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思虑二十世纪 & 沉疴遍地
2016/9/13 哲学园
价值崩溃的年代：托尼·朱特的二十世纪
作者=马维
来源=2016年4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不知为什么，有些著名的神经系统疾病，比如帕金森氏症总是喜欢找上头脑卓越的人物，好比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常常是聪明人。科学家对此或许能够提供某种解释，但对于不通医术的普通人而言，知道一位有希望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好东西的人居然患上这类不治之症，总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2010年的西方史学界就经历了这样的时刻。那一年，当刚刚熬过癌症考验的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尼·朱特，被确证患上了和斯蒂芬·霍金一样的病：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也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渐冻人症”)。更为不幸的是，他的病程发展显然比霍金要快得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比他年轻整整一代的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教授提议，以对话形式来共同完成一本书，这就是托尼朱特最后的作品，也是他本人的思想自传，《思虑20世纪》。
这是一本特殊的书，成书过程远比一般著作要艰辛得多。每个周四，斯奈德都会搭乘8时50分从纽黑文到纽约中央车站的那班火车，然后换乘地铁到朱特家所在的街区。在那里，斯奈德常常先找一家咖啡馆，花些时间整理当天谈话的思路，做些笔记，再去到朱特的公寓，斯奈德认真握着病人冰凉的手，想让他饱受冷冻之苦的他感受到些许温暖。随后两人便开始了一整天的工作。这样的日程从2009年初一直持续那年的夏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朱特的朋友，斯奈德目睹了疾病对朱特身体的毁灭性伤害。斯奈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对话始于2009年1月，当时托尼还能行走。他虽然无法转开公寓门上的把手，但还能站在门内欢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欢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都不都被呼吸设备罩住了，他的肺已经不能工作了。夏天，托尼在一家高大的电动轮椅上俯视着我。托尼此时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几乎完全动不了了。”但两位对话者和朱特的家人一致认为，此时进行这种对话，“是精神支撑的重要来源”，对话给两人带来了专注的愉悦、交流的和谐以及工作顺利进展的满足感。而在斯奈德看来，“致力于手头的话题，跟上托尼的想法，是一项很有趣也很快乐的工作”。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让人很得安慰的作品。
托尼·朱特：对我来说，爱是这样一种境况，它能令被爱的人满足于独处。 “停驻”总令人紧张——无论停驻在哪里，总有做不完的事、取悦不完的人，不是要完成这个义务，就是要勉强扮演那个角色：感觉上怎么都不妥。然而反过来，“前往”则令人轻松。我从来没有像要独自前往某处时那样愉快过，且路程越长越好。步行令人高兴，骑行令人享受，坐巴士也很好玩。而乘火车，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感觉。
我的这篇谈论托尼·朱特的文章，以他的疾病开始，却并不想渲染一种悲情。像朱特这样曾经整天和历史打交道的人，想必早已看穿生死。在那篇收入《记忆小屋》的一篇随笔《夜》中，他曾提到，在很多个夜晚，他都在做着同样的练习：在脑子里写故事。他的病几乎不会让人产生痛感，也不会影响头脑。从某种角度讲，身为思想家、学者的他患上这样的病，未尝不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虽然这样说或许显得过于残忍。
“骄傲”的局外人
回想起来，在西方历史学界早已声誉卓著的托尼·朱特，他的名字逐渐为国为人所知，大约也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在中国的命运与很多西方人类似：他们的著作，都是在被广泛传播和阅读很久以后，才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终究没有错过他。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在书店遇到朱特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时，那种略带惊讶的喜悦。那本《责任的重负》，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莱昂·布鲁姆，二战前夕法国左翼政党联盟“人民阵线”内阁的总理，尽管是个短命政府，但在他的内阁里，几乎每个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连科技部的几位的部长、副部长，也都是喜欢介入社会的诺贝尔奖金得主。但是这样的人，不是早就被人遗忘了吗？居然会被一位出生在英国的犹太学者挖掘、关注，真是一件让人有点意外的好事。
后来，读了朱特的鸿篇巨制《战后欧洲史》和小册子《沉疴遍地》，我才觉得，以朱特自己的思想风格和个性特质，选择布鲁姆这位试图将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带入现实政治的先驱、孤独的政治家作为著述对象，乃是必然的。因为朱特本人也和布鲁姆一样热忱，一样是永远对社会变革心存希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他的所有作品，也都是属于“我笔写我心”的那类。甚至在长达四卷的作品《战后欧洲史》中，作为笔下这段历史的同时代人，他也选择了一种更强调作者本人的介入和在场的叙述风格，这样的作品，因其鲜活，在普通读者这里也许确实更受欢迎，但也正是这一点，让他被学术界的一些人评论为“自以为是”。而朱特，不仅从未因此而失落，反而一直都为自己在学界的“局外人”身份自豪。
来自英语世界的孩子
托尼·朱特1948年生于伦敦。当时犹太人在社会地位上仍然明显处于边缘，因为周围学生对犹太人的歧视仍或隐或现，他自承“在学校里得不到任何意义上的集体认同感。” 此时托尼最爱的消遣之一就是读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学习乔叟、莎士比亚和玄学派诗人的作品，阅读萨克雷、笛福、哈代、乔治艾略特、沃尔特司各特等人的作品。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仍然可以从一种和过去几代人所受的教育没有太大不同的传统中受益。而在朱特本人看来，正是生命早期就根植于他身上的所有这些东西，让他产生了一种“对英语的自在感”，后来，也是这份“一直保留的深切的英国性”，让他这样一个曾经持“1968一代激进青年政治观”的人，能够顺利回流到自由主义的主流里来。而对作为学者的朱特来说，英语的影响还远不止此。就像他告诉读者的：“我不知道我的英文写作是否比其他人都更为出色，但我知道我在写作中怀着真实的愉悦。” 真实的愉悦，多好啊。不知道在今天这个全球学术界都被数据统治的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在学术写作中保留着这种真切的幸福感。
