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续）
2016/7/15 哲学园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续)
保罗·约翰逊文
民主**的化身
如果对真理之爱不是马克思的动机，尽管他看似个学者，那么，什么才是生命中激励他的力量？为了找出这个力量，我们必须更加仔细检视他的人格特质。我底下所要说的是个事实，从某些方面来看，还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许许多多的知性作品并非出自大脑与想象力的抽象运作，而是根源于深层的人格。马克思就是此一原理的显著范例。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的哲学是他诗意想像、新闻技巧与学究气的混合表现；但我们还可以证明，其哲学的实际内涵也与其人格的四个面向有关：嗜好暴力、渴求权力、理财无方，尤其是他惯于剥削身边的人。
一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且由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实际行为所不断展示的暴力意味，其实就是马克思本人的一种投射。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氛围中，这些言词暴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成激烈的争吵，有时还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后来成为马克思夫人的燕妮对马克思的第一个印象，可以说就是马克思家人之间的争吵。在波昂大学时，马克思因为携带枪枝而被警方逮捕，几乎被退学；波昂大学的档案显示，他涉及学生之间的冲突、与人决斗，并在左眼留下一道伤口。马克思与家人的争吵使父亲晚年抑郁而终，最后并导致与母亲彻底决裂。燕妮保留下来的早期书信中写道：“请不要写得这么怨恨恼怒”，显然他与人不间断的争吵，许多是源自他惯于在书写时使用激烈的词句，言语中更是如此，而且往往是受酒精刺激所致。马克思并非酒鬼，但经常喝酒，而且往往喝得很凶，有时还与人拚酒。马克思有一部分的问题是，从二十几岁开始，他就一直都是个流亡者，几乎只生活在外国城市里的流亡社群中，主要是来自德国的流亡社群。他很少接触这些流亡者之外的人，也从不试着与别人打成一片。而且，他所交往的这些流亡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团体，革命政治是他们全部的兴趣所在。这个情况本身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对于生命的狭隘观点，而且很难想象有哪一种社会背景更能诱发他好争吵的本性，因为这种流亡圈子一向以争辩凶狠而声名狠藉。据燕妮的说法，除了在布鲁塞尔外，这种争吵从没停过。马克思在巴黎磨坊路的编辑会议必须把窗户关起来举行，这样外面的人才不会听到那没完没了的吼叫。
但这些都是漫无目标的争吵。从鲍尔开始，马克思和每一个交往的人吵，除非他们接受他的完全支配。结果是，许多人都描述过暴怒中的马克思，而且多半带着敌意。鲍尔的弟弟曾经写过一首关于马克思的诗：“特利尔来的黑家伙正在发怒/他捏紧凶恶的拳头，他的咆哮无休无止/彷佛一万个魔鬼抓着他的头发。”马克思个头矮壮、黑发而有络腮胡，肤色土黄(他的小孩叫他“摩尔人”)，戴着普鲁士风的单眼镜片。目睹马克思“审判”魏特林的亚伦可夫(Pavel Annenkov)描述他的“浓密黑发、多毛的手与扣错扣子的大衣”；他不讲礼貌，“骄傲且隐约带着轻蔑”；他“尖锐、金属般的声音，与他经常加诸人与事的极端评断恰恰相合”；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一种“刺耳的语调”。他最喜欢的莎士比亚作品是《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欣赏埃贾克斯与瑟塞蒂兹激烈的詈骂。他喜欢引用里头的文句，其中一段话(“你这个胡涂的君主：你头壳里的脑子不比我手肘里的多”)的受害者是他的革命伙伴海因岑(Karl Heinzen)，此人则对这个爱生气的小个子做了令人难忘的描画，以为报复。他发现马克思“脏得令人难以忍受”，是“人猿与猫生下的杂种”，有着“乱糟糟的煤黑色头发与脏脏的黄皮肤”。他说，不可能说得出究竟马克思的衣服和皮肤是天生的泥巴色，或根本就是肮脏；他有一双细小、凶狠、带着恶意的眼睛，“迸射出邪恶之火”；他有一句惯用语：“我要消灭你。”
