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上的呼告
2016/7/14 哲学园
旷野上的呼告
周树山
来源共识网一个白发飘飞的老头子颠踬在苍凉的旷野之中，他悲苦无告，迷惘绝望，举起双手向上天呼告。这个诡谲神秘的形象使我想起《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想起古希腊悲剧中的俄底浦斯，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哦，他是他们，也不是他们，他是谁?他是和舍斯托夫纠缠一生的思想意象。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是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和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一道用他们的思想和哲学观念影响了“白银时代”许多作家的创作，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界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舍斯托夫“旷野呼告”的思想意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到底有何启示?舍斯托夫的思想表达有一个特点，他不是从哲学理念出发，而是从作家及文学文本的批评出发，从中引出他的哲学思想。他文本批评的对象，除了俄罗斯十九世纪的文学泰斗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人外、还有海涅、易卜生、尼采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而引起他探讨哲学，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真理，进而思考人的灵魂救赎的因缘却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这时代是纷乱无绪的”。那么，时代的秩序在哪里?人类的幸福又在何方?哪里是人类灵魂安顿的家园?这些困扰他的问题促使他走上了文学批评和哲学探索的艰难道路。这样一条哲学探索之路，固然有别于其他仅限于学理思考、逻辑推导乃至于冥思顿悟的纯粹的哲学家，他认为文学作品也是人类思想成果的一部分，而作家笔下人物的境遇、命运及其灵魂的不安悸动和痛苦震颤 同样具有哲学的意义。这样的学理路径和著述方向对于我们这些搞文学的人尤感亲切，所以读他的书感到“不隔”。他虽然要从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升华出他的哲学思想，但他似无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野心，而且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背离或者站到了自古希腊以来直至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对立面，或者说，他自觉又不自量地成为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乃至康德和黑格尔的敌人，这使他显得孱弱而孤立。他的同道和知音如此之少，，以至于到了晚年，当他得知存在主义的先驱思想家克尔恺郭尔的著作后，立刻深研精读，著书评述，但他却不满于克尔恺郭尔对思辨哲学批判的不彻底性，后者对苏格拉底的敬畏使他感到不快，他走得更远，乃至彻底否定了人类自偷吃了知识之树上的禁果之后一切理性的成果，因为这一切只能使人的灵魂屈从于所谓“绝对”、“无限”“伦理”的重压之下。我们在他的著作中隐约看到的这个披着褴褛长袍，赤着脚，乱发飘飞，高举双臂、仰望苍天，呐喊不休的老头子究竟是谁?
此刻，我们无妨按照舍斯托夫的引导走进宗教。我们先进入人类始祖生活的伊甸园。在那里，上帝在各种树中间，种植了生命之树和善恶知识之树，他对人说：一切树上的果子都能吃，但是知识之树上的果子不能接触，因为你一旦接触它们，你马上就会死去。然而，诱惑者——比上帝创造的一切动物更狡猾的蛇对人说：“不，不会死的，而且会使你们睁开双眼，还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人接受了诱惑，偷尝了禁果，于是他的眼睛睁开了，并且懂得了善恶。他看到了什么?他又懂得了什么?他看到的正是希腊哲人和印度贤明所看到的：上帝的“至善”不能自圆其说——在被创造的世界里，并非一切都是善，这里不能不存在恶，而且是难以计数和难以忍受的恶。《圣经》告诉我们：从人知道善恶的时刻起，罪孽就和“知识”一起进入了世界，而恶是紧随在罪孽之后的，这就是所谓人类的“原罪”。我们这些现代人和古人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罪孽从何而来?与罪孽联在一起的生活恐惧又是从何而来?一切从古至今的哲人都想知道善恶，都要掌握“知识”，集欧洲思想之大成的黑格尔深信：蛇没有欺骗人，知识之树的果实是一切未来哲学之源。于是，东西方的古圣先贤都在探索宇宙的规律和永恒的法则，从古希腊哲人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一套完备的哲学体系诞生了，这就是以“理性”为标榜的“思辨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万物有始就有终，一切都按照永恒不变的规律在运行，这是“自明”的真理。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用逻辑思维来理解它的内在秩序和法则，思索它的本质。只有理性才具有绝对的价值，只有理性才是至善。正如柏拉图比喻的那样，如果没有理性之光的指引，人类只能在黑暗的洞穴中与虚幻的阴影打交道，只有爬出黑暗的洞穴，才能被理性之光所照耀，从而发现真理。任何人也无权与理性和理性的真理进行争辩，而且也无力与之斗争，理性的真理就是永恒真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与服从它们。对此，黑格尔的名言是：“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斯宾诺莎则说， “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那么，当厄运袭来时人应该怎么办?人被置于苦难、悲惨和绝望的境地时又该怎么办?人的灵魂彷徨无助，悲苦无告时应向谁求助?理性并不关注个人的痛苦，理性如同四季的运行和昼夜的交替，那是冷酷无情的铁的规则，如期而至的风雪不会吝惜花朵的凋败和死亡，也不会理会瑟缩在寒风中的孤儿寡母的悲泣，因为理性就是理性!
