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达罗斯对伊卡洛斯
2016/7/18 哲学园
代达罗斯对伊卡洛斯
刘钝
作者简介：刘钝，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5 年 08 期原发期刊：《科学文化评论》2015 年第 20151 期 第 5-33 页关键词：科学/ 未来/ 霍尔丹/ 罗素/ “两种文化”/ “科玄论战”/ science; future; J.Haldane; B.Russell; "Two Cultures"; "The Debate o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摘要：1923年，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畅想科学应用的未来，提出科学将造福人类并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翌年，著名哲学家罗素发表《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予以回应，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本文介绍论辩双方的主要观点，并在一战前后西方社会文化的背景和“两种文化”论题的语境中分析这一争论的意义，最后回到同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科玄论战”，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一、缘起和隐喻
1923年2月4日，刚满30岁的生物化学讲师霍尔丹(John B.S.Haldane，1892-1964)在剑桥大学一个名为异教徒俱乐部的小社团演讲，题目是《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听众中有一位《剑桥杂志》的前主编和“基本英语”计划的创导者，在出版界有许多熟人。他建议霍尔丹将讲稿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并向伦敦的基根保罗(Kegan Paul)出版公司推荐。《代达罗斯》年底就在伦敦面市。第二版则于1924年出现在纽约，当年就印刷了五次，共售出15000册，次年又印刷三次，1926年印刷两次，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
演讲的题目来自希腊神话中为弥诺斯(Minos)王修造迷宫的工匠代达罗斯(Daedalus)。这一人物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正如麦克柯德(David McCord)在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刊更名而写的说明那样①：
他兼有科学家与工匠的声名，同时又是难题的提出者与揭谜人；他是一个具有所有人类缺点的个人，也是一名建筑师、雕刻家、博物学者、金属工人、铸币者；斧头、铅垂、螺旋钻与胶水的发明者；一个神灵般的人物；在有些事情上面他像梦幻一样地证明自己是最好最实际的现实逃避者。[1]
在演讲中，霍尔丹又给这位神话人物戴上了遗传工程师和“弑神者”这两顶新帽子：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实验遗传学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成就，后人无以匹敌。如果米诺陶(Minotau)吃住的成本不是那么高昂，代达罗斯也许会在孟德尔之前发现遗传定律。但弥诺斯认为，迷宫和每年提供的50名少男和50名少女，是一笔过于高昂的研究成本。为了摆脱这一无情的经济困境，代达罗斯被迫发明了飞行术。弥诺斯追赶代达罗斯一直到西西里，自己却在那里丧了命。代达罗斯除了发明宝贵的胶水外，其他事情很少为人所知。但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对宙斯之子弥诺斯之死负有责任，但他既未被宙斯以锁链拴在岩石上遭受雷击，也未被复仇女神追逐。……他是第一个宣告科学工作者不关心神祇的人。……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将越来越像孤独的代达罗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可怕使命，并为之感到自豪。[2]
在希腊神话中，技艺超群的雅典工匠代达罗斯因罪逃匿到克里特岛，岛上的统治者弥诺斯王令其建造迷宫来囚禁牛首人身的怪兽米诺陶；一说米诺陶是王后与神牛私通后产下的怪物。代达罗斯用牛皮为王后制造了一头母牛状机器，王后可以钻进去潜入迷宫与神牛相会。霍尔丹关于实验遗传学成就的说法，就是来自这一神话的隐喻。不过故事还有另一条线索：后来，代达罗斯为了摆脱弥诺斯王的控制，用蜂蜜、腊和鸟羽为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Icarus)制造了飞翔的翅膀。父子俩成功地逃离海岛，得意忘形的伊卡洛斯忘记了父亲的嘱咐，在途中越飞越高，被激怒的太阳神发出灼热的光，少年的翅膀熔化，不幸坠海身亡，无奈的父亲只好只身逃往西西里。
《代达罗斯》很快就成为剑桥、牛津两地知识圈的时髦话题②，在学院的餐厅与小巷中的咖啡馆里，人们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霍尔丹关于生物学发展的惊人预言在专业领域也搅起了波澜，特别是他提到了多种在当时属于禁忌的话题，如迷幻药物的临床应用、人类的无性生殖、体外胚胎、计划生育、优生控制，甚至暗示了人兽杂交和安乐死的可能。他骄傲地宣告“生物学家是现在地球上最罗曼蒂克的人”；“是腐朽的帝国与文明的破坏者，是怀疑者、动摇者和弑神者”。