事实上，马克思有许多时间都用于巨细靡遗地搜集政治对手与政敌的资料，如果认为对他有利，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资料交给警方。公开场合中的大吵，例如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八七二年海牙会议，隐约预示了苏俄的清算斗争：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有时还真的血溅五步。一八五○年，马克思恶声恶气地大骂维利希(August von Willich)，气得维利希要找他决斗。尽管马克思以前与人决斗过，但他说“不想与普鲁士的官员打打闹闹”，不过他不会阻止他的年轻助理施拉姆代替他，虽然施拉姆这辈子还没用过手枪，但维利希可是个神枪手。结果施拉姆受了伤，而维利希这次决斗的助手是极为奸诈的铁绶(Gustav Techow)，他是马克思的同伙，但燕妮看穿此人因而极为憎恶；铁绶杀害过不只一个革命同伴，后来因为谋杀警官而被吊死。只要能配合他的计谋，马克思本人并不排斥暴力、甚至是恐怖主义。在一八四九年对普鲁士政府的声言中，他语带威胁：“我们铁面无情，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掩饰我们的恐怖手段。”次年，他在日耳曼地区散发的〈行动计划〉中，特别鼓动暴民使用武力：“我们非但不能反对所谓的暴行，这些人民复仇的榜样所对抗的是带给我们可恨记忆的可恨个人与公共建筑，我们不能只是对这些榜样表示宽容，还要对他们伸出援手。”有时候，他也愿意支持暗杀行动，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一八七八年，当马克思得到有人在菩提树大道谋刺威廉一世失败的消息时，在场的一位革命同志寇巴列夫斯基记得马克思当时大发脾气，“不断咒骂这个没有完成其恐怖行动的恐怖分子”。似乎可以确定的是，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不过，马克思当然从未取得足以发动大规模革命的地位——不管是不是暴力革命——因此，他把被压抑的怒气转移到他的书中，这些书也就总是带着一种坚不妥协与极端主义的语气，书中许多段落都令人有怀带怒意而写的印象。不久之后，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以极大的规模，实现了马克思心中所感受、其书中所散发的暴力。
我们不可能说得出马克思实际上是怎么看待其行动的道德性，不管是扭曲真理或鼓动暴力。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人，心中充满了热切的渴望，想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他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嘲弄道德：他主张道德是“不科学的”，而且可能会成为革命的障碍。他似乎认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将给人类行为带来类似形上学的改变，道德也将随之消散。和许多自我中心的个人一样，马克思倾向认为道德并不适用于他自己，不然就是把他的利益等同于道德。当然，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他自己观点的实现，根本是同一回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chael Bakunin)提到，马克思是“认真要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尽管其中总是混杂着个人的虚荣”。他一直都很自恋；有一封年轻时代的长信被保存下来，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他父亲，其实是写给他自己，内容也是关于他自己。其他人的感受与观点不曾引起他太多的兴趣或关注。他所投入的任何事业，都必须由他一手操控。恩格斯从他编辑《新莱茵报》的情形观察到：“编辑部的人事组织根本就是由马克思独裁。”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搞民主，除非是按照他所附加特殊、曲解的意涵，他讨厌任何一种的选举，他在新闻评论中，把英国普选斥之为只是纵酒狂欢。
