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风采】吴疆：为百姓筑起免疫屏障
2016/3/13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你们现在还见过同龄人有长‘麻子’的吗？”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所长吴疆经常会自豪的问。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有很多因为得了天花，在脸上或多或少留下了“麻子”的人，而有一种免疫制剂可以让这种天花无懈可击，该免疫制剂就是疫苗。我国自1949年，开始普种天花疫苗(俗称牛痘)后，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要提前了十余年。吴疆所处的免疫预防所与疫苗密切相关。
疾控中心免疫所的工作
人类从一出生开始，为了提高自身免疫能力，就需要注射各种疫苗，但对于疫苗真正的用途和认识却存在不足和误区。也正因为此，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做的工作并不被大家熟知和理解。那么，他们主要在做一些什么呢？
“目前，除了结核病不在我们这里，也就是卡介苗的接种之外，所有与疫苗有关的疾病，都归属于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管理。”吴疆说，具体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制定一个免疫程序。比如乙肝疫苗，是1岁开始打，还是刚出生就开始打？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刚出生的婴儿本身就容易出现偶合性死亡，那个时间段打风险更大。“因为我们曾经被称为是乙肝大国，乙肝传播的最主要模式是母婴传播，如果不在出生时就给阻断了，那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吴疆强调说。
作为疾控中心免疫所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各种需要打的疫苗，制定一个最科学、最合理的时间，有些可能需要出生时候打，有些可能需要两个月后才打，有些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目的是让疫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让公众的健康得到有效的保护。
其次，与疫苗相关的疾病监测。如打疫苗的人群，有没有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形成一个免疫屏障，发病率是否在下降等。数据显示：北京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实行乙肝疫苗接种，20多年来，人均表面抗原携带率已经从5.76%下降到3.02%，20岁以下的孩子，表面抗原携带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这就是他们做的监测工作。
再次，免疫服务。帮助政府承担部分行政职能，比如什么样的医院可以设置什么样的接种门诊，接种门诊按照什么流程，什么规范，具体的比如在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的基础之上，北京市分为达标门诊和A级门诊，A级门诊又分为：1A、2A、3A，达标门诊是最基本要求，A级门诊要求高一些，特别是3A，无论从面积、流程，都要符合更高的标准。
疫苗其实更加安全了
人们不曾忘记，就在2013年年底的短短一个月之内，乙肝疫苗事件的不断发酵，将生产公司和监管部门推向风口浪尖。为什么突然之间，大家觉得疫苗越来越不安全了？
吴疆认为，疫苗事件就和食品安全一样，实际上是更加安全了，只是因为我们以前吃不饱，而现在吃好了，要求不一样了。当人们都吃不饱的时候，吃好吃不好根本不是问题，安全不安全也不是问题。
“疫苗也是一样，在1949年之前，全国所有死亡的人当中，传染病是第一位的，人均期望寿命也非常低，那时过了50岁就进入了老年状态。”吴疆说，现在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疫苗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那时候，人们没有注意到疫苗的安全性问题，更多的是打了疫苗之后就不得病了。
吴疆强调说，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平衡点的时候，打了疫苗之后，很多传染病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所以，大家关注的不再是得不得病。很多打疫苗的人说，打与不打，都可以不得病。但是反过来说，大家都不去打疫苗，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政府不敢表态，作为专业人士也不敢推荐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试着这样做，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对于疫苗的研发企业来说，应该如何找到更安全的疫苗。而对我们来讲，怎么找到一个措施，及早地发现什么样体质的人，可能会因为接种疫苗发生不良反应，这是到了平衡点以后的另外一个问题。”吴疆说，所以疫苗并不是越来越不安全，而是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应该说疫苗是更加安全了。
众所周知，疫苗作为一种药品，会发生不良反应。很多人会认为，进口的疫苗不良反应会小一些。“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疫苗都会有不良反应，这是肯定的。具体到特定的疫苗来说，可能产生不良反应的概率，会有一些大小的区别。”吴疆说，而具体到工艺上，国产和进口会存在一些差别。所谓疫苗不良反应，第一个就是要排除疫苗本身的质量原因。
吴疆举例说，有些人会因为吃虾产生过敏，而大部分人吃虾是没有问题的。产生这种过敏反应，可能是特有体质造成的，这些人对部分成分物质容易产生过敏，这是个体上的差异问题。所以，从理论上讲没有一种疫苗会100%不发生不良反应，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会对抗原或其中的成分比较敏感，可能就会有局部的红肿；还有一部分人甚至还会出现发烧。甚至极个别的还会有严重的异常反应，但是这个概率很低，可能是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但是总会有人碰到，这些人即使不打疫苗，如果感染上了某种病毒，依然会发生一些严重的后果，这是体质的问题。“这绝对不是疫苗不安全，是因为机体本身上有一些问题。”吴疆说。
