔结姻缘的基础,宣扬爱情的基石应当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上。正因为相信有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在简爱的心目里,罗切斯特和她成了同一类人:“我相信他跟我是同一类的,——我肯定他是,——我觉得自己跟他相似,——我明白他面容和举止中的含义。尽管财富地位相隔天壤,我的头脑和心灵、血液和神经中却有一种东西使我和他精神上彼此相通”。

     夏洛蒂无疑刻画了一个崭新的,英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女性形象,威胁到了温良谦卑的妇女操守和严格的等级秩序。从她身上体现的现代自我意识,让等级观念森严、性别观念保守的伊夫人深感不安。她甚至认为,简爱比《名利场》里的丽贝卡还危险。丽贝卡聪明伶俐,才貌出众,虽然利欲熏心,有点不知廉耻,却“从来没有一个人物像她这样,如此充分地满足了我们关于女性邪恶的想象,而又丝毫不冒犯我们的情感和礼俗。”简爱呢·伊夫人不得不承认:“不错,简爱没有做错什么,还显示出强大的道德力量”,但她傲慢,无可容忍地傲慢:

     她身上体现出堕落品质最深重的罪孽——这就是傲慢。她自高自大,因此也就不懂得感恩。上帝让她成为孤儿,举目无友,身无分文——但是她毕竟得到了维持生存的衣食,得到了朋友和伙伴,在无助的少女期得到了指导和教诲,所有这些恩典,她不感激任何人,甚至一点儿不感激上帝。……相反,她以为这一切不仅是她应得的权利,而且远远不够。她的思想里没有谦卑(humility)的教义,她的心灵也拒绝接受这一教义。她能攀上幸福的高峰,完全是凭仗她自己的才智、美德和勇气。

     伊夫人所谓的“傲慢”,究其实质,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身上极为罕见的自我肯定意识。这种自我肯定,既是浪漫主义的余音缭绕,也是在经济迅猛发展,商业极速繁荣的背景下个人主义不断得到拓展的一种表现。英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在商业领域愈演愈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衍变为冷漠无情的放任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另一方面则是对女子的约束日益严苛,温顺、服从、谦卑等妇德反复加以灌输。谦卑(humility)同谦虚(modesty)不是一回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女权一辩》里曾着意区分了这两个词:“modest是指一种清醒的理智,它教导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超过恰如其分的程度,但应该与humility区别开,因为humility是自卑自贱。”然而,能够区分谦卑与谦虚,毕竟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经书有言:“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财富、尊荣与生命”(箴言22:4)。由于女性自古地位低微,辅以宗教的催化作用,“谦卑”历来被视为女子应有的美德。自18世纪以降,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家庭与工作)逐渐分离,男子进一步稳固社会事务和公共领域的主宰地位,女子则退守家庭的私人空间。到勃朗特姊妹写作的年代,公 / 私分离更趋明显,性别区分更形强化,要求女子无条件顺从、无私奉献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标榜的女子德行中,“谦卑”和“自我否定”乃最重要的品质。与夏洛蒂和伊夫人同时代的艾利斯夫人(Mrs. Ellis),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了一个系列,讨论英国中产阶级女子的社会地位、品格以及责任。其中,《英格兰的女儿们》宣扬自我牺牲,称“最严格的自我否定”,会得到“仁慈天父的祝福与荣光”。她甚至这样称赏那些勇于克制和牺牲的女性:“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她们的整个生命,都在感受,而非行动。她们最崇高的职责是忍受,默默地忍受;最大的享受都是跟别人相关的;至于自我,她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假如不参与别人的生活,她们的生命体验将是一片空白。”