从各种资料来见证马克思的政治意图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独裁者”一词经常被提到。亚伦可夫称他为“民主独裁者的化身”；一名普鲁士警方干员回报马克思在伦敦的状况时，以少见的明智提到：“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铁绶(维利希的奸诈助手)有一次设计把马克思灌醉，让他说出心里话，因而能精彩地速写马克思：他是“一个个性特出的人”，有着“罕见的优越才智”，“如果他的心肠能匹配他的才智，而且爱心和他所怀抱的恨意一样多，我会愿意为他赴汤蹈火。”但“他缺乏高贵的灵魂。我确信，一种最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吃掉他所有的良善……个**力的取得是他一切努力的目的”。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最终评价也有着相同的意味：“马克思不信上帝，倒是很信他自己，并且要每个人都服侍他。他的心所充满的不是爱，而走怨苦，他对人类非常缺乏同情心。”
马克思习惯性的发怒、他专断独裁的习性与他的怨苦，无疑反映出他的权力意识，以及因无法更有效运用权力而产生的强烈挫折感。年轻时，他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经常是怠惰浪荡的生活；刚迈入中年的他，仍然觉得很难理智且有计划地工作，常常整晚熬夜聊天，然后躺在沙发上半睡半醒地过了大半个白天。到了中老年，他的生活作息较为规律，在工作上却始终缺乏自我约束力。但他连一点点的批评都怀恨在心。他与卢梭的相同特质之一，就是喜欢与朋友、赞助人争吵，特别是当他们给他忠告时。他的忠实伙伴库格曼医生在一八七四年建议他，只要他的生活过得稍微有计划一点，要完成《资本论》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但马克思却与他从此一刀两断，并加以残酷无情的辱骂。
他易怒的自我主义除了有心理因素外，也有生理上的因素。他的生活格外不健康，很少运动，吃的是口味很重的食物，而且经常吃很多；烟抽得凶、酒喝得多，尤其爱大杯喝麦酒，下场就是他的肝一天到晚出毛病。他不常洗澡，加上饮食不当，或许可以说明折磨他四分之一世纪、名副其实的疖疫。
这些疖使他天生的烦躁易怒更加严重，而且似乎在他撰写《资本论》时恶化到了极点。“不管发生什么事，”马克思可怖地写信给恩格斯：“只要布尔乔亚存在一天，我希望他们会记得我的斑疹。”这些疖的数量、大小与严重性差异不定，但有时会出现在全身各处，包括他的脸、鼻梁、臀部(这意味他不能写作)，还有阴茎。一八七三年，这些疖导致神经崩溃，症状是颤抖和严重的暴怒。
惯于剥削身边的人
他的易怒与挫折感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或许也正是他憎恨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源所在，那就是他在金钱处理上荒诞而无能。年轻时，他因此被迫以高利向放债人伸手，而对高利贷的强烈憎恶是他整个道德哲学真正的情绪动力。这解释了何以他花这么多时间与空间在这个主题上、何以他的整个阶级理论根植于反犹太主义，还有何以他从马丁。路德的一篇反犹文章中，挑选出一大段强烈谴责高利贷的文字放进《资本论》里。
马克思的金钱问题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并且终其一生都纠缠不去。这是源自一种非常孩子气的心态。马克思借钱时欠缺考虑，把钱花掉之后，那些被他严重轻忽的账单，加上利息，变成了负债时，他又是一贯地既惊且怒。他把任何以资本为基础的体系必然会有的利息，看成是违反人性的罪行，并且是人对人的剥削根源所在，而这种剥削正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打算要消除的。这是一般性的说法，但在他自身状况的特定脉络下，马克思解决自身难题的方法就是剥削身边抓得到的任何一个人，首先就是他自己的家人。钱是他的家书中最重要的话题。他的父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写于一八三八年二月，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快死了，信中不断重复抱怨马克思不关心家人，除非是为了得到家人的帮助。他还抱怨：“现在你的法律课程上到第四个月，而你也已经花了两百八十泰勒。我一整个冬天也赚不了这么多。”三个月后，他就过世了。马克思并不打算参加葬礼，反而开始对他的母亲施压。他早已习惯向朋友借贷并定期哄家人给钱的生活方式。他宣称家里“相当富有”，并且有义务支持他的重要工作。除了断断续续的记者生涯，而且当记者的目的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赚钱，马克思从未认真尝试找一份工作。不过倒是在伦敦时，他曾经应征一份铁路局办事员的工作(一八六二年九月)，但被打了回票，理由是字写得太难看。马克思不愿寻求谋生之道，似乎是他的家人对他乞求援手冷漠以对的主要原因。马克思的母亲不只拒绝为他还债，因为她相信马克思只会再欠更多的债，最后还与他断绝所有关系。她痛苦地希望“马克思会积攒资本，而不是只会写关于资本的文章”。