所以，读朱特的书，才常会感受到一种人文的温情，不紧不慢，入情入理，就像这本书，没有豪言壮语和斩钉截铁的论断，却总能在字里行间闻到一丝思想的芬芳。这样的文字，固然也有可能出自欧洲别国作者之手，比如法国，但很难想象作者的身份会是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朱特不同于他的很多声名显赫的犹太前辈：既不同于自己对之心存敬意的研究对象、常以理性的官僚型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面目示人的雷蒙·阿隆，也不同于尖锐直接的汉娜·阿伦特，和另一位同样有着东欧背景的英籍犹太人以赛·亚伯林，在精神气质上也差异甚大(事实上，在朱特眼里，伯林实在是一位八面玲珑的人物)。想来，大概也只有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英式传统，才能产出托尼·朱特这样的文人型思想家。
犹太人问题
作为出生在一个躲过了大屠杀的东欧犹太人家庭的孩子，朱特其实始终面临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就是犹太人问题。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是取自一位死于奥斯维辛的表亲。而斯奈德观察到，朱特那一代的犹太知识分子，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在论著中刻意回避着那段大屠杀的历史。就托尼本人而言，他也承认，直到90年代为止，这样的私人历史也都从未融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中。
朱特自己把倾向于把这种不触碰看作是偶然，但斯奈德的看法或许更具说服力。那就是，朱特和别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样，始终渴望以一种普通人而非“犹太人”的身份进入到学术研究中，想要借此找到一把解决普遍问题而非仅仅是“犹太人问题”的钥匙。而在我看来，作为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典型的“1968一代”，某种世界主义的因子早已融入到朱特的血液里，尽管他年轻时也曾迷恋过犹太复国主义，还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的丰富经历和宽广视野，显然让他无法接受自己仅仅作为犹太人而存在的现实。
另一方面，正如朱特在书里谈到的，“今天作为犹太人和人道主义者而赋予大屠杀的中心地位”，是二战结束后几十年才出现的，在朱特开始学术生涯时，这个问题还远未受到如此重视。当然，作为个人，朱特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仍有着相当的自觉，而且也曾认真梳理过各国犹太人在20世纪的经历。因此他才能够在与斯奈德这位东欧历史专家的对话中敏锐地指出，今天人们熟悉的那段茨威格关于19世纪末维也纳犹太人宁静、富足生活的描述，其实远非当时欧洲犹太人生活的主流。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洞察力也是恐怕与他个人的东欧背景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
作为前马克思主义者，托尼·朱特在书里把自己早年的政治倾向称为“家传的社会主义”。一个他的父亲在二战之前就加入了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党，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者中分离出来的小党。老朱特后来常向儿子语带嘲讽地回忆起30年代后期伦敦东区的反法西斯斗争游行，可是在其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外出游行时，这些领导人自己所做的，就是躲到咖啡馆里等候结果。当然后来托尼认识到，来自这个小党的大多数成员的看法，并不总是公允的。
马克·布洛赫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个尼采所谓的“上帝已死”的世界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替代对上帝的信仰，来解决这个“无根”世界的问题。托尼·朱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迷人之处在于，这样的一套至少在当时看来令人叹服的关于历史如何运作和为何如此运作的论述，会让选择信仰它的人认识到“历史在自己这一边，进步的方向跟自己一致”，这很是令人宽慰。但是在朱特看来，“我愿意为了一个未知但可能更好的未来而忍受现在是一回事，但一同一阁无法证实的假说为名，证明其他人的苦难是正当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正是20世纪智识上的罪孽所在：以你所认为的他人之未来为名，对他们的命运作出裁决，你可能不会对这个未来有任何投入，但你却宣称自己对之具有独一无二的完美知识。”
霍布斯鲍姆
在这部《思虑20世纪》里，对谈很自然地就被引向了“真理”这个关键词。尽管朱特熟悉的东欧知识分子，在冷战后期常常关心“生活在真实”中的问题，可是其中的意义，更多时候也只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真实在何处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就像朱特本人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基于捍卫真相的立场所持的反战观点，尽管态度真诚，却依然有些无力，因为真相并不等于真理。所以在朱特和斯奈德看来，21世纪的一项智识挑战可能恰恰在于，“如何在捍卫真理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基础。”这正是从20世纪的诸多教训中得出的多元主义立场。很多人会把多元主义误解为相对主义，实则此二者有着天壤之别。相对主义在本质上仍是一元论，因为它相信这个世界要么由这一条真理决定，要么由另一条真理主宰；多元主义则承认存在着无穷多种探寻真理的方式，也承认真理在不同的情境下很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道德面貌，所以多元主义反对以单一尺度来评判世间万物。
托尼·朱特为这部兼叙个人历史和时代精神状况的书所作的跋，完成于他去世之前一个月，其中写道：“我们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同一篇文章里，朱特还写到了他自己选择做一名历史学家的动机：“与历史有关的一些东西——通过强调时间来解释变化，以及主题的开放性——在我13岁时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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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着某种根本性的谬误
[美]托尼·朱特 著 杜先菊译
选自《沉疴遍地》
