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1945 | 阿信荐书
2016/5/24 中信出版集团
1945年，黄仁宇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奉命随抗战名将郑洞国赴上海，接受日军投降。后赴南京，亲历冈村宁次向何应钦签纳降书情形，也体验了当时上海日军态度与人们庆贺抗战胜利、法币升值种种社会现象。近50年后，黄仁宇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回顾往事，重视当时的重要事件与社会情形，以亲身的经历，求历史的洞见。
黄仁宇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亲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退伍后赴美就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代表作《万历十五年》。
1945 年我担任前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随从参谋，随他述职而往重庆。原来他在驻印军里承息于总指挥史迪威麾下，不被重视，毫无指挥权，中枢却只说要是他能含忍，他的承担，仍被重视，来日也仍当倚仗。好不容易，列多的中印公路打通，驻印军回国后总部撤销，郑到重庆后希望派到一个独当一面之任务，可是命令公布时仍只获得第三方面军副长官的地位，而且情形比前更差。第三方面军已有一位副长官张雪中，他和郑同系黄埔一期毕业，因之资历不比郑低，他又因在第十三军时为现司令官汤恩伯的旧部，关系密切。郑自是不仅为第二个副贰，况且又“疏不间亲”，还不知道汤长官衷心欢迎他与否。倘使他对派遣的职务表现得过于热切，可能反遭疑忌。
于是他接到命令后并不立即往柳州第三方面军报到，而声称驻印军尚有待收集之事宜，须往昆明处理，一部分这也是实情。譬如说驻印军在缅甸森林中作战，有副总司令直辖之警卫排。又因为与国内长久隔离，曾由郑将军向重庆的商界募得经费购得印刷中文的机件与设备，此时都待区处。至于在兰伽所训练的特种部队有如炮兵团战车营等，此时分割配属国内的大部队，也产生了不少人事上与经理上的问题。昆明既为各部队行进道途之枢纽，又是随军总司令部之所在，也是解决各种问题之场所。
也也料不到我们在昆明一住就是两个月。正轮上了一个“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局面。我们还只看到南屏街前中国妓女与美国士兵搭档，是谓“走国际路线”，后面巷里小贩兜售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如咖啡及化妆品之类的时候，报纸的号外传来，原子弹已将广岛毁灭，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向盟国投降。
当日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初步目标，还只望打通海口，待到第三方面军向广州湛江一带推进打破日军封锁，获得大量美援物资之后，才能提得上全面反攻。料不到目下的任务突然变为“受降”。而且第三方面军的受降区包括南京与上海。我们既不能想象地如是突遭好运，而且立即要亲临光复国都和第一个对外的通商口岸，当然是极端地兴奋。
我第一步的处置乃是减轻行李。因为预料到国内物资的缺乏，我从印度回国时曾在军用卡车上带回一只大铁箱，也因为我曾在缅甸战场一年余，每个月上尉薪饷五十卢比几乎全未动用，再加以我曾替重庆《大公报》写过战地报道，一部分稿酬也用印币支付(《大公报》有加尔各答版)，在回国前夕曾采购夹克一袭，卡其衬衫、毛袜、皮鞋、牙膏、酱油等自用之物足够一两年之所需，也另有自来水笔及扑克牌等。此时连铁箱在昆明就地发卖。到底以一个军官的身份，临街发售物品太难为情，乃请郑副长官的卫士作经纪，由他全权置理，由我酌付中费。在昆明此地无所谓白市或黑市(因为无物价管制)，也无所谓合法与违法(因无军用行李进口受检查付税之条例)，总之几小时内处置停当，净入法币近四十万元(约值美金二百余元)。后来在柳州又蒙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补发的薪饷，所以我在9月5 日抵上海时我的番布干粮袋随身自带，所剩全系钱钞，内中有崭新成扎成捆的钞票，其号码尚前后连贯。军中既有各种供应，我这笔本钱即为今后四个多月都市生活之凭借。
