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不毁的理想-抗战中的协和
2015/9/2 协和老年医学
在 1942 年之前的五年，因为卢沟桥事变，协和已经没那么平静了，虽然相比于其他学校，它的美国背景容它在北平暂时放得下几张平静的
书桌。
1941 年 8 月，胡恒德会见洛氏驻华医社的董事，讨论是否要像燕大、清华一样，将北京协和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中国西部。但委员会担心，日本人可能会趁机将日本医生安插进协和的重要职位。最终，董事会反对这一“漫长、艰险”而且只有男人才能偷偷完成的行程，“迁徙”计划未能实行。他们心里期待公开的战争不要爆发。但随着 1941 年12 月 7 日(在中国是 12 月 8 日)日本轰炸珍珠港，“董事会无法控制的局面”还是出现了。
第二天清晨，暴风雨袭来。上午八点刚过，一队日本兵闯入北京协和医院，关闭了所有的门，包围整个协和建筑群，设立了警戒线，禁止所有人出入。与此同时，日本兵进入了校长住宅，胡恒德正在那里与协和医生们一起用早餐。日军将正在和医生吃早餐的胡恒德拘留。当在上海的娄克斯教授打电话给胡恒德，想告诉他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消息时，已经太晚了。接听电话的职员告诉娄克斯：“我们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千真万确，日本兵现在已走进大门了。胡恒德先生被捕了!”日军带走了胡恒德和另两位在协和的美国人，此后他们在日军的监狱中度过了四年。
日本官员命令，协和病房不得接收新病人，协和门诊部也被关闭了。一个月后，协和医学院被命令停课，所有学生必须离校。学医疗和护理的毕业班学生，提前得到了通常在 6 月才颁发的毕业证书。在协和医学院的历史档案中，至今还保存着一页发黄的历史记载：“1941 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本医院遂于 12 月 8 日停业。1942 年 1 月 18 日，医学院和护校的教学工作完全停止，各住院病人亦被日军强迫迁出。至此时，本院即完全停办，所有设备及建筑则由日方改作军医及血清研究所用。”
在此期间，协和的医生和护士，一个接一个地被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中央医院(今日北京人民医院)接收。协和名医如谢元甫、钟惠澜、关颂韬、孟继懋、林巧稚相继到此，院长钟惠澜高标准严要求，健全了管理，彻底改造了这座过去由法国修女控制的中央医院。在后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又重新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团体，在那里创造了“小协和”的奇迹。没有留在北京的一些协和人，则越过战线，陆续进入中国西部。另外一些人则去了天津、上海、广州。 就在林可胜中断出国休假回到中国、在武汉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第二年，1938 年，一位叫费孝通的年轻人，在伦敦的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
在《江村经济》出版的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费孝通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回中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老师，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大后方，创造了学术的空前繁荣。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协和护校。那个被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称为关于协和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由很多协和人一起写就。其中有一篇，是由协和护校的第四任校长聂毓禅，带领大家完成的。
在费孝通回国的同一年，协和护校毕业的聂毓禅，在美国的密歇根大学获得了理科硕士学位。她没有按原计划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决定提前回国。她本打算探望一下住在北平的母亲，即去内地参加抗日。得知她回国消息的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劝她留在北平，接替协和护校校长一职，他说：“在这里，你可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高级护士人才，这不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吗？”他对聂毓禅描述了未来协和的图景：“我们的想法，就是希望今后逐步地将医学院各个部门的领导位置，全部交给中国人担任。”被这番话所触动的聂毓禅，回到协和医学院的护士学校，1940 年正式接任协和护校的第四任校长。