政治上并不保守的父亲也为儿子肆无忌惮的言论感到不安，不过此时的霍尔丹正企图摆脱父母的控制——在牛津他总是被“大牌生理学教授之子”的阴影所笼罩，当然不理会他们的干预。母亲给霍尔丹的同事与年长好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sley，1887-1975)写了一封词意恳切的信，称老霍尔丹被《代达罗斯》弄得极度烦躁，请求后者看在两家多年友谊的份上帮助自己儿子收敛([3]，pp.137-138)。
对于霍尔丹的批评接踵而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1924年，罗素发表《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文章一开头就写道：
霍尔丹先生的《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描绘了一幅未来将科学发现用来促进人类福祉的诱人图景。尽管我愿意同意他的许多预测，从事政治活动与政府工作的长期经验却使我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我不得不担心，科学会被用来加强统治集团的力量，而不是促进人类的福祉。伊卡洛斯在父亲代达罗斯指导下学会了飞行，由于鲁莽而遭到毁灭。我担心人类在现代科学人的教育下学会了飞行之后，亦会遭遇相同的命运。[4]
伊卡洛斯也被后人赋予了双重象征意义：作为飞天梦想的实践者，他是一位壮志未酬的英雄，代表着人类与自然抗争的勇气和雄心；另一方面，正如罗素隐喻的那样，他是一位自不量力的狂妄少年，将智者的忠告置于脑后，藐视大自然的威力而遭致报应[5]。
在文章的结论部分罗素写道：
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会获得更大的力量，去放纵自己的集体激情，但通过社会的更加组织化，科学降低了个人激情的作用。人的集体激情主要是一种罪恶的激情，其中最强烈的激情是针对其他群体的仇恨和竞争。因此，现在所有使人得到放纵激情之力量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这就是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的原因。[4]
二、论战双方及时代背景
霍尔丹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名门，却鄙视阶级社会赋予贵族和资产者的特权；他是一个不加掩饰的无神论者，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徒并曾加入英共，后来却毫不留情地批判不同类型的极权制度；他从伊顿、牛津、剑桥一路攀升到英国学术殿堂的高台，一生却发表了近350篇科普作品，成为老赫胥黎以来英国最高产的科普作家之一；他曾参加一战并流血负伤，晚年却放弃英国国籍而自我放逐印度；他在孩童时代就被父亲带进科学实验室，本科却在牛津主修古典人文，后来又成为将数学引入生命科学的先驱之一；他是孟德尔学说的忠实拥趸，却对“选择”这一达尔文的天条情有独钟，开创了群体遗传学与综合演化论的崭新天地；他在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却终身关注社会、文化和伦理问题[6-8]。
不过在发表《代达罗斯》的时候，霍尔丹在科学上还只是个崭露头角的小角色，有些愤世嫉俗，政治立场也还没有确定。霍尔丹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强烈的无神论立场使他与任何宗教信仰格格不入；其次，早年跟随父亲调查矿难的经历使他对劳工阶级怀抱同情，而战争期间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与后方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形成巨大反差，这些使他对社会不公有了深刻认识；第三，生物学的进步使他相信科学可以用来改造社会。他体格强健，智力超群，天生具有反叛精神，本来在牛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为了摆脱父亲那个无时不在的阴影，自己跑到剑桥来打江山，有人甚至说他发表《代达罗斯》的目的就是“有意震动当局和挑衅社会”。([9]，pp.9-10)在《代达罗斯》的最后，他以一种艾略特《荒原》式的象征手法，歌颂了为自己的可怕使命而感到自豪的科学家：
他从头到脚身穿黑袍，里面是雪白温暖之躯，虽然血管里默默地奔流着
饥饿、干渴与欲望，但眼睛里有一颗静止的小火苗
如同他来自的第一个细胞
在明亮地燃烧。
他驱车前进，高唱我的弑神之歌。[2]
至于罗素，此时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学者了，对他的介绍自然可以更简略一些。概言之，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数学基础中逻辑主义流派的代表，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哲学上倾向不可知论，政治上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生活上特立独行，藐视各种政治权威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在发表《伊卡洛斯》之前，他曾相继访问苏联和中国。在批判现行制度与挑战上流社会虚伪习俗等方面，他与霍尔丹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但是对于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以及科学日益与权力纠缠的现实，俩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霍尔丹勇猛无畏地投身战场时，罗素却因反战言论遭到监禁并被三一学院除名[10]。