无论如何，马克思藉由继承获得了金额可观的一笔钱。父亲死后留给他六千金法郎，其中一部分花在武装比利时工人。他的母亲死于一八五六年，留给他的钱不如他所预期，但那是因为他向飞利浦叔叔的借贷已经预支了遗产。他也从吴尔夫(Wilhelm Wolf)一八***年过世后留下的遗产中得到一笔不少的收入。其他收入则来自他的妻子和岳家(她带过来的嫁妆里也包括一套饰有先祖阿盖尔〔Argyll〕家族徽章的银餐具、刀叉与床单枕套)。他们俩得到的钱足供温饱，而且他们每年的实际收入从未少于两百英镑，是一个技术工人平均薪资的三倍。但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燕妮，两人除了花钱之外，都对金钱没有任何兴趣。遗产和贷款一点一滴用掉，事实上，他们总在欠人家钱，而且经常是债台高筑。那套银餐具定期要向当铺老板报到，此外还加上许多别的东西，包括家人的衣服。有一段时间，只有马克思能够出门，因为家里只剩一条裤子。燕妮的家人和马克思的家人一样，拒绝继续帮助这个女婿，他们认为他不可救药地懒惰、挥霍。一八五一年三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告知女儿出生时抱怨道：“我家里现在简直是一文不名。”此时，恩格斯当然就成了新的剥削对象。从一八四○年代中期他们开始合作以来，一直到马克思过世，恩格斯是马克思家主要的收入来源。他自己的收入大概超过一半给了马克思，但总金额不可能算得出来，因为他不定额提供金钱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相信马克思一再保证下一笔捐款就快到了、他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两人之间完全是马克思这边在剥削的不对等关系，因为马克思一直都是个支配性强的合伙人，有时可以说是盛气凌人。但奇怪的是，他们彼此需要，就像舞台上演双簧的喜剧演员，无法分开表演，经常抱怨但到头来还是相互支持。但在一八六三年，恩格斯觉得马克思麻木不仁的乞讨实在太过火了，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差点破裂。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有两幢房子，一幢用来招待生意上的客人，另一幢则是给他的情人玛丽住。玛丽过世时，恩格斯极为悲痛，却因收到马克思一封无情的信(一八六三年一月六日)而勃然大怒；信里对恩格斯的伤痛简短致意后，随即转入更重要的正题，要起钱来了。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马克思坚定不移的自私性格。恩格斯回了一封冷淡的覆函，而且这件事差点就让他们的关系划下句点。就某些方面而言，两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一如往昔，因为这件事让恩格斯认清马克思性格上的缺陷。恩格斯似乎就是在这段期间，确定马克思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工作养活家人，或是把自己的事务打理出任何的秩序，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份定期救济金。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六九年把公司卖掉，让自己每年至少有八百英镑的可靠收入，其中三百五十英镑给马克思。因此，马克思在生命最后的十五年里，靠着“食利者”给的年金过活，并享有某种的保障。尽管如此，马克思似乎过的是每年五百英镑开销的生活，甚至更多，这使他理直气壮地告诉恩格斯：“即使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儿连纯粹的无产阶级生活都配不上。”因此，向恩格斯做更多乞求的信继续发出。
但马克思挥霍又不愿工作的主要受害者当然是他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燕妮是社会主义史上悲剧性的可怜人之一，她有明显的苏格兰人外貌：苍白的肤色、绿眼珠，以及和父亲那边的祖母一样的赭红色头发，这位祖母是死于弗洛登的阿盖尔伯爵后裔。她是个美女，马克思爱她——他的诗可以证明这一点——她也热爱马克思，并为他与她的家人、与马克思的家人起了争执；为了她的爱，燕妮受苦多年，一直到死。一个像马克思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怎能激起这样的爱情？我想，答案是马克思强壮、有派头，青壮年时长得英俊，虽然常常脏兮兮的；尤其是，他言语风趣。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这项特质，但这点经常有助于解释一种看似神秘的吸引力(这也是希特勒的长处之一，不管是在私底下或公开演讲的场合)。马克思的幽默往往既伤人又无礼，尽管如此，他的精彩笑话还是能引人发笑。要是他不幽默，凭他诸多令人不悦的个性，绝对不会有人追随他，而妇女们也会转身离去。想打动百般疲惫、活得甚至比男人还辛苦的女人心，笑话是最有效的方法。常有人听到马克思与燕妮在一起的笑声，日后也是马克思的幽默笑话让女儿们围绕在他身旁。
