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相比普通民众,有钱有权者的极端自由危害更大|共识头条
2016/7/6 哲学园

    

     共识君按

     #我要问学者#栏目第十期成果新鲜出炉了。几天以前,徐贲老师给共识君发来了跨洋邮件,耐心细致地解答了共识网读者的问题,现将内容分两次发表,此为上篇。

    

     01

     如何化解暴力?

     ——需要他们自己松手。

     提问者:诸葛诸

     #我要问学者#提问徐贲老师:您写过关于教育、记忆、公共事务等很多方面的书,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公权力、教育、媒体、出版、公共空间等全部集中在一个群体手上,这样的社会还有改善的可能吗?撬动其改变的关键在哪里?

     徐贲:所有的公权之所以会集中到一个群体手里,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暴力机器,可以对任何抵制或反抗的人实行惩罚。人们接受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是因为它的正义,而是因为它的压制;不是因为热爱它,而是因为害怕它。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有两种统治的办法,一种是爱戴,一种是恐惧,恐惧要比爱戴更快捷有效,而恐惧靠得就是暴力。因此,要改善你说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改变在这个社会秩序里起作用的暴力。你的问题于是变成,暴力有改变的可能吗?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对这个问题为我们做了详细的历史分析。问题是,我们能再花五百年或一千年,耐心地等待暴力的消退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发生吗?

     我们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亲眼看到暴力会有所改变。这是否可能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佩恩(JamesPayne)在《武力的历史:探索世界范围内强迫、流血和残害的历史》一书里,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思考的回答。他认为,改变暴力需要手握暴力大权的人自己"松手"。他们为什么会松手呢?佩恩认为,大致有三种原因。第一,权衡之下,觉得暴力弊大于利,不如改弦易辙;第二,厌倦了暴力,不想继续用暴力行事了;第三,一时不小心,开了头,无法再回头了。第一种是统治者的精细盘算,第二种是开明统治者的仁慈之心,第三种是他们的一时疏忽大意或失策。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或哪些原因的结合,暴力下降都有利于民主的发展。

     相反,如果专制统治者决不手软,决不妥协,步步为营,有效维稳,对民众的自由要求严于防范,绝不让他们有可乘之机,那么,暴力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要改变它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更强大的暴力摧毁它。这样的暴力虽被称为"革命",但并不会革暴力本身的命,它所建立的必然是一个以暴力为秩序和以暴力来维持的政权。历史中反复发生的暴力恶性循环便是这样发生的。

     02

     防口之下如何说理?

     ——借力打力!

     提问者:张卫民

     #我要问学者#提问徐贲老师:在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大环境下,如何说理?这个问题有点大而空,您只需要举些例子启发一下即可。谢谢!

     徐贲:一个人说理,他首先需要能自由地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也就是,说理必须是"能说话"加"说真话"。有了这个前提,才谈得上我在《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里陈述的种种说理细节问题。在不能说理的环境中坚持说理,虽然经常无效,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自由仍然是一种宝贵的价值一样。一个国家里,再怎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不会完全没有发声的机会,只要有发声的机会,就有说理的机会。

     托尼·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中就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东欧国家里的人们如何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极权大环境下坚持说理的。一个常用的策略就是借力打力,自己寻找发声和说理的机会。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按照这一协议,苏联和它的所有卫星国都承诺遵守基本人权。朱特指出,"这些政权当然没想过要予以认真对待,这也是他们签名的唯一理由。但从莫斯科到布拉格的批评者们都抓住机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权自身的法律义务上。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迫使当局通过行为来暴露其体制的真相。从而,幸运的话,使他们的同胞和外国观察家了解到共产主义的矛盾和谎言"。利用官方宣传自己讲人权的机会,就人权问题进行说理,不只是为了起到驳斥官方谎言的作用,而且更是为了让人权成为一个公众共同关心,共同讨论,进而有越来越深入认识的问题。

     03

     如何与令人无可奈何的犬儒主义者沟通?

     ——但求对话,不求说服。

     提问者:诸葛诸

     #我要问学者#提问徐贲老师:犬儒主义往往表现出什么道理都懂,但又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遵守。那么,跟犬儒主义者有深入交流探讨的必要吗?如果有的话,又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呢?谢谢。

     徐贲:虽然犬儒主义者什么都不相信,看上去对任何劝说或说理都百毒不侵,但我们仍然要坚持对他们说理。在这种情况下,不说理不是犬儒主义的胜利,而是说理的失败。即便是最顽固的犬儒主义者,他事实上有不可能是什么都不相信的,他一定是相信,他的不相信是有道理的,有理由的。这就可以成为一个与他讲理的出发点。承认他有理由不相信许多他不相信的东西,这可以成为一个与他进行对话的出发点共识。

     美国心理治疗专家卡尔·罗杰斯(CarlRogers)是一位对人际语言交流有不凡见解的心理治疗学大师。他对精神病人都能说理,为什么我们对神志正常的犬儒主义者就不能呢?罗杰斯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的行为。心理变态者主要是因为他有一种扭曲的、消极的自我观念。如果他要获得心理健康,就必须改变自我观念。因此,心理治疗的目的就要帮助病人或患者创造一种有关他自己的更好的观念,使他能自由地实现他的自我,实现他的潜能,成为一个心理功能健全的人。犬儒主义也是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对这个世界,他觉得,除了拒绝相信,他完全没有其他与之互动的办法。对犬儒主义者说理,就是要说服他换一个角度看待他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和可能的作用。