罗素在《伊卡洛斯》中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人类浩劫有关，也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
20世纪初，随着美国和德国的崛起，英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逐渐沦为一个二流强国。一战之后的欧洲政局动荡不定，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从1918年到1923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意大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都爆发了流血革命，有些国家和城市中还出现了短暂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但是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激进运动，在英国占主流的是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改良式的社会主义，其代表就是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费边主义者认为，民主宪政的完善和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扼制资本主义的贪婪，因此无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也能达到废除土地和国家资源的私人占有、实现工业国有化，以及完善各种社会福利的目的。他们特别重视文化和教育事业，在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以及各种工会中都有很大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费边社参加了英国工党的组建，绝大多数老费边社成员都成为工党党员。霍尔丹的父亲以及青年霍尔丹都是费边主义的追随者，罗素也一度青睐费边社的政治理想。
科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质的飞跃。物理学与数学中的最新成果导致确定性的丧失，而确定性正是启蒙时代以来科学进步论者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具体来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颠覆了人类对时间、空间、物质、能量、运动和因果性的传统观念；罗素提出的逻辑悖论在被视为数学基础的集合论中捅了个大窟窿，从而引起第三次数学危机。在生命科学领域，由达尔文学说衍生出的两个怪胎、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将触角伸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来；孟德尔学说的重新发现，则开启了现代遗传学的大门。此外，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也露出端倪，其代表就是布拉格父子开创的X射线晶体学。
一战期间西方在医学方面的某些大胆探索，助长了激进人士挑战传统的欲望。1914年美国护士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开始发行《女反抗者》，是为《节制生育评论》的前身，随后相继出版《少女须知》和《母亲须知》，在美国提倡性教育并开展生育控制的临床实验。在英国，古植物学家和女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斯陶皮斯(Marie Stopes,1880-1958)遥相呼应，1921年在伦敦北部开设了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大力宣传优生学思想。与此同时，妇女参政运动高涨，一些名门闺秀公然藐视传统，以实际行动嘲讽维多利亚时代塑造的闺中淑女和贤妻良母形象。一些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团体，如以莫瑞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1873-1938)为中心的卡辛顿庄园的客人们，以及以伍尔夫兄妹住宅为阵地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皆以挑战社会、反叛传统相标榜。罗素与这两个团体的成员都保持着密切关系，霍尔丹也曾通过自己的姐姐造访过肯辛顿庄园[7]。
