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波伏娃和我：被勾引的姑娘的回忆
2016/8/10 哲学园
左为作者比安卡，右为波伏娃
老蝉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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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波伏娃和我
被勾引的姑娘的回忆
比安卡·朗布兰
一、缘起
戴尔德勒 · 贝尔在书里有大量近于诽谤的断言。那时候，波伏瓦在女生班里得到一个新鲜的肉体时，总是在自己尝了味道之后，再把她塞给或者说逼到萨特那里。无论如何，我的经历就是如此。
在长期的犹豫之后，我第一次下决心把我一生中的一幕悲剧公诸于世。实际上，尽管写下这段往事使我感到厌恶，但经历的事件却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的故事之所以不同凡响，无疑是由于其中两个主角的名声：西蒙娜·德 ·波伏瓦和让-保尔 · 萨特。我们三人曾经形成一个小团体，或者至少这是人们在当时向我表示的看法。
经过了这个1990年的夏天，今天我要试图叙述这段我所经历的引人注目的插曲，以便为为发生的事情作证，不再在一个化名下面躲躲闪闪、而是把自己袒露在我的同代人的面前。我充分意识到、这份证词也许会受到某些人的嘲笑：冒犯如此重要的人物，对于那些依然崇拜他们的人来说是多么狂妄。我是在进行冒险。西蒙娜·德 ·波伏瓦，接着是萨特在1940年对待我的方式，他们使我蒙受的屈辱和痛苦是如此沉重，所以我希望仅仅我要摆出的事实，就要比人们在《致萨特的信》里看到的谎言更加清楚和准确。在读这些《信》和同时发表的《战争日记》的时候，我在1940年的痛苦又在50年之后苏醒了。从前我经历的但不理解的一切，其中的含义终于暴露出来了。
我曾多次尝试写出这段经历，但均属徒劳。我总是受到一个强大而陌生的障碍的阻挠和封锁。我不能向任何人谈起我碰到的事情；我向所有的人保守着这个秘密，只有我的丈夫以及后来长大成人的女儿们除外。当然，巴黎大学里也难得有几个朋友或同学疑心过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不过他们为数很少。
1990年初，加里玛出版社出版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从1939年至1941年所写的《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西尔维娅·勒邦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材料公诸于众，它们主要属于私人的性质，但是涉及到许多人，而尤其是在那个时期，由于我遇见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我的生活被彻底地搅乱了：、西尔维娅·勒邦只是避免提到我的名字，并且在提到时用“路易丝·维德里娜”这个假名来代替。事实上，不久以前在《世界报》的一段短文里，我看到西尔维娅·勒邦决定把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某些信件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时候，就给她写了信，提醒她西蒙娜·德· ·波伏瓦曾正式许诺在她的信件和回忆录里永远不提到我的名字。我在给她写信的时候，还不知道她在准备出版《致萨特的信》。
尽管这些《信》和这本《日记》的内容如此严重地伤害了我，我还是要开始就在这里声明，我的叙述并非出于一种报复的欲望，而只是想澄清事实。
这这些材料的出版导致了大量文章的发表，有些予以赞扬，有些表示反感。从《世界报》、《她》杂志到《解放报》，我读了其中的某些文章。一些朋友向我谈起这些材料的内容，让我警惕，并且尽力劝阻我不去读它们。但是我没有躲避危险的习惯，我迎上前去，虽然这种感受是痛苦的。不过在买了这三册书之后，我还是过了几个星期才敢打开。我受着两种相反的感情的折磨：我想知道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怎样向萨特讲起我的，但同时又感到害怕。应该承认，报刊上引用的某些段落使我直起鸡皮疙瘩。
为了理解我经历的危机的严重性，我应该强调指出，问题不仅在于那些我青年时代的、早已过去的事件，而且还因为西蒙娜·德·波伏瓦仍然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整个一生中，我们一直定期见面。我对她完全信任，相信她能够理解一切，把她看得极其正直。我认为她的友谊尽管与我年轻时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感情完全不同，但还是真挚的。她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破坏她保留在我心中的形象，而且相反地不让这个形象受到丝毫的玷污。现在我读了《信》和《战争日记》，我无法解释我怎么能被欺骗到这种程度。当然，我总是很难设想别人的伪善，然而我的天真也不是永无止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的青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我的整个一生中都未受损害的我的老师的形象，就好像一块屏幕一样起着掩盖她的真实感情的作用。在那些久远的时刻里，西蒙娜·德·波伏瓦很少向我谈起她和她的亲人，借口是“谈这些没什么意思”，或者就干脆撒谎；她小心地不让我接触她的朋友们，不让我进入她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我就没有多少能够对她进行判断的标准。