     其实,伊夫人也好,艾利斯夫人也罢,并非食古不化的老顽固。伊夫人的报告发布后引起巨大反响,使家庭教师一度成为街头巷尾、报纸新闻、小说虚构的热门话题,要求社会关注其生存,改良其处境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英格兰的女儿们》倡导开发女性的智力,强调实施教育的重要,对于女性应当履行的职责,也有合情合理的论述。一方面,她们关注女性的进步,希望妇女的状况有所改观;另一方面,谦卑的妇德和等级观念这两副枷锁无影无形,却又深入骨髓。只有明于此,我们才能了解《简爱》的进步意义,明白夏洛蒂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也才能理解观念的更新如何艰难,这个过程如何复杂。

     “粗俗”并非一家之言。美国费城的《格雷厄姆杂志》称《简爱》“贯穿着男子的力量、宽广和狡黠,含有男性的坚硬、粗俗和自如的表达。俚语并不少见。”1848年10月发表于《北美评论》的评论对作者的性别亦感困惑,最后推断《简爱》乃一家人的集体之作: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它的魅力所在,是描绘人物、行为、景色时所体现的清楚、明晰和果断的文风。这一点不断暗示的,是男子特有的思维。头几章里,也许没有什么可以打破这样一个印象:我们正在阅读一位非凡卓越的才女的自传;可是,当令人钦佩的罗切斯特先生一出场,他的不敬、粗野,因厌世而放荡的俚语,像一颗鱼雷,震撼了我们的神经……小说含有如此多的激情场面,表达得如此热烈、果断、凝练,具有如此坚定的男子气概,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这篇小说里,同样有创作《呼啸山庄》的那个头脑。

     显然,这两篇评论相比伊夫人的文章,少了稍许火药味,多了一些赞词。然而,这赞赏听来,夹杂着苦涩的滋味。不错,小说有吸引力,但它的种种优点——无论是“力量、宽广和狡黠”,还是“清楚、明晰和果断”,甚至于“自如的表达”——都是男子特有的。透过这些话,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性别偏见。“粗俗”也是男子的专利,女子,尤其是淑女(lady),万万不可染指。粗话和俚语,激情场面,人物的粗野和放荡。要之:一切不合女德、有伤风化的内容,都该尽力避免。这些都是禁忌,是意识形态里的潜规则。在这一点上,两篇评论的立场与伊夫人完全一致。所以,伊夫人振振有词,指责《简爱》的作者:她竟然敢让简爱听了罗切斯特早年的放荡行径后还神色镇静,脸都不红一下!她竟然会让英格拉姆小姐“穿着一件天蓝色绉纱晨衣,头发上扎一条淡青色纱巾”跟罗切斯特先生打台球!伯莎纵火的那天晚上,她竟然让简爱披上“罩衫”(frock)就去救火!稍懂礼节的人都知道,一个女士完全有适合这些场合的衣服!伊夫人抓住这些小辫子,继续穷追猛打。她称简爱“思想绝顶庸俗——这样一个人,我们不屑于结识,不想和她交往,不愿与她沾亲带故,我们还要格外小心,避免请她做家庭教师”。

     这几乎是人身攻击!如此简单的批评手法,今天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手段的简单,恰恰反衬出规矩的繁琐来。《简爱》、《呼啸山庄》和《安格妮斯·格雷》发表时均使用笔名,勃朗特姐妹希望把自己真实的性别身份隐藏起来。个中缘由,夏洛蒂曾这样披露:“因为我们有个模糊的印象:人们会怀着偏见来看待女作家;我们注意到,评论家们有时以人身攻击为武器来指责她们,以虚假的奉承来褒奖她们。”

     这番话不仅体现勃朗特姐妹的顾忌和担忧,也照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写作处境的艰难。应该写什么,怎样写,社会有期待和限制,稍微不合规范,就会遭来指责和批评。伊莱娜·肖沃特在她那本富含洞见的研究论著《她们自己的文学》里指出,社会舆论对于女性作家要求苛刻,任何不合常规的语言,都会被冠以“粗俗”之名:“它可以指《简爱》里的粗话,《呼啸山庄》的方言,罗达·布劳顿的女主人公的俚语,《罗拉·莉》的口语,或者更宽泛一点,指一部作品的道德旨趣,比如某位颇有警惕心的批评家从《亚当·比德》里捕捉到的‘危险的情色内容’”。