马克思以他妻子的苏格兰贵族血统(经过他的夸大)、男爵暨普鲁士政府资深官员之女的身分为傲。他在一八六○年代于伦敦办了一场舞会，请帖上称燕妮的本姓“魏斯特法伦”。他经常说，他和真正的贵族相处比和吝啬的布尔乔亚处得好(据在场者的说法，他在说“布尔乔亚”这个字时，带着一种尖锐而轻蔑的特殊音调)。至于燕妮，一旦从嫁给四处漂泊、无业革命分子的可怕现实中清醒过来，她会乐意安于布尔乔亚的生活，不管有多么卑微。从一八四八年开始，接下来至少十年间，她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噩梦。一八四八年三月三日，比利时下令将马克思驱逐出境，并将他逮捕入狱，燕妮也和一群娼妓挤在一间小房间里过夜。第二天，这家人就被警方解送到边境。次年，马克思有许多时间都是在逃亡或是受审。到了一八四九年六月，他已经一贫如洗。次月，他向一位朋友坦承：“属于内人的最后一件珠宝已经找到它通往当铺之路。”他凭借一种荒谬却一直存在的革命乐观主义来维系自己的精神，他在给恩格斯的信里这么写着：“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革命火山的巨大爆发从未如现在这般迫在眉睫。容后细述。”但燕妮没有这种慰藉，而且她怀着身孕。他们在伦敦寻得安全，却也潦倒。此时她已有了三个孩子，燕妮、劳拉与埃德加尔，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又生了第四个，叫做格维或格维多。五个月后，他们因为缴不出房租，被赶出位于切尔西(Chelsea)的房子，当着“切尔西所有流氓”〈燕妮之语)面前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他们卖掉床，还肉贩、牛奶商、药剂师与面包店的帐。他们在莱斯特广场肮肮脏脏的德国寄宿宿舍找到避风港，那年冬天，小婴儿格维多就死在那里。关于那段日子，燕妮留下的是一份绝望的记录，此后，她的精神，以及她对马克思的爱意，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来。
一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英国驻柏林大使收到由一位机灵的普鲁士警方密探所做的-份报告，报告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以马克思为中心的德国革命分子活动情形。没有什么比这份报告更清楚表达燕妮所必须忍受的事情：
(马克思)过的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很少做洗脸、梳理和换床单这类事情，而且经常醉酒。虽然他经常连续好几天什么事都不做，但当他有许多工作要做时，他会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持久力工作。他寤寐无定时，经常通宵熬夜，然后在日正当中时，躺在沙发上和衣睡到傍晚，就算全世界的人在他房里穿梭来去也不以为意(屋里总共只有两个房间)。……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干净、牢靠，样样都支离破碎、扯成稀烂，每件东西都积着半吋尘埃，处处都乱到不能再乱。(客厅)中央有一张老式的大桌子，上面盖着油毡布，布上摆着手稿、书报，还有小孩的玩具、他妻子针线篮里的碎布料、几只杯口缺角的杯子、刀子、又子、灯、一瓶墨水、平底玻璃杯、荷兰烧陶土烟斗、烟草、烟灰……就算是旧货铺老板，要他拿这些精彩的零碎东西去送人，他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你一进到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熏得你泪眼汪汪……每样东西都脏兮兮地盖着灰尘，因此，找位子坐成了一桩风险的事。这里有张三只脚的椅子，另一张有小孩在上头玩扮家家酒的椅子碰巧有四只脚，是给访客坐的，但小孩扮家家酒的东西还没移开，如果你坐上去，就得冒着赔上一条裤子的风险。