托尼·朱特，是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于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等撰稿。他的两部重要作品《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已由新星出版社先后出版。2010年8月6日，托尼·朱特这位人文学术界的“霍金”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家中去世，享年62岁。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着某种根本性的谬误。2008年的经济崩溃已经证明，奠定战后欧美生活的社会契约——对安全、稳定和公正的保障——不再坚如磐石；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公共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沉疴遍地》中，托尼·朱特巧妙地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凝聚成了富有洞见、通向解脱的思考，提供了表达我们共同需求的语言。要找到出路，我们必须着眼于最近的历史和行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公平的价值应当高于纯粹的效率。
我禁不住担忧，人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由于他们把每个新理论都看成危险，把每个发明都看成自讨苦吃的麻烦，把每次社会进步都当成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们有可能完全拒绝任何行动。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 30 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 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不能被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
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性，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中天然固有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自然”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对创造财富的迷恋，对私有化和私营部门的顶礼膜拜，愈加恶化的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现象的聒噪说辞：对不受约束的市场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 2008 年的小型崩溃提醒我们，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手搭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收拾一下残局、然后一切照旧，我们在未来的年度里将会遭遇更大的动荡。
但是，我们好像不能想象有什么别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新现象。直到最近以来，自由社会的公共生活还一直是在保卫或批评“资本主义”的辩论的阴影下进行的：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往往认同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对双方都失去了意义；尽管如此，“左右”之分仍然有它的用处。它提供了一个挂钩，可以在上面悬挂上对当代事务的批判性评论。
从左翼看，马克思主义对几代年轻人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脱离现状的途径。古典保守主义也差不多是这样：对过分仓促的激变的全面厌恶，为那些不愿意放弃天长日久形成的惯例的人提供了家园。今天，左派右派都失去了落脚点。
30 年来，学生们一直在向我抱怨：“你们当然容易啦”： 你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们相信某种理念，你们能够变革。“我们”(“八〇后”“九〇后”和“〇〇后”)却一无所有。从很多方面看，我的学生们是对的。我们很容易——就像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人也很容易，至少在这层意义上。一帮年轻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出类似的挫折感，上一轮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 历史学家们谈及“迷惘的一代”，并不是一种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陷入迷惘，原因并不是缺乏目标。和学生或小学生挑起任何话题，都可以引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串焦虑。事实上，成长中的一代在敏锐地为他们即将继承的世界而担忧。但是，伴随着这种担忧的，是一种普遍的沮丧情绪：“我们”知道有什么不对，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该相信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在过去那个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从来不会举棋不定。 60 年代最典型的色调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的信心：就是知道如何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过分傲慢部分程度上导致了随后的反向反弹；如果左派要重获自己的财富，一定要谦虚行事。无论如何，你必须首先辨别出一个问题，然后才能着手解决它。
这本书是写给大西洋两岸的年轻人的。美国读者可能会因为书里频频提及社会民主主义而感到震惊。在美国，人们不常提及社会民主主义。当记者和评论家主张用公共资金资助社会目标时，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描述成—他们的批评家也将他们描述成—“自由主义者”。但这样说很含混。自由主义者是个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标志，我们应当很自豪地佩戴这个标志。但是，就像一件设计精良的外衣一样，它掩藏的多，揭示的少。