     可见,“粗俗”原本是伪道德家们善用的武器,不必太把它当真的。然而,身处其境的女性作家们,要做到超然洒脱,并不容易。据盖斯凯尔夫人讲,夏洛蒂访问伦敦时,有一位女作家同她打趣:“勃朗特小姐,你知道吗,你和我都写了不规矩的小说。”女作家用的是“naughty”这个词,形容人的行为时,有“不合规矩,不道德”的意思,甚至令人联想到“淫秽”和“邪恶”。若按当时的女性行为准则论,简爱确实是“逾矩”了。可是,夏洛蒂听了这句话后,却深感不安。盖斯凯尔在传记里这样写道:“她老是想着这句话;而且,好像这件事沉重地压在心头似的,她找机会问了史密斯太太,《简爱》中是否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如果她不是自幼失去母亲的话,她会这样问她的母亲。”

     言下之意,自幼丧母的夏洛蒂,没有机会被教导如何做一名淑女。她的“逾矩”,是无意识使然,因为她根本不懂得这些规矩。换言之,夏洛蒂原非主动反叛习俗的急先锋,只不过在特殊的成长环境下,她的诗人天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滋养出那个时代在女性身上十分扎眼的自我意识。这也正是她屡受非议的缘由。我们尽可以庆幸:假如夏洛蒂不是有这样特殊的童年,假如她头脑里过早灌输了条条框框,她哪能有如此丰沛的撞击心灵的想象力·后人哪能读到像《简爱》和《维莱特》这般激荡人心的作品·个人之苦竟成众人之福,失恃之痛又成诗人之幸,命运的安排,总鬼使神差,出人意料。盖斯凯尔也是母亲早逝,一岁便由姨母收养。只不过她的娘家是有名的赫兰家族,与英国中部的维支吾兹、达尔文、透纳等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相互通婚,所以她教育环境比夏洛蒂优越,也更多地接受了淑女的那一套规范。

     事实上,盖斯凯尔在写《夏洛蒂·勃朗特传》(1857)时,想努力根除的,正是那样一种屡屡为批评家诟病的“粗俗”形象。因此,她不惜笔墨刻画夏洛蒂对家庭责任的重视,详细罗列勃朗特姐妹们每天必须承担的家务,着意描述她如何悉心照料病父,如何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鼓足勇气从事令她厌恶的家庭教师的工作。除了这些细节,盖斯凯尔还大量援引夏洛蒂的书信,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向读者呈现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中产阶级淑女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淑女”·风度优雅、仪态端庄,只关乎外表,相形之下,内在品质更为重要。盖斯凯尔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反击手法果然奏效。传记于夏洛蒂辞世后两年出版,一经问世,便风行一时,继《简爱》之后再度掀起文坛风暴。此书不仅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传记之一,而且彻底改变了夏洛蒂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甚至使评论界纷纷转变口风。可叹的是,夏洛蒂的扛鼎之作《维莱特》(1853)发表甫始,即招来各种非议,《都柏林评论》称其作者“难以亲近,令人不悦”,《基督教醒世报》指责她“是一个远离社会并根本不依从社会法则行事的人”,而四年后发表的《教师》结构简单、情结偏弱,却因出版于《夏洛蒂传》之后,竟引来一片赞扬声。其间的反差,实堪寻味。夏洛蒂若泉下有知,在感谢盖斯凯尔替她提升形象的同时,对于众人先无情打击,后人云亦云的跟风作法,怕也只能摇头苦笑。