于是，我们听到了无边的旷野上悲切的呼喊，这就是绝望者的“旷野呼告”。
舍斯托夫 “旷野呼告”的意象来自于《圣经》的传说：一个希伯来先知向来自荒漠的犹太人发出号召，要他们填平沟谷，削平山头，为上帝开出一条路来。但是犹太人没有听从先知的话，因此，先知的召唤永久地回荡在旷野深处。
舍斯托夫不断从作家的文本中发现人在绝望的处境中的悲苦无告，他从契诃夫小说中引述的人在走投无路时“倒在地板上，哭喊着，并以头撞地板，”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述中引出“以头撞石墙”等等。舍斯托夫为什么对人的痛苦和绝望如此感兴趣?他要干什么?一句话，他认为自古希腊哲人以来创造的一切思辨哲学不能解决人的灵魂苦难，理性是一道永远撞不倒的石墙。人要想超脱和得到救赎，唯有引向信仰和万能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克尔恺郭尔还是舍斯托夫都应算做宗教思想家。
克尔恺郭尔1813年出生于丹麦，因对成体系的理性哲学的批评，特别是对黑格尔主义的批评而著名，他认为，真实的生活不能由抽象的概念体系所包含。现在我们把这个思想家还原为一个“人”，一个同我们一样有苦恼和不幸的常人。他在年轻时有一个女友名叫丽琪娜·奥尔森，他非常爱她，但是，这段爱情却因他的原因终成泡影。是他太懦弱或者“性无能”吗?还是太受理性的拘禁而裹足不前?我手头没有克尔恺郭尔的传记，所以不能妄断，只能靠舍斯托夫引述的话来揣测这个故事。十九世纪有教养的西方人和我们当代靠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不同，谈到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时都非常谨慎和隐晦，但我们也似可略窥端倪。克尔恺郭尔在《人生道路的各阶段》一书中写道：“我的痛苦是很枯燥无味的，这我自己也知道。”“他不仅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而且痛苦是枯燥乏味的，如果不是这么枯燥，可能会有人动恻隐之情。”这个枯燥的痛苦究竟是什么?他终于说出了口：“他感到不能做众人皆能做的事：做丈夫。”为此，他无比痛苦地写道：“母腹中的十个月足以使我成为老人。”在1846年(此时他已33岁)的日记中，他终于坦陈了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是真正不幸的人，自幼禁锢于某个会令人发疯的痛苦之中，这与我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我就此问过医生，他是否认为能治愈这种反常关系，使我能做大家都能做的事。”医生给了他否定的回答，这使他陷入了绝望之中，他说：“从此我的命运已定，我把这个反常关系(无疑，它能使大多数懂得其痛苦、恐惧的人自杀)看作上帝赋予我的肉中刺、终极或十字架，看作上帝给我同代人绝无仅有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代价。”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肉中刺”这个词，它使人疼痛，烦躁，坐立不安。在《重复》中他还写道：“我不能像拥抱现实存在的人那样拥抱一个姑娘，我只能轻轻地触摸她，像靠近幻影一样走近她”。不仅丽琪娜·奥尔森，整个世界对克尔恺郭尔都成了幻影和幽灵。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不可怕，不痛苦吗?当然，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区区小事，但对克尔恺郭尔本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则具有世界意义。哲人有言：“我思故我在。”或者反过来说，“我在故我思。”“有了上帝才会有我，有了我才会有上帝”。如果“我”不存在了，世界对“我”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个人的痛苦对他本人都具有“世界的意义”。