我们于8 月底由昆明飞柳州。9 月4 日晚上乘美军的C-54 去上海设立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前进指挥所。飞机上有两位副长官和必要的参谋副官卫士与翻译官，并随带指挥车一辆。
当飞机到达京沪区上空时，不免感触万千。虽然战前南京与上海为我旧游之地，这次是我生平第一次从上空下瞰长江下游地带。当处水位之低，所有房舍道路只像无根无底地漂浮在水上。
江湾机场地处抗战开始时双方鏖战、寸土必争、国民党军队名实相符的“以血肉作长城”的区域，此时为日方的军用机场。我们的C-54 下降时，看到边缘尚有二十多架驱逐机一线排列整齐，机翼、机腹上的红圆徽令人感到触目心惊。着陆之后，我们不能立即下机，还留在座位上至少有半小时。原来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虽已在密苏里战舰上向盟军代表签订降书，战事终结，此间双方之接触方在开始。日军派有迎接之将领与我方的两位副长官应根据何种仪式礼节见面，尚待翻译官在机旁临时协定，又待上机向两位副长官报告奉准之后，一行才有秩序地下机受礼行礼。我们的指挥车全未置用，日方早已安摆了军用轿车十余辆伺候。将官级上挂红旗，校官级挂黄旗，尉官级挂蓝旗。我们的副官指令一体摘去，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倒是副官处在柳州就预计得好，已带来小型国旗一大盒。日本军用司机立即如命，更换停当，毫无迟疑犹豫的情形。以后我们的经验也是如此，和我们接触的日方人员，上自中将少将，下到军曹列兵，没有一个嘴唇突出歪脸块，带着不愉快和不愿迁就的模样。
我们一行由日人领入南京路靠外滩的Hotel Cathay(华懋饭店，今上海和平饭店)。这是全远东最特级超级的饭店。桌椅全是楠木，窗帘用最厚而结实的物料构成，全身长的镜子触目皆是。张副司令官的卫士说，在这地毯上睡觉就比往日的床上还要舒服，一位随从副官立即吩咐他说时小心，不要被茶房服侍取笑。日本军官看到我们都已安排妥当之后，即敬礼告别。这样子既不知道我们是他们的贵宾，还是他们已成了我们之俘虏，目前不过假释，以便承应各项事宜，那天下午和以后几天，两位副长官和日本将领会商。凡他们有何吩咐，对方总是“wakarimashita”(日语“我明白了”的意思)，唯恭必谨地从命。我们房间窗户下瞰黄浦江，当美国飞机经过时，江中的船只纷纷鸣汽笛致敬。既为饭店之贵宾，我们的中餐与晚餐只要下楼往餐厅或咖啡店照菜单点叫即可，概用签字计账。我至今还不知道以后此账单由何人付费，尚不知日据期间此饭店之经理属何国籍。
那天下午，我从前公共租界往法租界巡行一周，替自己买了一袭睡衣。最初还怕带来的法币不能通行。谁料到至此已大受欢迎，而且利市十倍!我一计算，我在昆明卖出两件衬衫，在此可以量身订制英国呢料的西装一套。我后悔不该在临行之前在柳州理发，要是能延迟两天，这理发费用足够在上海理发一年，而且发店有各种新式设备。上海称沦陷的孤岛，此时盛陈西洋各色物品，英国之呢绒、法国之香水、苏格兰威士忌已是满目琳琅。美国香烟战前用听装，现在也如原状出现。更大一项的发现则是霞飞路上的钱庄已标牌价收买黄金、美钞和法币。我们的法币会被列为与黄金美钞同流、一样地受人珍视也是三生有幸!这时候，我应当将全部法币，折为黄金或美钞，保存其购买力。要是更有心计，则当购入高贵物品囤积。可是我满认为生活问题，至此业已解决。况且以后尚有薪饷可恃，也不屑做此琐碎之事。
两天之后郑副司令官奉命往南京处置汪精卫和陈公博所编的“伪军”。我又挂着我的番布袋随他入京。至此也看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纳降书的情形。这典礼的筹备设计全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负责。虽说新六军的先遣部队已由美机空运到达南京，可是受降典礼所在的中央军校内中场地的布置各项勤务仍由日军担任。我们想象之下日本人被征入伍，在“支那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之下也苦斗了八年。他们的亲友在太平洋上各岛因“玉碎”而全军战死的不计，而国内的大城市也都被轰炸成了一片废墟，必定有无限恨恼。像德军和俄军在第一次大战终结时各种哗变的情形都可产生，士卒不听指挥尤在意料之内。但是事实上此类情事全未发生。我们看到他们的军官毫无失去官制的模样。翻译官告诉我们下级军官在部队前训话的时候还总离不开责骂的字语，称列兵为“你们这班蠢家伙”。我唯有一次看到日本人的表露出情绪上之反应为冈村步入军校大礼堂时双手握拳，一望而知，其心情紧张。此外与我们接触的不仅有礼，而且态度坦然。我们昨日之敌人表现得如此之磊落，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之前身乃是入南京时残杀我们几十万军民之刽子手。