霍尔丹比罗素小了整整20岁，专业领域几乎没有交集③；然而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同样出身名门和名校，同样藐视权贵和具有反叛精神，同样的睿智博学并关注社会问题。无论如何，罗素与霍尔丹、伊卡洛斯与代达罗斯，在公众眼中都是极富戏剧色彩的广告元素，这一思想交锋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霍尔丹的知名度也陡然上升。在《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中，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更多的是针锋相对的论辩。以下分三个方面介绍两造的观点，引文来自最新中译本[2，4]。
三、两造的观点
1.关于科学
霍尔丹在谈到物理学时首先论及相对论，当然他不是预测其应用，而是关注这一革命性理论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他将“目前物理学理论处于一种深刻的悬而未决状态”，归因于“爱因斯坦这位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人”；认为他所推出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性结果，大多微小而难以测量(除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的偏转以外)，因此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得不采取一种非常极端的观念论。霍尔丹预言：“康德观念论将如同唯物主义在牛顿走红之后那样，成为物理学家乃至所有受教育者的基本工作假说”；“(康德观念论)首先对物理学，然后对日常生活的主宰，很可能持续若干世纪”。他写道：
在我们生活的若干世纪里，许多实际活动可能不是以唯物论，而是以康德的观念论为基础进行的。我们的道德与政治行为会受到什么影响?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虽然我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会像创造出18世纪大部分思想成果的牛顿的工作那么巨大。我想，未来的孔多塞、边沁和马克思们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无情地批判他们时代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但对自身就不会那么肯定；他们不会有我们可以在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那里看到的某种笨拙手法。他们将承认，也许在伦理学中和在物理学中一样，也可以谈论第四和第五维空间，这些空间的效应如同水星摄动那样，甚至在一代人时间里也很难觉察，然而也许在若干世纪的长河里，它们会像三维空间的现象那么重要。[2]
与观察相对论的视角不同，对于发展中的量子力学，霍尔丹没有停留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意义的讨论上，而是对其应用前景作了一点展望：“如果量子假说被普遍接受，那么我们的思想中将必然出现甚至更激进的替代物。但考虑到目前量子力学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感觉，推测它的发展方向还为时过早”；不过，“对辐射了解更深入以后，我们将能够以比现有程度更令人满意的方式产生辐射”。
罗素承认“科学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最大变化，许多应归功于物理科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考虑物理科学带来了工业革命就一目了然了”。对于工业革命的后果，他颇有远见地预告全球化时代将会到来，对此写道：“工业化的影响之一是使全世界变成一个经济单位，其最终结果将与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对于工业化的后果并不乐观。在他看来，人类利用科学来提高生产率不外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人口，二是提高生活品质，三是为战争提供能量。他认为现代工业主义是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料，以及野心家为了追求统治乐趣而展开的一种斗争；而从生产生活必需品中解放出来的劳力，将越来越多地用在国家间的竞争之中。他写道：
正是科学高于其他因素决定了原材料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煤、铁和石油是武力的基础，因此也是财富的基础。拥有这些原材料，而且掌握利用原材料进行战争所需的工业技术的国家，就能够以武力夺取市场，并向那些倒霉的国家勒索财富。[4]
关于化学，霍尔丹认为其功能不仅是帮助人类开发更多资源以获取材料和能源，未来的重大贡献乃是“生产一类更重要的在生理上起作用的物质——食物”，以及与生理学结合来改造人类的体质、精神甚至“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他预测最有意思的化学发明将出现在生物化学领域。为了论述这一点他把可用物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具有可为人类利用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例如钢铁、木材和玻璃；第二类具有可为人类利用的生理学性质，包括食物、饮料、烟草和药物等。第二类物质的价值依赖于它们与人体组织的特殊关系，例如咖啡因、尼古丁和酒精，他声称没有理由认为这一类物质已经发现完毕。由此切入到一个敏感话题即迷幻药物的应用：他提到德国生理学家使用磷酸钠延长肌肉工作时间的实验，一组煤矿工人连续服用九个月后使煤炭产量大为提高；他还暗示了敢死队员服用类似药物的效果。接着，霍尔丹开始讨论将化学知识用于制造食品的前景，例如用煤炭和大气中的氮来合成蛋白质。他写道：