这份一八五○年的报告所描述的，大概是这家人运气最背的时候。但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打击继续降临。一八五一年出生的女儿芙兰契丝卡次年就死了，至于埃德加尔，这个集众爱于一身的儿子、马克思的最爱，他叫他穆希(Musch，意思是小苍蝇)，在这个肮脏的环境下染上胃肠炎，死于一八五五年，这对马克思与燕妮都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燕妮不曾从这次打击中复原。“每一天，”马克思写道：“我的妻子都告诉我，她希望自己此刻已经入墓……。”另一个女儿艾琳娜三个月前刚出生，但对马克思而言，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期盼有几个儿子，而如今一个也无；女孩子们对他可有可无，顶多只能当个文书助手。
革命家族的悲剧
一八六○年，燕妮染上天花，失去她仅存的容貌；从那时起，一直到一八八一年死去，她慢慢退居马克思生活的幕后，成了一个疲惫、梦幻破灭的女人，小小的恩惠便能令她感激不已，像是从当铺赎回她的银饰、一幢属于她自己的房子。一八五六年，感谢恩格斯，这个家庭得以离开苏活区(Soho，译注：伦敦的夜总会聚集区)，搬到哈佛斯塔山(Haverstock Hill)葛拉夫顿街九号的一幢租屋；九年后，又要感谢恩格斯，他们找到更好的房子，在梅特兰公园路(Mait1and Park Road)上。从那时起，他们的仆人不曾少于两个。马克思开始养成每天早上读《泰晤士报》的习惯，还被选入当地的教区委员会。每逢晴朗的星期天，他就隆重其事地带领家人外出散步，他亲自领头大步，后面跟着妻子、女儿与友人。
但马克思的布尔乔亚化，却带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这次是对他的女儿们。他的三个女儿都很聪明，可能有人会想，马克思为了补偿她们身为革命家之女而承受混乱、贫困的童年，至少会依照他激进主张的逻辑，鼓励她们开创事业。但事实上，马克思不让她们受完整的教育，不准她们接受任何训练，并专制地禁止她们发展事业。就像最爱他的艾琳娜对南非女作家席莱纳(Olive Schreiner)所言：“在漫长、悲惨的岁月中，有一道阴影笼罩在我们之间。”这些女孩子们被留在家中，学钢琴、水彩画，如同商人之女。她们年岁渐长，马克思偶尔还是会和一起搞革命的朋友们上酒吧狂饮，但据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译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所言，他不准这些朋友们在他的房子里唱低俗猥亵的歌，因为女孩子们可能会听见。
后来，他又不同意那些与他同样是革命分子的人向他女儿求婚。他无法、或是没有阻止他们结婚，却使得事事不顺，而他的反对也造成了伤害。萝拉的丈夫拉法格(Paul Lafargue，译注：法国劳工党创始人之一)来自古巴，有黑人血统，马克思叫他“小黑人”或“大猩猩”。他也不喜欢娶了小燕妮的龙格(Charles Longuet)，在他看来，两个女婿都是白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Proudhonist)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他们俩见鬼去吧!”最年轻的艾琳娜，则因马克思不准女孩子们开展事业与敌视求婚者而受苦最深。她被教养成把男人——也就是她的父亲，当成宇宙的中心。或许是意料中的结局，她最后爱上一个甚至比她父亲更自我中心的男人——艾威林(Edward Aveling)。后来投身左翼政治的作家艾威林，是个喜欢拈花惹草、吃软饭的家伙，专门诱拐女演员；艾琳娜想要做个女演员，自然就成了受害者。一个尖锐的历史小讽刺：艾威林、爱琳娜与萧伯纳参加了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在伦敦的非正式首读会，这出戏是对女性自由的精彩辩护，而艾琳娜在戏中扮演诺拉的角色。马克思死后没多久，艾琳娜就成了艾威林的情妇，从此一直是受他折磨的奴隶，如同她的母亲燕妮曾是她父亲的奴隶。
然而，马克思需要他的妻子，可能超过他所愿意承认的程度。一八八一年燕妮死后，马克思迅速地衰颓，什么工作都不做，在欧洲各个疗养地接受治疗，或是到阿尔及尔、蒙地卡罗和瑞士旅游，寻找阳光与新鲜空气。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他因为自己在俄国的影响力日增而雀跃：“不论我在什么地方的成功，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但马克思至死都是个破坏性人物，他自鸣得意地说：“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打击了那个仅次于英国、旧社会真正堡垒的强权。”三个月后，他披着晨衣，坐在炉边死去。他的女儿燕妮几个星期前刚过世，另外两个女儿也有同样悲剧性的结局。艾琳娜因她丈夫的行为而心碎，在一八九八年吞服过量鸦片，本来两人可能是要相约自杀，但她丈夫却未履行诺言。十三年后，劳拉与拉法格也相约自杀，而两人都如约实行。