     奥丽芬特太太(Mrs. Oliphant)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女性小说家》一书中,提醒下一代女性,不要忘记夏洛蒂“追求的,不是解脱,而是更多的责任”。照顾家人和管理家庭,是那个时代的女子必须承担的首要责任,也是唯一的责任。“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更成为天经地义、无可更改的家庭格局。所以,历史学家彼特·盖伊讲,这个时期的女子,“她们的专属领域是家,那是她们唯一可以实现太太和母亲天职的地方。即便有些权威也承认女性拥有某些天赋,但这些天赋完全局限在感情的领域:审美的感性、母性智慧和优雅的社交天分”(见《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连前面提到的英国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一辩》中替女性拓宽视野,开阔胸怀,健全理性寻找理由时,反复陈述的,也是这种种品质对于管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必要性。如此便不奇怪,盖斯凯尔为夏洛蒂洗脱“粗俗”的恶名,也要刻意突出她顾家的这一面来。

     《简爱》多处表现了简爱对于家庭生活的热爱和管理家庭的才干。当她意外收获两万镑的遗产,圣约翰问她“现在究竟有什么生活目标,什么意图和雄心”,她回答说,“第一个目标就是彻底清扫荒原庄”,要让家具闪闪发光,屋子收拾得妥妥当当,炉火生得旺旺的,还要烹调出各式各样、丰富美味的食品来。她拼命地干活,“欢欢喜喜地在闹得天翻地覆的屋子里忙个不停,”在“这一片混乱中建立起秩序”,最后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个家在自己手上变成干净整洁、温暖舒适的典范,跟屋外荒凉寂寞的冬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一边分享着简爱的快乐,一边替她感到些许的惋惜。毕竟在这里,女子重建秩序的努力仍然只局限于家庭。简爱为获得独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不论是当家庭教师,还是教乡村女孩,她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然而,在她内心深处,最终的幸福和归宿还在家庭。尽管简爱追求的绝不只是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是精神、思想和灵魂上的平等,可是,她并没有意识到,争取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女性获得真正平等的必然途径。小说依然沿袭老套路,用从天而降的遗产来帮助女主人公摆脱困境,与她心爱的人喜结良缘。这样一个安排,既是作者视野的局限使然,又是女性作家与社会习俗之间既抵制又依赖的复杂局面的反映。

     照顾家庭理应是人之为人所当承担的责任。但是否仅仅女子的责任·是否女子唯一的责任·夏洛蒂和盖斯凯尔在历史的语境下,不能公开提出这类问题来。但她们已经想到,而且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她们意识到,女作家要承担的责任,既有家庭的,又有社会的,比男作家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简爱》的成功,使夏洛蒂于家庭责任之外,又添一份社会责任——原来她只要做一名女人,现在既要做女人,又要当作家。这两个角色并不矛盾,可要调和得完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盖斯凯尔指出,如果是男作家,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困境:

     当一个男人成为作家的时候,对他来说,也许只是职业的变化而已。他用了一部分以前用于其他研究和工作的时间;他放弃以前想为别人效劳的法律和医务方面的职业,或者放弃一部分他一直赖以谋生的行当和事务;另一个商人、律师、或者医生填了他的空缺,也许干得和他一样好。可是,除了上帝专门指派的人以外,再没有别人像被指派的人那样,能够很好地履行女儿、妻子或者母亲那种默默无闻、很有规律的职责了。

     盖斯凯尔在写这段话时,未免没有想到自己。她是牧师的妻子,四个女儿的母亲,既要持家教子,又要襄助丈夫管理教区,忙起来,连每半个小时做什么,都有明确的安排。据说她常常敞着门写作,方便一边写,一边管家。说她是“一心二用”,并不夸张。然而,正是这些一心二用的女作家们,以超拔的勤奋和努力,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在男权意识依然深固的当下社会,需要事业家庭兼顾的女性不在少数。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大部分工作的女人不能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从社会和丈夫那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在具体的形式上变得与男人平等。”波伏娃说这番话,是上个世纪的中叶。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职业女性面临的这一困境依然存在。对于她们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既是力量的源泉,亦是反思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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