人人皆知食物最终来自植物，我们吃的动物或动物产品只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植物。但普通植物的大部分糖并没有转变为人可以消化的淀粉，而是变成了构成其木质骨架的纤维素。有蹄动物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的肚子是一个巨大的消化纤维素的细菌箱，自身则依靠其副产品过活。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之外做同样的事情，这可以通过化学方式达到。[2]
与霍尔丹将化学与物理学分开并与生理学和农业相联系不同，罗素宣称“我所说的物理科学包括化学，而且一般地说，包括研究任何无生命物质属性的科学”。实际上，他把科学分成三组，即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生物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和人类科学(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谈到生命科学，霍尔丹提请人们抛弃一种成见，即“生物学仅仅是物理学和化学发现在人、动物和植物上的应用”。为此他宣布了一个现在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的伟大预言：
如同数学物理学摧毁几何学那样，将会出现一个生理学侵入和摧毁数学物理学的新时代。届时，科学及实际生活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基本工作假说，将是某种类似于柏格森能动论那样的东西。[2]
他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预言包括：生殖与性爱的分离(试管婴儿)，通过生殖选择改造民族性格(优生学)，通过化学合成物延长妇女的青春，性别转换，借助生理学而不是监狱来处理人的邪恶本能，完美的生活结束后平静地走进坟墓(安乐死)，借助催眠术与心理学为人类“开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进行系统性沟通的大门”(通灵术)等等。他相信生物学的实际应用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未来，而医学的进展对西欧社会几乎已经产生了像工业革命那么深刻的影响。
罗素也认为生物科学或迟或早将发生巨大的影响，他写道：
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影响了人类的想象力，并从中产生对自由竞争与民族主义的赞同……孟德尔主义可能使农业发生革命，毫无疑问，某种类似的理论有一天会做这件事。细菌学可能使我们能够利用疾病来消灭敌人。遗传学研究可能使优生学迟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也许在将来我们可以随意决定自己孩子的性别。这或许将导致男性过多，并彻底改变家庭的结构。[4]
对于生命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罗素更多地表现出忧虑，特别是被他说成迟早要成为一门科学的遗传学。在这方面他谈到了计划生育和优生学被滥用的可能性，以及心理学服务于邪恶政权的前景。他设想：未来的政府会获得一定的权力，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繁衍后代的个人进行绝育，其初衷是降低国家中低能者的数目，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目标。问题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政府可能会把反对者的意见视为一种低能的表现，从而将形形色色的反叛者强制绝育；再以后还可能将对象扩大到癫痫病人、肺结核患者和酗酒成瘾者；最后，很可能会延及普通学校中的成绩低下者，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民族的平均智力。在心理学方面，专家们可能会具有诱惑他人产生不合理念头的本领，这类技艺成熟之后会被用来培养愚忠的民众。
针对霍尔丹谈到的迷幻药物，罗素也讨论了通过内分泌来控制感情生活的可能性。他指出，如果情绪与性格的差异是由内分泌决定的，那就可以通过注射药物来影响内分泌腺，从而根据需要把人变得易怒或胆怯、性欲强或性欲弱，等等。进而，他写道：
某个控制社会的寡头组织——国家，可能想让统治者的后代具有执政所需要的性格，使无产阶级的子女具有服从所需要的性格。想要反对国家医师的这种注射，最能言善辩的社会主义者亦将无能为力。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服从性格与抵御外敌所需的残暴相结合，但我不怀疑统治者所掌控的御用科学能胜任这项任务。[4]
2.关于国家与社会
霍尔丹认为科学会使人类日益紧密地联为一体，而生活也会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人为化，同时人类为善作恶的力量也会无限增大。他设想“以科学去教育我们的诗人”，“用艺术去教育我们的劳工与资本家领袖”，让工厂里的壁画促进生产率，使艺术“再度成为一种商业”。他预测农业将变成一种奢侈的行当，人类社会将完全城市化；但是他将不会为农民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因为从大多数方面来看，产业工人是一种更高级的人，人类进步的历史一直是城市拉着不愿前进的农村而进步。他设想未来合成食物将代替田园耕作，工厂将取代粪堆和屠宰场，而城市将通过工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
