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协和外科的教育与研究掠影（下）
2014/12/28 协和老年医学
历史的选择
这时，有一位50余岁的男性患者恰被诊断为食管癌，肿瘤位于下胸段比较适合尝试手术切除，于是被排上了日程表。然而就在手术前一天，Loucks教授不巧患上了严重感冒，必须在家休息。当时的总住院医师吴英恺从医院打电话请示Loucks教授，建议推迟手术，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电话另一端传来平静而鼓励的声音：“Go on, Ying-Kai, since the patient is ready. I am sure you can do the job.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Loucks教授的眼光果然很准，年轻的吴英恺组织团队，参考美国之前两例手术的经验教训，决定采取左胸入路，最终切除了苹果大小的食管肿物，又在主动脉弓下方用双层缝线对食管和胃进行了端侧吻合。历经7个小时，年轻的团队顺利完成了中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胃食管吻合术，而在这以前，手术的方式是封闭上方食管的残端，而将下方的残胃从腹壁上拉出，做一个瘘口喂食以维持生命，病人苦不堪言。而这位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治疗的幸运患者在术后第3周顺利出院，在Loucks教授支持下，吴英恺用整月薪水的三分之一请整个团队在美餐一顿。
完成这一手术时，主刀的吴英恺医师年仅29岁，协和的这一成就距离美国Adams和Phemister教授成功完成的世界第一例手术，还不到两年时间。而在温文尔雅的Loucks教授眼中，这一成就背后波澜不惊，因为他一直在协和强调，复杂的外科手术是由最常见的基本功组合而成的，外科医生必须熟识生理、病理生理，才能通过不断思考和研究论证将这些操作有序地组合起来，做出更好的工作改变患者令人惋惜的生活状况。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两代外科人坚持不懈的研究，也离不开当时协和先进的吸入麻醉、抗休克、抗感染治疗等技术支持。这个的故事发生在吴英恺身上也许有巧合，但是发生在当时的协和，却是历史前进的必然。
随后，Loucks教授凭借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将吴英恺推荐给他的老友，执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Barnes犹太医院外科学系的Evarts A. Graham教授那里深造。(Graham教授后来被推举为第10届美国胸外科学会主席)。吴英恺刚到美国时，尚未确定方向，在整形外科轮转。而三个月后的一天，Loucks教授的一封手书从北平飘洋过海来到Graham教授手中，亲切诚恳地谈到胸外科学未来的发展，与协和外科的状况和需要，希望吴英恺跟随Graham教授从事新兴的胸外科领域。正是这封朋友间的私信，影响了中国胸外科未来几十年的面貌。
年轻的吴英恺也没有辜负Loucks教授的厚望，逐步在Barnes医院独立承担起住院医师工作。在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上，Womack教授公布了他完成的2例食管癌手术治疗。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后排才传来一句谦逊而沉静的提议，“我正好有几张幻灯，希望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起身上前的正是吴英恺，他用详实的资料介绍了协和在1940-1941年间成功完成的11例食管癌手术，术后8例存活。从那次以后，甚至Graham教授都对吴英恺尊敬有加，因为Barnes医院也是美国食管癌手术治疗的先驱，Graham本人继Phemister之后完成了美国第2，3例食管癌手术，此后又有零星成功，但死亡率仍达50%。吴英恺始终平静而谦逊，但他扎实的手术功底在工作中愈发得到美国同行的赞赏，随后被Graham教授任命为另一所结核病附属医院Robert Koch Hospital胸外科总住院医师，与另一名住院总Dr. Mario Pianetto一起完成了几乎所有的手术，还创造了当时连续150例胸廓成型术无感染的纪录。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Barnes医院胸外科医师与Evarts A. Graham教授合影，左起第一位是吴英恺。在这张照片里，他身上映出的是一个词——”China”。
可以看出，当时的协和住院医师很少，每人接触病人量多，基础全面可塑性强；另外一方面，学科带头人有超前的视野、也有接轨国际的平台，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设计并铺平道路。如此个体化并且有远见的培养，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提供了学术发展的最优秀土壤。
吴英恺回国之后，先后建立起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安贞医院等蔚为壮观的医疗体系，培养出黄国俊、张毓穗、陈尚志、胡明道等一批胸外科专家，而在河南林县等高发区开展的早期食管癌筛查与治疗研究，获得了迄今国际最高的手术切除率和5年生存率，更新了食管癌治疗的理念，在1979年的美国外科学年会上进行了全体报告，备受尊敬[10]。在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业背后，我们是否能隐约看到，有一位智慧的美国老人，消瘦却坚毅，在用理想谱写着一个遥远东方大国外科学的蓝图食管癌手术的死亡率在三十年内明显下降。是他们这样开拓进取的工作，再加上支持发展高难度学科的环境，逐渐创造了新的手术适应症，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当我们再回望硝烟弥漫的北平，回望无数青年才俊穿梭往来的协和，回到那个不仅有着最浓郁学术气息，还带有最温暖人文关怀的中国式宫殿里去。不得不说那个年代的协和的住院医师是历史的宠儿，他们拥有了挑战世界顶峰的必要元素：有朝气蓬勃的教授作为指导，有战火下仍能接轨国际的学术氛围，还有洛氏基金会宝贵的财政支持。但这些西方的标准配置并不能解释那段炽热的岁月，或许更宝贵的，是从一开始就不甘于屈居二流，不满足于亦步亦趋的决心，而是敢于挑战美国顶尖医学院的目标，以及实现这样理想的似火热情与至诚付出：Man against Destiny, Ideas that survived defeats。
不知道历史是怎样把如此之多的幸运，加诸于这个成立不过20余年的机构。而正是协和外科的风气与良好的住院医师制度，建立在最优秀的人才身上，却超越了个人努力的极限，使一批人，及协和本身，又成为更肥沃的土壤。这样的土壤，培养出了第一批种子，最后破土发芽，开枝散叶，最后成为整个中国医学的支柱。(本文转载自 集博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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