     这样的说理当然不能居高临下,而是必须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至少我们可以先在个人与个人的交流层面上坚持这样的价值观,不把对方当成"愚蠢""脑残""顽冥不灵"。这不仅是说理伦理的原则,而且也是实际的需要。在辩论说理过程中,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人格、品质、智力、自我被对方藐视、贬低,或受到威胁,那么,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僵化而固执,就会从捍卫某个观点转而捍卫我们自己。说理也就变成了对人不对事的敌意对抗,沟通也就会变得极难进行。这也是为什么罗杰斯主张,对话和说理交流从一开始就需要有意识地降低对方可能在心理上感觉到的不友善或威胁,让对方感觉到说话者的诚恳、开通和善意。这就需要,一、对对方的观点或看法有同情的理解,看到其中合理的部分;二、把对方当作善意的说理者,予以尊重。这与以驳斥和胜辩为目的的辩论说理是完全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比一方说服另一方来得重要(更不要说是为了"击败"对方了),未能说服不等于对话交流没有成效,因为对话交流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打破固有壁障,开始沟通和了解的成效了。

     04

     该担心民众的自由变成放纵吗?

     ——更应该针对特殊人物

     提问者:共识会员徐浩

     #我要问学者#提问徐贲老师:徐教授讲的很好。但是如何防止民众的自由变成放纵;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你认为精神重要,他可能认为物质重要一点;你认为需要一些有限、渐进的改变,他可能就想一步到位。这些如何协调。自由、平等、博爱是很重要,但是如何让人认同并实践呢?

     徐贲:如何防止民众的自由变成放纵,这个问题只是在民众有自由的情况下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在民众没有自由或缺乏自由的情况下,这只会成为一个进一步剥夺自由的借口。人们经常错误地以为,防止民众的自由变得放纵的办法是法治。其实,法治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由而不是遏制人的自由,法治要遏制的是暴力,暴力是对自由的侵犯。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是很荒谬的,我们需要的是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并存的社会,我的自由与你的自由之所以能共同存在,是因为我们不用暴力解决分歧和冲突。正如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20世纪的教训》一书里所说,在你和我都自由的社会里--在这个意义上你和我是平等的--"我不能给你一拳,你也不能给我一脚。这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如果谁不明白这个道理,就需要用法治去管束他。

     对许多人来说,平等比自由是一种更优先的价值,这也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有所信奉或抱有好感的原因。但是,在一个真正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里,自由必定也同样是一种核心价值。甚至可以说自由比平等更为基本,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力求实现平等或强制实行平等会危及自由,而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真的有平等的。

     我们反对放纵的自由或极端自由主义,必须有的放矢,不是针对普通的民众,而应该是针对手里有钱有权的特殊人物,他们的极端自由是对他人和社会是最具有侵害性的。例如,我们反对经济的放任自由主义,因为它让富人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是穷人丧失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应该发挥保护穷人自由的作用,而不是站在富人一边。只有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国家制度才可以称为是社会主义的。如果说我们期待国家制度能朝好的方向有一些渐进的改变,那也应该是朝这个方面来设想。

     05

     是否再需要一次启蒙?

     ——今天不缺乏知识,缺乏决心

     提问者:共识APP荆楚英雄

     #我要问学者#提问徐贲老师:徐老师您好,中国是否需要再进行一次思想启蒙?

     徐贲: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不断的启蒙,启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也难以用多少次来加以设计或规划。不过,不同历史时期或政治社会环境下的启蒙确实会有不同的特征和任务。就"文革"后的中国而言,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启蒙与今天我们需要的启蒙就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读书无禁区"这样的说法,或者像由夏征农、罗竹风1979年在上海创刊的《民主与法制》这样的刊物,还有"文化热"中出版的许多书籍,都起到过重要的启蒙作用。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现在出版的书比那时候多多了,读者也更成熟了,主观选择性更强了,人们对民主与法制的基本知识也比较丰富了,政治改革无法启动,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缺乏决心。而且,"文革"刚结束后的那种启蒙也显露出它的不足,如流于表面和满足于速成效应。今天的启蒙需要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化。例如,我们仍然需要民主和法治的启蒙,但是,它不仅仅要涉及到制度的方面,还涉及到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情绪、社会心理等等的认识。对犬儒主义的启蒙就是一个例子,我在《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和《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主义》等书中称之为人的心智启蒙,讨论了这种启蒙的诸多细节。

     06

     经济的进步是否可以推动政治的进步?

     ——不会自动发生

     提问者:共识APP荆楚英雄

     #我要问学者#提问徐贲老师:经济的进步可以推动政治的进步吗?

     经济发展对我们生活的积极影响本身就具有关乎个人自由和选择的启蒙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期盼,经济的进步可以推动政治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不会自动发生,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政治变革,也可以成为拖延政治变革的借口和理由。经济发展可以唤醒人的自由意识,也可以激励人的贪婪、自私、功利主义,强化急功近利、以邻为壑的欲念。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人在特殊环境中可能作出的各种"平庸之恶",容易屈服于外力的胁迫和引诱,也都是因为人性中存在着随时可以与专制之恶配合的弱点和幽暗。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人性的弱点和幽暗有深入、周全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来自一种比1980年代更加细致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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