担任护校校长一年多之后，协和被勒令停办。聂毓禅面临着护校存亡的选择。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安排学生。在征求学生们的意见后，对愿回家的，协助她们回家；愿继续求学的，则尽量帮助联系其他学校，聂毓禅将每个学生所缺的理论课和实习时数记录下来，分别寄往所联系的学校，请那里的老师补课。这样，三班护校学生和进修生不但完成了学业，而且都参加了毕业会考。在和学生分离前，在协和的地窖里，聂毓禅和全体学生偷偷地照了一张临别合影以纪念。
1943 届的李懿秀，清晰地记得在日本人勒令协和停办时儿科病房中的情形：一个恶性贫血患儿，医生正想方设法把他的血红蛋白保持在一定高度；一个患过黑热病走马疳的患儿，半边脸烂成一个大窟窿，医生已为他做了几次修补手术；一个患了严重糖尿病、每顿饭前都要注射大量胰岛素的患儿。他们小的只有四五岁，大的十来岁，已在医院里住了一两年，和医护人员亲如家人，甚至父母来探视时躲起来，怕被带回家。当知道日军要关闭医院，自己不能留下来时，这些孩子们都哭了!医生们为了救治他们，只好大胆地采取了最后的办法：为贫血的孩子做了脾脏切除手术，以减少血红细胞的破坏；为脸上有窟窿的孩子作了最后一次面颊修补；“那个患严重糖尿病的孩子，真不敢想象他被赶出医院后能活多久”!“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担子最重的是聂毓禅校长，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历经艰辛，以惊人的魄力和毅力，和教师们一起”，最终决定进行迁徙，将协和护校延续下来了。
聂毓禅开始寻找机会，准备把协和的高级护校迁到内地去办。在那时，从沦陷区到内地，一路险象环生，既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在大路上，又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沿途的行骗、偷盗、敲诈……比比皆是。正好聂毓禅的三弟也准备去内地工作，于是他们一行众人在 1943 年春启程，从北平出发，乘火车到商丘，后改坐人力车到沦陷区与国统区分界的界首，再换乘火车到西安。每到一处。都要为联系交通工具和寻找食宿而奔波。
聂毓禅用自己的意志完成着从沦陷区到内地的长达两个月的艰险旅途，也就是先前在纽约的协和董事会成员认为“漫长、艰险”、只有男人才能“偷偷”完成的行程。
在这“漫长、艰险”的迁徙行程中，发生了一件让聂毓禅最为痛心的事情：她的三弟在抵达西安的前一站时，被国民党的军队枪杀了!她与同行的、协和护校毕业的王琇瑛，在铁道旁的土坑内找到了三弟的尸体。因为人生地不熟，不宜久留，她们赶紧买了一身新装和棺椁，将灵枢运到西安，忍着巨大的悲痛将他安葬后，又匆匆奔赴兰州，由兰州乘飞机抵达重庆，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署暂时安下身来。协和的女人们，共走了两个月之久。
到重庆后，聂毓禅开始准备协和护校的恢复。考虑到成都当时大学集中，师资力量强，学生来源多，特别是华西大学又新建了一所医院，于是决定在成都复校，聂毓禅担任校长，华西大学则聘请她兼任新建医院的护理部主任。
所谓复校，实际是白手起家，重新办学。两个月的迁徙完毕，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是办学。摆在聂毓禅面前的问题很多，最紧迫的是教室、设备和食宿，最费神的是师资。接着就是招生工作。成都有不少从沦陷区迁徙来的著名大学，聂毓禅与其中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联系，招收了二十名预科学生。
有了教室、宿舍、师资和学生，协和高级护士学校终于 1943 年 9 月在成都正式开学，在这里总共招收了三年学生，约五十余名，另外还举办了一届两年制的进修班。虽然条件艰苦，但办学标准并未因此降低。在这里，一年级不及格的学生，就要被淘汰。学生们住在华西医学院内的“八角楼”。由于放宽了招生范围，同学间最大的近三十岁，最小的才十九岁。一位在这里接受护理教育的学生日后回忆说：在“八角楼”生活，自成天地。当时纸张奇缺，经济困难的学生就用四川特产的“竹纸”裁成笔记本大小，自己装订成册。为了在实习中和当地的病人接触，学生们还学说四川话。
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协和护校在成都的复校和顽强生存，如同费孝通日后所回忆的：“战时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
文章节选自《协和医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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