克尔恺郭尔一生都在为拔出这根令他痛苦绝望的“肉中刺”而求索不息。他先是求助于青年时代崇拜的精神导师黑格尔，可是“他突然感受到，在伟大导师的哲学里隐匿着变节的、致命的谎言和可怕的诱惑。他认识到，这个哲学是《圣经》之蛇的‘你将知道善恶’：呼吁用无所畏惧的、对自由的、活龙活现的创世主的信仰来换取俯首听命——这凌驾于主宰一切、不可改变，然而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真理之上。”(舍斯托夫《克尔恺郭尔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于是，克尔恺郭尔离开了他的导师，奔向了《圣经》中的约伯，他称约伯为“特殊的思想家”，以示和他所鄙弃的“官学正教授”的“正统思想家”黑格尔相区别。
克尔恺郭尔在约伯那里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对上帝毫无保留的信仰。《圣经》中的《约伯记》记述了约伯的故事：约伯原是一个财富众多儿女满堂对上帝充满信仰的人，上帝为了考验他的忠诚和信仰，剥夺了他的财富和儿女，使他失去了身外的一切，约伯虽然痛苦，可信仰毫不动摇，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撒旦的鼓动下，上帝同意进一步考验他，于是使他身罹恶疾，全身长满毒疮，时刻处于痛苦之中。约伯的三个朋友闻讯后赶来探望和安慰他，他和三个朋友发生了有关命运和信仰的对话。克尔恺郭尔写道：“这个思想家知晓尘世间存在的美好的一切，然而后来，他也不得不逃避生活：这个特殊的思想家就是约伯。他坐在灰烬上，用瓦片刮身体上的痂，并发表仓促的意见和暗示。在此，真理的表达比古希腊的《会饮篇》更令人信服。”在谈到自己的不幸时，约伯说过，他的烦恼和苦痛放在天平里比海沙更重，为了阐述约伯的信仰，舍斯托夫写过《约伯的天平》一书。克尔恺郭尔为什么舍弃了黑格尔?那是因为“他虽然通晓一切，但对你的问题却漠不关心。”克尔恺郭尔在约伯那里找到了信仰，什么是信仰?克尔恺郭尔说：“信仰对立于理性——信仰在死亡的彼岸。”他又说：“同罪对立的概念不是美德，而是信仰。”而信仰是和荒谬和悖论联系在一起的，看看《圣经》中有多少在常人看来无可置信的荒谬吧，那些神示和神迹，那些使红海分开以成大路而供以色列人迁徙的的故事，那个违背伦理，杀子为上帝献祭的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仰之父”，当然，上帝是仁慈的，把儿子以撒还给了他)，那个因对上帝忠诚而重获财富和子女的约伯……克尔恺郭尔写道：“信仰，多么难以置信的荒谬!荒谬能使杀人成为神圣的，有利于上帝的事业。荒谬把以撒还给亚伯拉罕，荒谬是理性不能控制的，因为信仰正是从思维结束时开始的。”“思维”为什么会结束?它怎能结束?对此，舍斯托夫有一句精彩的话：“哲学思想全部取决于，人在必然面前对自己无能的意识。”在理性、规律、必然面前，人找不到出路，无能而绝望，于是转向信仰。克尔恺郭尔举这样一个例子，倘若人处于绝境当中必死无疑，总是幻想奇迹的出现，“当人陷入绝境，我们则要吼叫：可能，可能，只有可能会拯救他。可能来了，绝望的人复苏了，开始了呼吸。没有可能，就像没有空气一样，人会窒息而死。有时，创造性的幻想似乎会产生可能。但最终只剩一个：上帝是万能的。这时，只为信仰开辟了道路。”这样的话，常人大约很难理解，只有那些曾在绝境中挣扎过或者面对患了绝症的亲人的人大约才能领会，那时，人是多么渴望“可能”发生啊?就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大约也会暗中向上帝祈祷。克尔恺郭尔还说：“平凡的人(无论是酒店老板还是部长)不会幻想，生活在平庸经验的有限范围内。”对于他们，在理性的彼岸，在荒谬和悖论中追求信仰简直就是疯子的举动。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在“无能”中期待“可能”，信仰是超验世界里无边的幻想，信仰是挣脱理性枷锁的心灵自由，信仰就是在绝望中灵魂经由痛苦的痉挛达于宁静澄明的神的世界，信仰是在绝望的深渊中对上帝的呼唤，一句话，信仰就是“旷野呼告”!
