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经验主义的五个里程碑
2016/8/4 哲学园

     经验主义的五个里程碑

     蒯因

     老蝉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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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主义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五个转折点。头一个转折点是从观念转向语词。第二个转折点是语义焦点从语词转向语句。第三个转折点是语义焦点从语句转向语言系统。第四个转折点用莫顿 · 怀特(Morton White)的话来说,是方法论的一元论,也就是放弃分析和综合的二元论。第五个转折点是自然主义,也就是放弃先于向然科学的第一哲学的目标。我将着手对这五个转折点中的每一个转折点作出详述。

     头一个转折点是注意力从观念转向语词。这就是在认识论中示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即只要有可能就要用谈论语言表达式取代谈论观念。诚然,中世纪唯名论者已奉行这种策略,不过我认为只有到1786年当语言学家约翰 · 霍恩 · 图克(John HorneTooke)写出下面这段话时,这种策略才进入近代的经验主义:“洛克先生的论文中那个最伟大的部分,即所有与他称之为观念的抽象性、复杂性、概括性、关系等等相关的东西,其实都仅仅与语言相关联。”(P.32)

     英国的经验主义曾致力于研究这样一个命题:只有感觉才使命题具有意义。只有那些立足于感觉印象之上的观念,才是可以接受钓。可是,图克注意到观念这个观念本身就不大符合于经验主义的标准,甪图克的话来说,英国经验主义的基本命题似乎是说:只有当能够用感觉词项来定义语词时,语词才是有意的。

     在这点上,麻烦出现于语法虚词之上:我么我的前置词、我的连接词、我们的系词是怎样的呢?对于连贯的话语而言,这些词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如何用感觉词项去定义它们呢?约翰 ·霍恩·图克采取一种冒险的策略,他断言虚词其实是一些以退化形式出现的普通具体词项。他提出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词源:“if”来源于“give“、”but“来源“be out”。然而,这种策略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能够使具体词项完成语法虚词的全部工作,我们也就能够使它们完成这些工作,而无须等待词源学家对它们作出论证。可是,我们肯定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对于这种做法也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因为,对于用感觉词项去定义语法虚词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办法。我们只需要承认语法虚词是一些必须与另一个词结合使用的词(syncategorematic)。这些词并不是在孤立状态下,而是在语境中加以定义的。

     这把我们引向五个转折点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即从词项转向语句。在中世纪,人们已经有了关于那些必须与另一个词结合使用的词的观念,可是,把这个观念发展成为一种明确的语境定义理论的人,却是约翰 · 霍恩 · 图克的一个同时代的人,即杰里米 · 边沁。他不仅把语境定义应用于语法虚词以及与此类似的词,而且甚至应用于某些真正的词项,即可单独使用的词项(categorematic terms)。如果他发现某个虽然便于使用,然而在本体论上令人困惑的词项,语境定义能使他在某些场合下继续使用这个词项,而不承认这个词项的指谓。他可以宣布这个词项尽管具有语法的外貌,然而必须与另一个词项结合使用,在那种场合下,如果他能够系统地表明如何把他想把这个词项嵌人其中的那一切语句作为一个整体译释出来,他就能证明他对这个词项的继续使用是正确的。这就是他的虚构理论(theory of fictions):他称之为译释(paraphrasis)的那种东西,我们现在称之为语境定义。 与语法虚词相似,这个词项作为有意义的整体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在其中使用一个词项的每一个语句都译释为一个具有明确意义的语句,那就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要求。

     任何一个可能把洛克和边沁对抽象观念的忧虑继承下来的人。都可以从边沁的译释理论中获得一些安慰。从约翰 · 霍恩 · 图克的观点重新加以考察,这些忧虑就变成对抽象词项的忧虑。在这种场合下,边沁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希望、即以某种方式在某些语境中对那样的词项进行调节,而不必勉强承认一种关于抽象对象的本体论。我相信一个人不可能以如此方式彻底清除一切抽象对象、而不让包括古典数学在内的大部分科学作出牺牲。不过,人们肯定可以把这些唯名论的目标推迟到大大超过边沁和图克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可能清楚地设想的那个限度。

     语境定义引起语义学中的一场革命:也许不像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那样突然,不过,与哥白尼革命相似,它也是中心的转移。现在不再把语词,而是把语句看作意义的主要通道。与语法虚词相似、词项也是通过对把这些词项包含于其中的那些语句的意义作出贡献而具有意义。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是不明显的,语境定义也是如此。它之所以不明显,是由于我们大多是仅仅通过所理解的语词的排列而去理解语句的。这种情况必然是如此,因为语句是潜在地无限多种多样的。我们学会某些处于孤立状态下的语词,其实是把它们看作一些单词句;我们进一步通过学习把这些词包含于其中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短语句,而学会这些处于语境之中的语词。我们通过这些以如此方式学会的语词的排列而理解其他语句。如果在其后把如此学会的语言排列出来,这个手册必定大部分是由一个语词接一个语词的字典组成,从而模糊了语词的意义是从把这些语词包含于其中的那些语句的真值条件中得出的抽象概念这个事实。

     正是对语句在语义上的这种首要地位的承认给我们提供了语境定义,反过来说也是如此。我把这一点归功于边沁。几代入之后 ,我发现弗雷格赞扬语句在语义上的首要地位,罗素把语境定义极其充分地应用于技术逻辑。不过,边沁的贡献在那段时期里并没有失去效力。在19世纪的进程中,在微分中出现一种做法,即把微分算子用作模拟系数,同时又承认这些算子只有作为较大的词项的片段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其实,正是这种用法而不是边沁的著作。直接启发罗素提出他的语境定义。