等到收编伪军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回上海，将近过中秋节。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已由饭店迁入法租界的华懋公寓，再迁入虹口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营房。每一次迁移之后，环境与待遇已较前不如，同时内地来的人员更多，法币也随着贬值。然则纵如此仍较我们在重庆昆明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况且9 月初，我们刚来时一般人民还只带着好奇的眼光，对我们侧目而视。现在经过报纸宣扬、游行庆祝，他们已领略八年对日抗战确已结束，胜利军民有份，内地与沦陷区互为一体，于是也将此情绪在行动上表现，甚至9 月下旬，单独的炮仗声还断断续续地传出。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是一种值得注视的事迹。也不知是谁设计制造了一种绸质旗帜，全幅划成四个等份，分别以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国旗排置在左上、右上、左下和右下。不少的三轮车悬挂着这别出心裁的联合国旗招摇而过。而且三轮车也是引起外人好奇的事物。不时有美国水兵叫三轮车夫坐在车里，自己反作踏车人，在大街小巷里驰骋，引得人哄笑。
这样一境如狂的情形继续了两个多月。大概法租界的梧桐树叶落，虹口公园的冬日阳光已不可畏而实可亲的时候，各人才像大梦初醒觉悟到胜利的滋味已不过如此，以后来日方长，我们的大问题并未解决。当初本地居民对国军的热情也早烟消云散。原来9 月初沪上各学校纷纷组织欢迎队，到江湾机场迎接国军。时人还以为我们的军队是百战英雄，及至看到下机的士兵身体孱弱，掮水桶、扛箩筐，与苦力无异，已失去了对我们的一般仰慕。及至汪精卫政府所发的中储券全部收兑为法币之后，各物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以与内地扯平，我们更失去了受欢迎的魅力，而为埋怨的对象。以后内战的可能性继续增高，我们的身份也愈低。
在这几个月内，迄至我番布袋里的储藏尚未完全告罄之际，我倒是度过一段前所未有的轻松生活。首先即缝制了一套入时的新制服(英国材料，由印度带回)和军用大衣。次之就学跳舞。先从舞池里的舞女学，再找朋友的姊妹指教，然后才放胆交女朋友。司令部的指挥车经常给我用各种名义借用(有时也确有差遣)。凡逸园、仙乐、百乐门都有我的踪迹，只是我学做现代时髦军官的事业尚未大功告成，只能狐步舞华尔兹，不及掌握到伦巴探戈之际，好景不常，一切有利的因素相继撤去。我们在战时，大家都像寺院里僧众，谁也没有顾及到成家立业。此时不禁大梦初醒，想起来年已二十七岁，还是一事无成。仍然在军队里待下去？还是回学校念完大学？谁付学费？我所倾慕的一个女朋友，可望而不可即。难道经济条件不是阻碍之一？要是她果真说：“好吧，我们结婚吧!”那我又如何应付？只怪我当初废学从军，从来没有想到胜利。胜利之后，更没有想到面对现实生活负责这一问题。
我的出处，命运已替我安排。当我尚在踌躇之际，郑洞国将军奉命监督日军第六十一师团修补沪杭公路。这给我一个绝好的机会实际体会到处理大部队之日俘(非常容易)和与我们自己的后勤机构协定补给经理事项(十分为难)的经验。每日奔波，也忘记了切身的问题，这工作刚完成，郑又奉派以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名义，代理长官杜聿明的职务(杜因割去肾脏住院)。我又随他去沈阳。所以前后不出一年，我已从缅甸的新威腊戍战场，赶上了驻印军的朋友，置身于四平街双庙子的内战战场，可以将在南京上海的一段遭遇，当作生命中的一段穿插看待了。
本文摘编自《大历史不会萎缩》
中信出版集团丨2016年5月
本文转载自中信出版集团旗下公众号“见识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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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佳然 2016.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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