自由主义者是反对干预他人事务的人： 他能够容忍不同的态度和非传统的行为。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就主张将他人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给个人以最大的生存空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发展。这种态度的极端形式，在今日和自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联系在一起，但这个概念大体上是多余的。大多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倾向于不干预他人。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某种混合体。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致力于文化和宗教宽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通过累进税来支付个人无法为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产品；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会将这种税收和公共福利看作必要的邪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好社会的设想，一开始就给国家和公共部门分派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可以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很难推行。我的目标之一，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必将有所裨益。无论如何， 20 世纪进程中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很多最好的东西—我们被催促着以效率和“小政府”名义加以摧毁的一切，在实践中正好和欧洲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呼应。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做；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谈论它。
欧洲的难题有所不同。许多欧洲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但他们忘记了如何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当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处于守势，需要辩护。有人批评欧洲模式太贵、经济上效率低，他们对此也不予反击。然而，福利国家在其受益人中却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欧洲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支持废除公共医疗、结束免费或补贴的教育、减少提供公共交通和其他基本服务。
我想对大西洋的传统观念都提出挑战。确实，目标已经大大弱化了。 21 世纪的头几年，“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个经济学家或“专家”在阐述放松管制、小政府和低税率的优点。看起来好像凡是公共部门能够做的，私人都会做得更好。
从“爱尔兰奇迹”(“凯尔特虎”的房地产泡沫的繁荣)的受惠者，到前共产主义欧洲的教条化的超资本主义者，华盛顿学说受到各处的意识形态啦啦队的欢迎。就连“老欧洲人”也被席卷进来。欧盟的自由市场项目—所谓“里斯本议程”，法国和德国政府热火朝天的私有化计划，都见证着批评它们的法国批评家所称的新“单一思想”( pensée unique)。
今天，已经有了部分觉醒。为了避免国家破产和全盘的银行倒闭，政府和中央银行都进行了显著的政策逆转，为了追求经济稳定而大笔花费公共资金，毫不犹豫地将失败的公司纳入公共控制之下。数量惊人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们顶礼膜拜，如今也排起队来，“铺上麻布和炉灰”，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宣誓效忠。
这一切都可喜可贺。但它并不能构成一场知识革命。恰恰相反： 正如对奥巴马政府的反应所显示的，转向凯恩斯经济学只不过是一次战术性撤退。《新劳工法》也同样如此，总体上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私营部门，尤其是伦敦的金融市场。确实，这场危机的一个后果是挫伤了欧洲大陆人对“英美模式”的热情；但是，最主要的受益人仍然是那些曾经那么热衷于模仿华盛顿的中间偏右党派。
简而言之，对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人在“重新思考”国家。人们仍然明显地不情愿站在集体利益或原则的立场上捍卫公共部门。惊人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一系列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直战绩不佳；虽然市场崩溃了，他们显然还是无法振作起来。
想要人们对他们认真对待，左派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人愤怒的事情很多：财富和机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断了民主的血脉。但是，仅仅是找出“系统”的缺陷，然后像彼拉多那样撤退，对后果毫不关注，已经不够了。过去几十年里不负责任地在修辞上哗众取宠，没有给左派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 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毫无所知，这个事实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 1914 年，也很少有人预见到他们的世界的彻底崩溃，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不安全滋生恐惧。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其上的信任和独立。
所有的变化都是有破坏性的。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幽灵足以使稳定的民主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气候变化将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寻常百姓将会被重新掷回仰仗国家资源的境地。他们会祈望他们的政治领袖和代表们的保护，开放社会将再次被迫自我关闭，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人们将不再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国家中进行选择。因而，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我们不思考，别人也会思考。
下面的论点在我最初于 2009 年 12 月投给《纽约书评》中的一篇论文中概述过。那篇论文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和建议。其中有一位年轻同行的批判发人深省。她写道：“你所写的，最惊人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形式：你谈到对我们的政治静止感到愤怒；你写道，我们需要对以经济为驱动的思想方式表示不同意见，我们亟须回到那种道德上知情的公众对话。已经没有人这样谈话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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