这是疾控人的职业
在应对重大传染病面前，疾控中心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冲在前线。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职业，因为做这些工作就是不停地要和患病人群去接触。
2009年，北京市预防H1N1的工作得到国际上普遍的好评和认可，没有让流感产生预期的流行规模，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我们知道，临床医生在他所管辖的范围之内，去看这些有限的病例，比如有100个病人，就要把这些病人给看好了。但对于疾控人来说，他们不仅要把每一个病例都调查到，还包括与他们接触的人，以及把这些密切接触者管理起来，观察是否会发病，如果观察期有发热的状况，需要及时转到医院去接受隔离治疗。“及时早诊断，早治疗，一定会减少愈后不好的重症，减少死亡，这是最重要的措施。”吴疆说，通过这种手段把传播链给切断了，就能不再传播。
2003年的“非典”事件，在北京确诊的一个案例，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该患者是河北人，刚从家乡回北京，而确诊时该患者的家属正在从家乡开往北京的车上。当时，他们会同公安、交通部门，直接去把整个车的人全部截了下来，并在指定地点去观察他们，最后家属也被确诊了。
因为总要和一些感染者接触，对于自身的安全吴疆他们却常常置身度外，用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职业。
虽然接种疫苗是一件有益大众健康的好事，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被所有人理解。2009年，在应对H1N1，打还是不打疫苗的问题上大家就很纠结，实际上最后的数据显示打疫苗的人中有85%以上的人受到了保护，“当时，我们想的是怎么能够让大家不得这种病，可能公众更多担心的是疫苗的安全问题。”吴疆说，当一种疾病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时候，就会想有没有一种疫苗可以预防，比如非典。如果没有这种危机感，就首先考虑到疫苗的安全问题。
而吴疆及其团队，他们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总会在第一时间，他们一方面作监测，来反映基本情况；另一方面，他们会连同疫苗企业，看能不能研发出一个有效的疫苗，第一时间让更多人得到保护，减少这种疾病的发生，至少不让它流行。
来源于群体的成就感
作为公共卫生专家，吴疆还做过两年的临床医生，主要从事肝病的研究。在他看来，临床对公共卫生有很大的帮助，作为公共卫生来讲，你需要了解一个疾病应该如何去诊断。比如说，在临床遇到甲肝抗体阳性，一般认为是甲型肝炎，但在观察当中发现，可能是急性心梗，临床的经历会对他后来做流行病调查，如何去考虑大人群的诊断非常重要。
实际上这种鉴别诊断的思路非常重要，对判别一个人群如何避免疾病的传播，以及整个人群的保护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吴疆常说，临床医生通过医学治疗，能够让身患重病的患者起死回生，那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成就感，而疾控人员，成就感往往来源于群体。
“一个是被动的需求，一个是主动的需求。”吴疆说，从患者的角度来讲，是因为他有病，需要临床大夫帮他做诊断、治疗，从医务人员来说，因为你得病了，所以医生被动的给你治疗。反过来，对于疫苗的受种者来讲，或者病例调查者来讲，疾控人是让更多人不得病，所以疾控人员是主动者，而受众是被动者。
吴疆坦言，乙肝疫苗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几个人的功劳，而是老一代人到现在为止，通过多年共同努力，乙肝疫苗在大的人群下降将近3个百分点。按照北京人口推算，将近50万人，避免成为了乙肝病人。
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可能当时他们并没有这种成就感，但是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一定会很兴奋。“再比如，截止到2015年北京已经30年没有脊灰炎病毒了，这种成就感很强烈，但更多的是疾控人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吴疆自豪地说。
吴疆其人
吴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所长，主任医师，从事公共卫生工作已有20余年，在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造诣，兼任卫生部疾病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
在2003、2004年两次非典疫情，2006年广州管原线虫感染，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中，都深入一线，沉着指挥，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追踪和堵截传染源，控制了一次又一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安全。
曾获“北京市统战系统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个人”、首届中国优秀医师奖、“首都劳动奖章”、“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优秀工作者、“首都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优秀工作者”、北京市卫生局“为群众健康服务的党员之星”、首都精神文明办“身边雷锋”等荣誉称号。
来源：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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