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论现代危机和现象主义的兴起
2016/8/29 哲学园
沃格林论现代危机和现象主义的兴起
李晋 马丽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播讲了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世界大战》这部讲述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小说。收听的人们以为这是新闻广播，在美国甚至欧洲引起了剧烈的恐慌。人们相信从空中坠落到新泽西州的陨石，正是火星人所搭乘的飞行器，对地球开始大肆的征服。尖叫，四处的逃窜，恐慌在人们当中蔓延。至少170万美国人相信这个广播是真实的，120万人惊恐试图寻找能够生存下来的方式。这场遍及美国延续到欧洲的群体性的癫狂事件，尽管吸引了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德利?坎切尔(Hadley Cantril)等诸多心理学学者的研究，但是在20世纪政治和神学观念史中很少有思想家对此给予关注。一年以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就渐渐地淡忘了这场集体性的癫狂。然而沃格林，这位从纳粹政权逃亡到美国的政治哲人却没有忽视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问题，这次的恐慌和二战的爆发，以及其他二十世纪的悲剧，都有同样精神危机的起源——人类的灵魂出了问题。
沃格林在他的《政治观念史第七卷最后的定向》谈到这场危机时，说到：“我们目睹了科学的潜力所展现在宏伟的技术成就的领域之中。这些技术领域变得越来越现象化，并且摄取着难以让人摆脱的特性，它诱惑人们不需要关注实在秩序领域中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现实转变。这种技术手段变为了一种合法性的秩序。这同样的意义上面，生物或经济学的技术秩序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什么能够做，应当如何去做。结果是，我们看到将整个人口进行毁灭性的迁移，用机枪扫射平民，恐怖性轰炸和城镇的焦土，以及恐怖的集中营。这些工具不再是一种服务实在目的执行工具，而是摄取为它们自身的动力，能够扭曲可能的技术性目的。如果目的领域自身在实际中已经干涸，如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而生物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魔力却侵入了目的领域，各色现象主义的组合威胁着最后一丝实质的残留。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毁灭性赤裸裸的表现了现象性魔力压制了属灵秩序。在连载漫画和集中营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火星人的入侵而逃离的人，原因在于这种漫画和广播已经瓦解了他的人格，而党卫军没有任何懊悔而绞死一个囚犯，是因为在属灵实在秩序中原本是人类兄弟的人，在党卫军的内心中，他对于这些行动却已麻木不仁。现象主义进一步将我们的社会转化为一种附带精神病医院的联合式的屠宰场，少有同辈之人清醒地对此足够认识。”(引文均为作者自译) 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被沃格林定义为在认识论上，现象取代了事物的实质，人错误的将事物的现象当成了事物的实质。现象主义将事物之间的现象关系解释为一套情感和观念的复合体。这是近代思想从笛卡尔开始的二元论，将身体和灵魂割裂开来，其在基督教教会秩序的压制下，还没有将欧洲的精神彻底地瓦解。然而当基督教世俗国度秩序的瓦解，伴随着17世纪新科学的产生，自然科学取代神学和哲学的地位，从而将人和宇宙论的理解分离出来，人成为了自然的立法者。这是现象主义所产生的背景。17世纪到18世纪，社会理论已经从神学中彻底地脱离出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主义，一直到达尔文主义演化理论的出现，两者结合在一起，扩展到政治和经济的领域之中。
这是沃格林早期的研究《种族与国家》中就已经谈到的问题，这是一种“自然科学迷信的教义体系”。这种科学主义蕴含的两条教义就是，第一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唯一真正的科学，唯独它能够解决人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其次，就是科学本事是始终不停的进步，这种进步观，也延伸到了社会理论和人类历史之中，即先前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思想，都是毫无用处的，形而上学不过是未经启蒙之光点亮的迷思而已。任何不符合科学范式所能把握的问题，都是虚假的问题。有趣的是，近二十年之后，沃格林在他的《政治观念史第七卷》中重新将现象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专门进行了论述，并且尽管沃格林对于卡尔.波普不屑一顾，却对于与波普立场相近的哈耶克的研究给予了肯定，在一个注脚中，沃格林让读者们参考哈耶克在1942年发表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一文。
随着科学主义的蔓延，欧洲社会和心灵的根基都开始动摇，人，在宗教改革之后，这个躲藏在宇宙论瓦解的碎片下的灵魂，需要存心寻找栖身之所。哲学的问题已经愈发不那样对人有吸引力，人不应当再追问人应当如何活着的问题？而是应当面对我们怎样才能活着的问题？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本体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人的问题不在是一个心灵的问题，而是一个物质欲求的问题。
从沃格林主义的角度，整个现代危机的问题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是现象主义在三个层面上所引起的，也就是，生物学现象主义，经济学现象主义和心理学现象主义。
对于生物学现象主义，沃格林认为观念史学家应当注意到18到19世纪生物演化理论思想成熟这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达尔文是一位伟大的实证生物学家，他整理了大量令人信服的材料来支持他的理论；大批量的实证数据扩展了一个新的有序的知识领域。同时，无论达尔文还是其追随者却都不是出色的理论家，以至于关于在现象和实在的知识之间这个问题上仍旧相当的模糊晦涩。”19世纪开始，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学术的分工，学者作为自身狭窄领域的主人，却无法能够认识到自身研究领域的理论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之间有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这种学科的分化到今日已经在学科内部更为明显，所有的问题都排斥了信仰的知识(cognitio fidei)所启示的先验的秩序，人成为解释链条的终端，一切的研究问题都是工程问题而不是知识论的问题。