不过，这个悲剧性的家族有一名令人好奇又暧昧的幸存者，是马克思最怪诞的剥削行为产物。在对英国资本家恶行的种种研究中，马克思看过许多低工资工人的案例，但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说根本无薪可支的工人。不过，这样的工人的确存在，就在他自己家里。当马克思带领自己家人做隆重的星期天散步时，负责殿后并带着野餐篮及其他行李辎重的，是个矮胖模样的女性，她就是海伦，家里人叫她“琳蘅”。她生于一八二三年，是农家出身，在八岁那年来到冯?魏斯特法伦家当保姆，糊口无虞，但没有任何酬劳。一八四五年，男爵夫人为她已出嫁的女儿感到难过又焦虑，就把当时二十二岁的琳蘅给了燕妮，以减轻她的负担。琳蘅留在马克思家中，直到一八九○年过世。艾琳娜说她“待人最温柔，但自己一生清心寡欲”。她的工作极为辛苦，不光是煮饭擦地，还要管燕妮不擅长的家中开销，但马克思从未付她任何酬劳。在一八四九到五○年间，这家人生活最黑暗的时期，琳蘅成了马克思的情妇，并生下一个孩子。当时小男孩格维多刚死不久，但燕妮又再次怀孕。这家人住在两个房间里，而马克思不只要瞒着妻子，不让她知道琳蘅的情形，也要瞒着他络绎不绝的革命访客。到最后，燕妮在她诸多悲惨之外，又发现或被告知了这件事，或许她对马克思的爱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划下句点。她称之为“一件我不想再细述的事，虽然它在我们私下与公开的生活中增添了许多伤痛”。这段话出现在她写于一八六五年的自传初稿中，这份三十七页的初稿有二十九页保存下来，其他描述她与马克思争吵的部分，大概是被艾琳娜给毁了。
琳蘅的小孩在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生于苏活区迪恩街二十八号，是个儿子，户口报的名字是亨利·弗雷德瑞克·德穆特。马克思一直都不认帐，并一口否认他是父亲的传言。他很可能是想学卢梭，把这个小孩交给孤儿院，或是让别人收养，但琳蘅比卢梭的情妇坚强，坚持自己认养这个男孩。这个男孩被送出去给一个叫刘易斯的工人阶级家庭照料，但获准回马克思家做客。当然，他不准走前门，并被迫只能在厨房见他妈妈。马克思很怕人们会发现弗雷迪(译注：弗雷德瑞克的昵称)的父亲是谁，对他的革命导师与先知地位造成致命的伤害。他在信中提及此事之处都被隐瞒，但还是有一处隐晦地提到。马克思最后说服恩格斯私下认养弗雷迪，作为应付家人的托词，譬如艾琳娜就相信这个说法。但尽管恩格斯一如往常，为了两人的合作，准备任凭马克思需索，但他并不打算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里去。恩格斯因喉癌死于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没办法说话，但他不打算让艾琳娜(他称她菟西)一直认定她父亲毫无污点，于是在一块板子上写道：“弗雷迪是马克思之子。菟西想把她父亲当成偶像。”恩格斯的秘书兼管家芙蕾博格，在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写给倍倍尔(August Bebel)的信中说，恩格斯亲口告诉她真相，她还说：“可笑的是，弗雷迪长得很像马克思，典型的犹太脸与蓝黑色头发，真的只有盲目的偏见才会在他身上看到与将军(她对恩格斯的称呼)有任何相像之处。”艾琳娜接纳弗雷迪为同父异母兄弟，并且与他亲近，她写给他的信有九封保存下来。但她没有带给他任何好运道，因为他的情人艾威林把弗雷迪一辈子的积蓄都借走，再也没有归还。
琳蘅是马克思唯一一个认识透彻的工人阶级成员，也是他与无产阶级的一次真实接触。或许弗雷迪也算一个，因为他被当成工人阶级小孩扶养长大，并且在一八八八年，那年他三十六岁，取得他梦寐已久的机工合格证书。他差不多一辈子都在国王十字(King’s Cross)与哈克尼(Hackney)公司工作，并且是机工工会的长期会员。但马克思从不了解他，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当时弗雷迪大概是正从厨房外的楼梯走上来，那时他完全没想到，这位革命哲学家是他的父亲。弗雷迪死于一九二九年一月，那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幻想已经骇人地具体成形，而斯大林，这位达致马克思所企盼之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刚刚要开始他对俄国农民的灾难性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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