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我们来谈谈“公平” | 阿信荐书
2016/6/15 中信出版集团
高考刚刚结束，广大的考生们却还没有彻底投入到自由自在的假期中——他们正在不停地算成绩、对比往年录取分数线、甚至还在迷茫自己要踏入一个怎样的大学。
老师和家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高考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然而，关于各省市的教育方式、录取分数、考生数量、入学及考试地点等等因素都曾引起关于“公平”与否的热议。为最大限度保障公平，今年的高考首次将作弊入刑。
然而，相信朋友们也能预测到，高考的改制将永远与“公平”二字息息相关，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心中关于公平的定义。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学术上对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是怎样解释的。
我没上过电影学院，也没念过大学。以往不是学院毕业的想当导演那是破除门坎，予我机遇执掌导筒。这就是机会的公平；但我绝不会妄想结果也拉平。俩木匠，谁的活细谁有饭吃。没手艺和有手艺的；勤快和懒的平分一块饼，那才叫不公平。
——冯小刚
一听到“不平等”这个词，许多人就会想到实现“机会平等”。它频频出现在政治演讲、政党宣言和竞选口号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且历史源远流长。
理查德?托尼在他的经典作品《论平等》中指出，所有人都应该“能够平等地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继约翰?罗默的研究之后，近年来的经济学文献都将经济结果的决定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如家庭背景；另一类是个人的“努力”。在前一个变量，即“环境”，对最终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时，就实现了机会平等。如果某个人学习非常勤奋，通过考试进入医学院，那么他成为医生后拿到的高薪只有一部分(并不一定全部)是来自他的努力。相反，如果他是靠父母的影响力进入医学院(譬如校友的子女可优先录取)，那么这就是机会不平等。
机会平等这个概念相当诱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结果不平等就无关紧要呢？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对那些从关心“公平竞争环境”出发的人来说，结果不平等仍然意义重大。要想究其原因，我们需要先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从本质上来说，机会不平等属于事前概念——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公平的起点——相反，再分配活动关注的多半是事后结果。那些认为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的人或许认为，关心事后结果并无道理可言。他们相信，只要能为人生这场赛跑打造出公平竞争的赛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追究其结果。而在我看来，基于以下三个原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绝大多数人认为，完全忽视发令枪响之后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个体可能会付出巨大努力，但因运气欠佳而未实现好的结果。有些人会是因为出了错，而陷入贫困的泥沼。任何人道的社会都会为他们伸出援手。此外，不少人相信，在提供帮助时不应该深究受助者陷入困境的原因。正如经济学家拉维?坎布尔和亚当?瓦格斯塔夫指出的那样，“对那些排队领救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因此，导致结果依然重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即使事前机会平等的确存在，我们也无法忽略那些结局惨淡的个体。
不过，结果的意义远远比这深刻，由此引出了结果不平等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我们需要区分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和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非竞争性机会平等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完成自己独立的人生项目。用运动来打个比方，所有人都有机会取得游泳证。与此相对，竞争性机会平等只表明，所有人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赛，但奖金的分配并不平均，如游泳比赛。在这个更典型的例子里，事后奖励并不是按人头均分，由此出现了结果不平等。正是因为奖金分配极不平等，所以我们才下大力气确保比赛的公平性，而且奖金的结构是由社会有意设计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决定了比赛的冠军最终得到的是花环还是300万美元(例如，201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最高奖金就是300万美元)。奖金结构的决定因素正是本书首要关注的问题。
关心结果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是，它直接影响了机会不平等——这里指的是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了明天的事前赛场：今天结果不平等的受益者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益处转移到子女身上，使他们在明天拥有不公平的优势。随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日益加深，对于机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受限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家庭背景对于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背景和结果之间的关联强度，也取决于不同家庭背景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
因此，即使对那些将机会平等视为终极目标的人群来说，降低结果不平等也至关重要，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同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和凯特?皮克特米合著的《精神文明》等影响力颇广的著作也都指出了我们应该关注结果不平等的其他工具性原因。
他们认为由于结果不平等对当今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所以应该降低其程度。他们认为，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引发了社会凝聚力缺失、犯罪率上升、健康状况不佳、未成年人怀孕、肥胖症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治学家则发现，收入不平等同金钱在民主选举中的影响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其特征是“意识形态和财富不均共舞”。经济学家将导致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原因归结于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拉加德在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第三个里程碑是未来世界的不平等和增长质量”。她解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研究告诉我们，降低不平等水平会提高宏观经济稳定，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强。”不平等降低带来的效益有多大？对这个问题可以展开很多辩论。我将在第9章再次探讨不平等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然而，我们需要降低不平等程度并不仅仅因为它会引发前面所描述的后果，而且有内在原因表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过高。这些原因可以纳入更宽泛的正义理论框架里来讨论。那些在100年前撰文探讨这类问题的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使用功利主义进行思考。他们把每个人的效用水平加总起来计算全社会福利水平，认为过高的不平等水平降低了总效用之和，因为富人的收入额外增加一个收入单位(或更笼统地说，即经济资源)时，带来的福利增量相对较低。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和战后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描述的那样，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富人的1英镑转移到穷人手中，会减少不平等并提高整个社会的总效用。
本文摘编自《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安东尼·阿特金森 著 |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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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佳然 201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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