现在我明白我成了萨特的唐璜式的冲动以及海狸(波伏娃的别名)对这类冲动的暧昧而可疑的庇护的牺牲品。我进入了一个关系复杂的世界，它导致了一些可悲的混乱、庸俗的算计和不断的谎言，而他们则小心地不使自己因此而变得糊涂起来。我发现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女生班里得到一个新鲜的肉体时，总是在尝了味道之后再塞给或者更粗俗一点说是把她逼到萨特那里去。无论如何，人们都可以这样来理解奥尔伽· 科萨基也维奇和我的经历。萨特憨厚老实的外表，海狸表面上的严肃和朴素仔细地掩盖着他们的邪恶。实际上，他们是在庸俗地重新扮演《危险的关系》里的文学典型。
对我来说，我曾经完全深信他们的结合是牢不可破的。这种信念当然是以西蒙娜· 德·波伏瓦向我介绍他们的感情和契约的方式为前提，但也是与我对爱情和忠诚的观点分不开的。在“三人小团体”时代(也就是1939年)，我坚信他们两个人都衷心地爱着我。我分别与这两人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是以他们相互的爱情作为坚实的基础，这个事实使我毫无嫉妒之心，相反地倒有很大的安全感。我觉得自己与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在认识萨特之前，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与我之间只有一种狂热的友谊关系。从他进入这个感情的范围开始，一切都变得困难得多和复杂得多了。
何况他们彼此活动的世界与我的世界相差很远，这个世界与我在这之前所了解的世界毫无相似之处。我甚至连他们追求的目标都一无所知，就被他们的反复无常所摆布了。从我这方面来说，这种双重的激情，这种古怪的奇遇，使我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如此兴奋，沉醉在一种迷人的梦幻之中，以至妨碍了我去识别他们对我所说的谎言，去消除我像落入圈套那样所产生的种种错觉。在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很可能没有体会到潜伏在我身上的感情的激烈，以及我的爱情观迫使别人接受的一些强烈要求。从他们的角度看来，我们的故事平庸无奇，至多是与奥尔伽组成的三人小团体的平淡的重复。然而对我来说却是唯一的、必不可少的，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海狸在给萨特的信件中不断地指责我的“悲怆”常常使她不快，原因就在于这种隔阂。但是当人们好玩地点燃了一堆火的时候，是永远无法知道它会蔓延到什么地方，风会把它刮到何处去的。
我决心写出我自己的经历，另一个无疑不太重要，但也起着某种作用的动机，就是我不能再甘愿成为被动的物体，让传记作者或小册子的作者们热衷于描绘我的特征，我终于想成为叙述自身经历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为其他的人当一个客体了。
1990年，戴尔德勒·贝尔在纽约出版的一本传记《西蒙娜·德·波伏瓦》使我大为愤怒。自夸曾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多次长谈的美国教员戴尔德勒·贝尔，在这部看起来是资料性的作品里，以她的方式叙述了我与这两个作家的关系。甚至在传记的本文里，以及在这本厚书的索引里，她都写明了我的娘家姓和婚后的姓，还说出了我的假名路易丝·维德里娜的由来。
当我通过我在美国的家庭成员获悉我因此得到了一种可疑的名声时，我惊慌不安而又怒不可遏，因为我一贯的行动准则是对“三人小团体”这一事件保持沉默，曾经要求(并且获得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作出的诺言：永远不在他们的作品里提到我的名字。在美国，我认识的人不多，再说法律也不保护私生活，要想抨击这部已经出版而且销路不错的作品，既不可能也是徒劳。但我非常担心的是它很可能被译成法文。无论是我的丈夫还是我本人，我们在这里认识的人都非常之多，贝尔纳有过许多学生，我也有过几代学生了，何况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同事。而戴尔德勒·贝尔的书里当然有一些确凿的事实，但也会有大量近于诽谤的、可疑的断言。
因此我咨询了一位律师，他劝我不要在美国采取任何行动，而是确认我可以事先提醒未来的法译本的出版商，我坚决反对公开我的名字和泄露我的假名 。经过在法亚尔出版社、戴尔德勒·贝尔和我的律师之间的18个月的艰难协商，贝尔夫人最后同意用她自己名字的起首字母D.B.来代替我的名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法译本于1991年由法亚尔出版社出版。
很难弄清楚戴尔德勒·贝尔是怎样写作的。显而易见，她对西蒙娜·德·波伏瓦有关我的恶意的谎言信以为真，从来不加以核实。而西蒙娜·德·波伏瓦则从不明确地告诉我有一个美国教员在写一本关于她的重要的书。她偶尔漏出的几句话也是含糊其词，但往往是关键性的，她“禁止”我在这本书出版后阅读它，这种禁止本来是应该引起我的怀疑的。海狸的方式显得那么朴实，使我对此几乎未加注意。世界上写了那么多关于她的东西，使我被她的名声所震慑，早就不去注意这些书籍的出版时间了。
此外，西蒙娜·德·波伏瓦还作了安排，使戴尔德勒·贝尔不与我接触，这样她就成了关于我们这段共同经历的唯一的消息来源。从她的这一切手腕中得出的我和贝尔纳的形象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使我非常反感。
从1989年到1991年出版的各种指名道姓地责难我的书籍，使我下决心由自己来写我的18岁时经历过的事件。
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去世四年之后，1990年代表着重要的年头，是1940年的颓丧在50年后的一种重复。但是这次我感到的不是曾使我不能自拔的被抛弃的痛苦，而是一种无边的悲哀，一种如此彻底的失望，以至我在发现这个我终生热爱的女人的真正人格时感到一阵恶心。我的身上升起一股拯救我的怒火，使我得以从惊愕中清醒过来，消除我的胆怯和曾经束缚我的一切。我终于能讲述这段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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