许多硕壮的农民会伤心欲绝，如果他们看到我们驱车前往的城市：
一年四季树上果实累累，遍地鲜花盛开，红色、褐色的啤酒在河里流淌。
金银树下有一位老人在吹奏风笛，眼睛蔚蓝如冰的女王们在民众中翩翩起舞。[2]
霍尔丹对工业化的前景还作了许多具体的预言，他认为随着不同工业部门交互影响的深入，一家工厂搬迁会导致其他十多家工厂停产；资本家为了减少罢工，会把某些重要的工业完全交给工人掌握。他认为“发展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应该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实现这一过程的人将统治整个地球”。
罗素对工业化的前景没有这样浪漫，他承认工业化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使更多的奢侈品成为可能，随着工业化向世界各地的扩散，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更强有力的组织即他心目中的世界政府，工业化的世界就不能抑制来自其内部的干扰，也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为“现代工业主义是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原材料这两样东西，以及为追求统治的纯粹乐趣而展开的一种斗争”。因此他说，尽管个人气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还是主张通过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对“现代工业主义”加以约束，哪怕最初要付出牺牲民主的代价。罗素接着写道：
由于科学发明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化和宣传手段的影响，团体变得更加组织化，更有纪律，群体意识更强，更易受领袖的控制。领袖对成员的影响增大了，少数知名人物对事件的控制变得更加明显。[4]
在罗素看来，科学和工业化之所以造成伤害，就是由于它们尚未强大到足以产生国际性组织。他预测：在未来50年内，政府权力将进一步加强，因为这正是企图控制军备和原材料的那些人所希望的。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可能在西方国家生存下来，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可能会继续与相互竞争的国家勾结，并将大力鼓噪民族主义。不过在更远的未来：
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世界组织之后，虽然它起初只依靠武力，现在威胁文明的那些邪恶就会逐渐消失，并且可能实现一种比现有民主制度更加彻底的民主制度。我认为，由于人类的愚蠢，只有以武力才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此它在开始时既残暴又专制。但我相信它对于保存科学的文明是必要的；而且，一旦这样的组织被建立，它会逐渐产生出一种可以忍受的社会所需要的其他条件。[4]
霍尔丹当然了解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将带来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但他坚信“只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学研究就毫不可怕”；而“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使工业的不公平产生自我毁灭性，就像现在人们制造国际间的不公平那样”。关于后一观点，他继续论述道：
应用科学的倾向是把不公正放大，直到这些不公正变得难以忍受，连所有先知和诗人都难以打动的普通人，至少会发生转变，从源头上消灭恶。马克思关于工业演进的理论，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特别例子。[2]
至于“从源头上消灭恶”的途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里得来的启发直率得令人胆寒④：
也许还需要发生一、两次世界大战，才能使大多数人改变思想。发生下次世界大战的前景，至少包含着这种令人满意的因素。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躲藏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在下次世界大战中，无人能在后方躲藏。它将使有关的所有人明白，战争是一种非常肮脏的事业。[2]
他也预言了国家的消亡，认为如果一次这样的战争没能达到建立一个全球组织的目的，人类也许需要再等上两千年才能获得另一次机会；然而“对于学习地质学的人来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人类用了25万年才跨越了狩猎阶段。人类跨越国家阶段，不会需要这么久”。
对战争深恶痛绝的罗素对这种露骨的表述一定十分反感。前引文已经揭示了他对现代工业主义有助于某些国家占有战争资源，从而以武力夺取市场并向其他国家勒索的担忧。他警告道：“吃得过多并不是一种严重危险，但是过分地好战就非常危险。如果工业化继续取得成功，对人类追求权力与竞争的本能，就像对待狗的贪婪胃口一样，需要加以人为的遏制。”他又指出，正是“由于科学的原因，战争的技艺由拥有煤、铁、石油以及利用这些原材料的工业技术组成”，而全体民众将被战争机器所裹挟：