舍斯托夫在分析了克尔恺郭尔的大部分著作后，认为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阐述一个主题，即“哲学并不像希腊人认为那样以惊奇作为基础，而是以绝望作为自己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信仰产生于绝望。克尔恺郭尔正是从绝望出发到达了《圣经》启示的存在哲学。克尔恺郭尔曾说过一句很决绝的话：“信仰就是为了有上帝而丧失理智”。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些受过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无神论者来说，不免要产生极大的排拒心理。可是，且慢发怒，也别掉头而去，即便你不信宗教，你也渴望心灵的自由，你也渴望挣脱别人为你设定的思想樊笼而用自己灵肉的体验来判断是非。所以，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我能游泳，但对这神秘的翱翔来说，我却太重了”。想一想克尔恺郭尔年轻时所经历的困境和一生折磨他的绝望吧，我们就会深切地理解他这句话：“罪孽是自由的昏迷不醒”。唤醒昏厥的自由，就是远离罪孽，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所以，舍斯托夫才说：“信仰是思辨哲学无从知晓，也无法具有的思维之新的一维。”
大家知道，中国的思想源头主要是儒家的思想，道家的影响不是很大，到后来沦为炼丹仙升招魂弄鬼那一套之后，就更加没落和式微，从未成为思想的主流。至于被称为三家之一的“佛”，从印度传进之后，中国化为“禅宗”，成了遁世和自我修行的法宝。这种禁欲主义的宗教主张弃绝自我：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自己毫无价值，我无限渺小，所以，佛教赞颂完全毁灭个性并把涅槃当作理想。所以中国人的灵魂一是拘于礼教，拘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代理学，二是拘于神佛，在这双重的禁锢下，中国人的灵魂干枯、萎缩，毫无生气，如同一具木乃伊。那么，在西方信仰的“新的一维”中接受启示，听一听亚伯拉罕、约伯、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思基和舍斯托夫等人的“旷野呼告”是不是也很有意义呢?