     由于注意力从语词转向语,认识论在20世纪开始成为一种主要不是针对概念而是针对真理和信念的批判。在维也纳学派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意义证实理论,所涉及的是语句的意义和意义性 · (meaningfulness),而不是语词的意义和意义性。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同样也把他们的分析指向语句,而不是指向语词。这一点与他们的指导者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著作中设立的范例相一致。边沁的学说在时间的进程中充分渗透到和弥漫于认识论之中。

     下一个转折点,即我所说的五个转折点中第三个转折点,是焦点从语句转向语句系统。我们开始认识到,在科学理论中,甚至一个完整的语句对于作为独立地传递经验意义的渠道来说,其语境通常也过于狭窄。它将不具有它的那组可分离的、可观察或可检验的后承(consequences)。一种合理地把有关内容包括在内的科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确具有那样一些后承。这种理论将蕴涵一些观察条件句。像我称呼它们的那样,其中每个条件表示,如果出现某些观察条件,就会发生某个可观察的事件。可是,正如迪昂(Duhem)强调指出的,这些观察条件只能被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所蕴涵。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被证明是假的,那么这种理论便是假的,不过从表面上看,不能说这种理论中的哪一些组成语句应受到谴责。不能把这些观察条件分配为这种理论的某几个语句的后承。理论中的一个单一语句倾向于不蕴涵任何一个观察条件。

     科学家的确用观察条件去检验他的理论中一个单一的语句,不过仅仅通过他已选定把那个语句看作脆弱的和把其余的语句看作暂时坚实的。当科学家检验一个新假说,以便在他一旦可能便把这个假说增加到他的那个不断增长的信念系统之上时情况就是如此。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理论或者理论系统看作用以传递经验意义的载体时,我们认为这个系统应当包括多大的范围呢?“是否它应当是全部科学?或者整个一门科学,或者科学的一个分支?应当把这一点看作程度问题,看作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问题。各门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连接的,即使它们不共享其他东西,至少共享一种共同的逻辑,以及通常还共享数学的某个共同部分。然而,如果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体系看作整个儿(enbloc)包含在每一个预言之中,那就是一种没有意思的墨守成规。某些比较适合的范围已足够了,几乎足以传递它们的独立的经验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必须容许在意义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模糊。

     如果以为理论中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语句具有它的可分离的经验意义,也是错误的。理论语句逐步下降为观察语句;可观察性有程度之别,也就是说,从目前的证据去看一个语句可能获得的那种自发的一致同意,有程度之别。即使可以说,从一个人的理论中其他语句的观点看来,甚至可以撤销一个观察语句,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幸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无论如何,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中,将有一些单一的语句,即一些很长的理论语句,肯定具有自己的可分离的经验意义,因为我们能够构造出一个关于整个理论的合取语句。

     因此,应当把第三个转折带来的这种整体论仅仅看作一种温和的和相对的整体论。重要的是,我们不再要求或者期望有一种具有它自己的可分离的经验意义的科学语句。

     紧跟着这种整体论而来的是第四个转折点。这就是转向方法论的一元论。整体论模糊了人们在具有其经验内容的综合语句和不具有任何经验内容的分析语句之间所想象的那种对立。现在人们认为分析语句所起的那种组织作用为所有的语句普遍地共同享有,同时认为以前被假定为仅仅为综合语句所具有的那种经验内容已分布于整个系统之中。

     最后,第五个转折带来了自然主义,即放弃第一哲学的目标。自然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一种对实在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可错的和可纠正的,但它不对任何超科学的裁判负责,也不需要在观察和假设一演绎方法之外作任何辩护。自然主义有两个来源,它们都是否定性的。其中之一是对能够用观察词项甚至用语境定义去普遍地定义理论词项感到失望。整体论的或者以系统为中心的方法一定足以引起这种失望。自然主义的另一个否定性泉源是一种不可更新的实在论,它是自然科学家的一种坚定的心理状态,除了对那种内在于科学的、可协商的不确定性之外,自然科学家绝不会感到不安。自然主义在1830年已经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反形而上学家奥古斯特 · 孔德(Auguste Comte),他宣称“实证哲学”在方法上与专门科学没有区别。

     自然主义并没有抛弃认识论,但把它同化于经验心理学。科学本身告诉我们,我们关于世界所获得的信息仅仅限于我们表面的刺激,于是认识论问题就转变为科学内部的问题,即我们人类如何能够从那样一些有限的信息出发设法达到科学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科学认识论者进行这种探索,得出一种与语言学习和知觉神经病学密切相关的说明。科学认识论者谈到人们如何设置物体以及那些假设的粒子,可是他没有打算提出以如此方式设置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进化和自然选择无疑会出现在这种说明之中,科学认识论者如果看出一种方法,他将感到他能自由地应用物理学。

     自然主义哲学家是在继承得来的世界理论的范围内开始他的推理的,他把这种理论看作一种正在进行的事业。他尝试地相信其中所有的一切,可是他也相信某些尚未辨认出来的部分是错误的。他试图从系统的内部去改进、澄清和理解这个系统。他是那个忙碌的在纽拉特(Neurath)的船上随波漂流的水手。长按二维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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