首先是国家武装力量，然后是提供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军火商，依次还有外交和使领馆人员，在学校宣讲爱国主义的教师，以及新闻从业者。所有这些人还兼具其他社会功能，但其主要目的是为国际竞争服务。另一类人的工作也服务于同一目的，这包括相当大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这些人不断地发明出更复杂的攻击和防御的方法。他们的工作导致直接在前线战斗的人员减少了，因为需要更多的人去制造军火。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现在的战争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平民，而且战败国的平民遭受的苦难可能跟士兵一样多。[4]
罗素也探讨了现代战争的原因，认为：
经济学家低估了军事力量在攫取财富中所起的作用。欧洲那些有土地的贵族，原本就是好战的侵略者。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被资产阶级打败，以及受威灵顿公爵影响而产生的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十八世纪的战争导致英国比法国拥有更多财富。传统经济学家提出的分配财富的规则，只有在人们接受法律的约束，即大多数人认为问题无关痛痒时才有效；至于那些人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则一直是通过内战或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解决的。[4]
3.关于资源与生态
霍尔丹用了数段文字谈论能源问题。尽管他认为地球上的煤和石油将在几个世纪内耗尽，并说“这是一条公理”，但是仍然“怀疑这种耗竭会导致工业文明的崩溃”。他设想了一些替代方案，包括把工业中心迁移到水源充足的山区，例如喜马拉雅山脚、英属哥伦比亚和亚美尼亚。另一方面，考虑到水力资源珍稀且受制于季节和地理条件，因此无法完全取代煤和石油的地位。从长远来看，需要开发一些“间歇性的但取之不尽的动力来源”，那就是风力和太阳能。他预计在五十年内，照明用电的价格会降到现在的1/50，而城市将变成不夜城。甚至想象在四百年后：
国家将布满一排排的风力发电站，其发电机为大型电网供电。在适当的距离设有大型电站，在风力持续的日子，利用多余的电力把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在无风的日子，氢气和氧气将成为发动机的燃料，推动发电机发电，或者更可能成为氧化电池的原料。[2]
不过霍尔丹对原子能开发前景的展望显得过于保守⑤，这不能不归于他在核物理方面的知识局限。
霍尔丹又通过一位虚拟的150年后剑桥新生之口，编造了一个实验室事故引起生态灾难的故事：一种具有固氮功能的人造海藻中的菌株逃逸到大海并迅速繁殖，很快大西洋热带海域的水面变成凝胶状，给欧洲气候带来灾难性结果，全球的海洋变成深紫色，未来的孩子们对文学作品中关于蓝色海洋的描述感到奇怪；另一方面，某种浮游生物进化到可以消化海藻中的酶以后，海鱼数量将会大量增加，从而引起食物过剩，至少使英格兰在食物上自给自足。他还设想培育出能够在沙漠中固定流沙的地衣，应用生物固氮技术使小麦产量翻番，使牧场草地的价值增加三倍。食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又引起纯农业国家的衰败，只得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型风力发电计划来加以解决。
如前所述，罗素提到了煤、铁和石油是武力与财富的基础，但是它们不会取之不尽，因为“地球这颗行星的大小是有限的”，而人类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他写道：
科学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因此人们可能认为它能增进自身的快乐和幸福。如果人类是理性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人类具有很多激情与本能。生活在稳定环境中的某种动物，如果它们没有灭绝，其激情与生活条件之间会达到某种平衡。如果生活条件突然发生变化，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狼在自然状态下难以获得食物，因此它需要有一种非常持久的饥饿感的刺激。其结果是，他们的后裔家犬，在生活优裕的条件下就会吃得过多。假定某种动物需要一定数量的某种食物，如果获得这种食物的难度降低，动物的本能往往会导致它们在新环境下吃得过多。科学带来的突然变化打破了我们的本能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4]
4.关于伦理
霍尔丹又通过那篇虚拟论文的作者声言：“现在(指想象中的150年后)体外培育胎儿很普遍，目前英国妇女直接生育的婴儿不到30%。始于19世纪、完成于20世纪的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决非完全令人满意”。因此，一方面是“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曾祖父母比我们更为优越”，另一方面：