当我们谈到“心灵自由”、“无边的幻想”、“绝望的深渊”乃至“旷野呼告”这些词汇时，我们是否嗅到了文学的味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接近或者闯入了文学的领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文学的前提和至境。文学探究的是个体生命，西方古希腊以来的伟大文学都深入了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灵与肉来体验这个世界，正如一个人被灼伤，他的疼痛是别人不能替代的。灵魂的疼痛何尝不是如此?探究这些轻灵的、沉重的、疼痛的、乃至痉挛的灵魂正是文学的使命，那些深陷迷惘、彷徨、恐惧、绝望的灵魂需要文学的手来抚摸和慰籍。可是这个道理并非被所有人所认知。我们中国的文化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官方一再强化，对文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我们非但不能在各种“道”和“主义”中找到个体灵魂苦难的出路，不能找到身陷绝望时的一线曙光，反倒被告知，你的灵魂痛苦是微不足道的，是可耻的，你应“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个人”和“自我”一笔抹杀，融入“道”和“主义”中去。我们被告知，这个世界是有铁的法则和规律的，任何人无视这个规律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每个人都将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惊悚战栗，惶惧不安。克尔恺郭尔曾把恐惧和害怕相区分，害怕是有一定的对象的，比如野兽和出没的强盗，但是恐惧却找不到特定的对象。曾经有一个时代，无所不在的“道”和“主义”使我们深陷无边的恐惧之中，无数绝望的灵魂在茫茫的旷野上游荡，我们向谁求救?又向谁呼告?灵魂被禁锢和挤压到如此地步，自然找不到一丝活人气，发展到后来，我们只剩下了无欲无爱无性的“文学”和“艺术”，那里除了“道”之外，一无所有。“样板戏”中男无妻，女无夫，所欲所求，唯有“道”也。时代变了，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道”的影响和“载道”的传统，中国文学不仅缺乏灵魂论辩的维度，作家的想象力和形式创新的能力也极为单薄和孱弱，环顾文坛，特立独行，风格卓异的作家如此之少，不禁令人抚膺长叹!
舍斯托夫在谈到海涅独特的个性表达时说：“大部分作家坚信他们的使命不是述说自己而是颂赞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和死屋中发出自己孤绝的呐喊;克尔恺郭尔在自身陷于灵肉的巨大冲突中力图拔出“肉中之刺”(他说：“至于我，年轻时便被赐于肉中刺，若非如此，早已平庸一生”。);契诃夫在日常生活的灰色泥淖中跋涉前行留下自己独特的足印;舍斯托夫在对“旷野呼告”的倾听和呼应中找到了自己心中的上帝……他们都是特立独行的作家。舍斯托夫说：“有多少人，特别是作家中有多少人竭尽全力想要成为与众不同的人，然而终究不能摆脱陈规套矩。”唤醒昏厥的自由，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于天堂、尘世和冥界之间，这应该是作家的博大而灵异之魂!
英国思想家伯林在谈到俄罗斯诗人阿赫码托娃时讲道：“生活应该充满激情和悲剧式的经历，这是一种富于深刻宗教色彩与丰富感情的经历”。这样的人生经历正是作家所需要的。是的，我们谈到了宗教，谈到了上帝，谈到了克尔恺郭尔和舍斯托夫近于狂热而偏执的宗教热情，我想，成熟而睿智的读者一定不会天真地认为本文的意图是让你们皈依上帝，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吧?本人既非教徒，更非布道者，我们只是谈到了西方精神文明中《圣经》这样一个源头，另一个源头就是古希腊以来直至启蒙运动这样的精神传统。墨西哥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奥塔维奥·帕斯说：“我们受过基督教和启蒙运动这一双重传统的教育：这两股潮流(宗教的和世俗的)在发展到最高状态的时候是非常富于批判精神的”。我们所看重的正是其反对以理性扼杀灵性的批判精神，因为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到达文学辉煌的殿堂。苏珊·桑塔格把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思基、卡夫卡、波德莱尔等作家称为美学意义上的“圣徒”，他们不是我们堪做榜样的值得模仿的英雄，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些“不健康”的气息，但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因为“一种扭曲的理念在知识上的冲击力可能大于真理;它可能更能满足精神的需要，而精神的需要是因人而异的。真理是平衡;但真理的反面虽然不平衡，却不一定是谎言”。(苏珊·桑塔格《西蒙娜·薇依》)舍斯托夫当然也是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更多这样在旷野上呐喊的精神“圣徒”，因为“它更能满足精神的需要”。让我们记住舍斯托夫自己的话吧：“旷野呼声绝不只是漂亮的隐喻而已。在精神存在的共同庄园里，旷野呼声同样是必要的，就像传播于人群密集之处广场上教堂的钟声。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旷野呼声)还是极其必要的”。
让我们倾听那来自旷野的不绝如缕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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