生物演化的运动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一场群众运动，对此一知半解的大众们将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这些生物学的概念吸引如社会和政治理论之中，创造出一种与道德和灵魂无关的秩序。这在二十世纪现代危机凸现了出来，它们与种族差异相结合，就如沃格林所说到的，“人和社会的实质被生物学的大衣所遮盖，使得道德和精神意识变得窒息，并且试图用生物学上的生存去取代社会的精神秩序。当这些行动的规则被确立起来时，生命现象的秩序就变为了现象的痴迷。”
对于经济现象主义，这个幽灵依旧围绕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并且不断地扩散来影响我们的认知。经济学从政治和社会理论中独立出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才能够成为可能。只有资本支配世界的时候，经济问题才真正成为政治秩序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理性化，经济个体，利己导向，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现象主义的术语目前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充斥在人的生活中，这是远比政治制度更为深入人心的事情，就是人是单一维度的理性自利动物，是一种经济的存在。然而实在秩序的问题对于社会中的人和他的生活显然要比商品最大化的均衡，甚至效用的满足更为重要的多，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一个产生最大化财富的经济秩序是否值得我们欲求，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为了维持它所付出的牺牲是否值得。沃格林同时代的人，作为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凯恩斯那深入人心的口号，“在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整个经济学所反映出来的经济现象主义，无论自由放任者还是国家干预乃至马克思都在这个阴影之中。有效和最优的外在秩序的均衡，已经代替了心灵-外在的秩序。沃格林对此的评价是“我们注定目睹了道德意识的衰落，并且自发去接纳罪恶，这些罪恶也就使得随着在短期中的所受的困难通过最终在长期中的收获作为补偿，这种现象关系转变为了一个实质性的义务秩序而产生出来。短期和长期的论证特别地揭示出了经济现象主义。按照人的实质秩序，短期是人的具体的存在；另一方面，长期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以具体存在的视角来看，时间的点所呈现出的长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为了当下，在随后的时间点，其依旧是具体的个人所生活的短期。用现象的秩序来取代实质，现象主义就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不仅仅是商品的吸收剂，而是人的地位决定于其与整体社会间的关系..。而实质上那真实的贫困和富裕，这些决定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贫困和富裕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改变。对于在社会中人的实质秩序的起源是被忽视了的，在原则上，这和生物学的现象主义中那种现象行为的残忍冷酷是一样的。即使通过那些试图重建社会实质秩序的革命，也不能打破这样的冷酷行为。极权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它们的要素中都存在对于打破自由经济的痴迷和演化出新的实质秩序的欲求。然而，在不同程度上革命的实质被新的计划的现象主义所遮蔽。“计划”将会像自由经济的市场机制一样，成为遍及于社会实质秩序之上的经济关系的一个系统。实质秩序的观念将会成为一个前提条件，离开了它，计划的观点就是空谈。然而，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它们和自由主义一样的趋势，将计划树立成为绝对的秩序，对待个人视为计划的一个功能，甚至相比现象自由主义对待个人时更为得残忍，在经济行为的互动中这种计划只是将个人视为一个具有功能性的要素。”
在对于心理学现象主义，沃格林指出了当代心理学已经彻底将灵魂的问题抛掷，取而代之的是爱欲的分析，实验性，言语的行为，人类属灵的生命被约减为了多因素的可控变量，心理上的管理者取代了灵魂的唯一主宰。在现代社会中，真实本质的丧失，导致了心理学的控制无孔不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从沃格林主义的视角来看，依靠商业的广告、政治的宣传、“新闻”的报道，在期刊和杂志的书面批评都是这一现象的反应。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沃格林的眼中“是一个名牌商标、香皂、香烟、权威的人物和人们喝威士忌选择品牌的差别、必读书、畅销书、品味，以及应用于特殊场合的极为诱人的香水，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也是充斥着领袖，电影明星，大人物，教育家以及战争罪犯的世界；有着第三方、永久和平、和无条件投降这些名义的世界；有着三巨头、四巨头、五巨头的世界；有着史无前例的炸弹负载和演讲的世界；有以历史会议命名的世界；调整的、有条件的、教育和再教育命名的世界；宣传和反宣传的世界；复杂、踌躇、挫败和喜悦的世界；进步的世纪、儿童、普通人和琐碎之人的世界。总之，紧接着中世纪天使和看上去似乎卑劣的魔鬼名册中，我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现代的魔鬼学“。
哈佛政治哲学家曼斯菲尔德认为沃格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被低估和忽视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另外两人是施特劳斯和米塞斯)。沃格林侥幸从纳粹政权中逃脱，流亡到美国，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少有的直面现代性问题深处灵魂的疾病的哲学家。对他而言，这种疾病从本体论上来说就是失序，从希伯来传统而言就是背离了十诫中第一条和最后一条诫命，从希腊柏拉图的传统来说，就是我们灵魂中的疾病(nosos)。
当下，我们仍旧在这种灵魂的失序中，其表征的社会实在已经转化为一种现象主义的运动，成为祛精神的次级存在，所表现在个体领域的焦虑和不安。在集体性的层面中，个人性的不安指向一种恐慌性的集体中寻求安全感，所以，任何脱离了心灵或精神实在所召唤的主义和信条都可能会将个人心灵与实在相互隔离，言语的统一性和消费的同一性将所有个体的人放置在一种虚幻的反抗和欢愉之中。任何不具有永恒意义的主义、国家、商业的机器都侵入到精神属灵的目的领域中，而我们看到各样的恐慌，就是它们本身已成为一种伪造的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再次重复先知以赛亚的追问而非像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试图要打破的那句话，“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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