挑选生育者不仅是为了减少邪恶。被挑选来生育下一代的少数男女，无疑要比普通人更优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包括一流音乐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盗贼的减少。如果没有体外培育胎儿，文明无疑会在可数的时间内崩溃，因为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劣种人的生育力都比优质人更强。[2]
这是明火执仗地鼓吹优生学了⑥。他用戏谑的口吻谈到人们对优生学的偏见——“优生官员似乎身兼警察、牧师和皮条客三重身份，强制人们带着一位由某个高贵的医学委员会挑选的伴侣，每隔一定时间去当地的遗传女神神庙”，认为持这种见解的人缺乏创意和对人性的认识，而“优生学家提出的目标更可能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达到”。霍尔丹还假借那位作者之口，说英国在采用非常严格的选择标准方面比德国晚了一代人，但目前在这方面也走到世界前列。这里他还附带地提到性别平衡的问题，预言“理想的性比率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但现代人对平等的反应确实非常强烈”。
罗素也以很大篇幅谈到计划生育和优生学，尽管一开始自谦“我的生物学知识非常有限”，而“霍尔丹先生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令人赞赏的探讨”。首先他承认“节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它关系到世界政府组成的可能性，如果一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世界政府就很难维持稳定”。他认为“在更遥远的未来，优生学具有更加野心勃勃的可能性。其目标可能不仅是减少不需要的人，而且要增加所需要的人”。
罗素也提到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尽管其表述未能脱离那个时代流行的种族和阶级偏见。他写道：
政府反对节育的宣传，使那些愚蠢的人得到一种生物学优势，因为政府的宣传主要在那些无知的人群中有效。不要很久，节育可能会在白种人群中普遍流行，它不会使白人的素质退化，但将使他们的人口减少。到那个时候，未开化的种族仍在大量繁殖，并在白人科学的帮助下避免了高死亡率。[4]
在援引代达罗斯的神话时，霍尔丹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发挥——尽管涉嫌卷入宙斯之子弥诺斯的死，代达罗斯既未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缚在高加索山上，也没有像俄瑞斯忒斯那样无法摆脱复仇女神的追杀。关于科学研究与传统价值间的关系，霍尔丹强调：“生物学的进展与我们的某些社会罪恶是不相容的，正如工业进步已经证实与战争或某种私有制不相容一样。”比方说，遗传工程的成果将会与人类现有的涉及阶级、性别的制度不相容。他认为，道德判断上的改变是异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对传统道德不过于认真。正因为即便是最不教条的宗教，也倾向于把自己与某种不可改变的道德传统相联系，所以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可能休战”；“在道德进步的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上，我们掌握的科学至少是开启难关的钥匙之一”。对于信仰、价值观与人类的未来，他写道：
科学尚处于襁褓时期。除了说一句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以后将会发生，我们几乎不能预言未来。任何信仰、价值观、制度都不是安全的。上次大战绝非孤立现象，而只是我们总可以由科学进步预料到的破坏性结果的一个例子。未来不会是报春花盛开的道路，它会有自己的问题。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巨大的恶之花盛开，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新问题。我们不知道人类在自己的力量增强之后，能否最终幸存下来。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人类作为演员在地球舞台上对古老的自由悖论的再次演绎。[2]
罗素指出，科学的进步是对人类的恩赐这一说法，是一种“十九世纪的令人愉快的妄想，是我们这个更加令人失望的时代必须抛弃的东西”；“科技知识并不能使人明确他们的目标，而且未来的掌权者所具有的愚蠢和偏见，很可能不会比现在的掌权者少”。他在《伊卡洛斯》的结论部分写道：
科学使掌权者比在没有科学的时代更充分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好的，科学就会带来益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邪恶的，科学就会造成损失。在当今这个时代，掌权者的目的似乎主要是邪恶的，因为他们的介入导致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都认为是良善的事物减少了。因此，在目前，科学增大了统治者的权力，给人类带来了伤害。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美好的生活既需要头脑，也需要心。[4]
未完，见今日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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