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医生与高官:让人沉思的民国医疗故事
2015/4/6 医学论坛网

    

     颜福庆是和国家领导人喝过酒的

     报恩

     1910年,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颜福庆,来到长沙行医。颜福庆很想创办一所医科学校,但是苦于缺少支持。

     有一天,机会来了。

     湖南督军谭延闿得了重症,高热不止。请了各路医生施治,都没怎么见效。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颜福庆上门。颜福庆诊察一番,发现哪里是什么疑难杂症啊,就是医学生入门级疾病:“大叶性肺炎”。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开了些对症处理的药物,便起身告辞。第二天,谭的热度就退了,之后很快痊愈。谭延闿对颜福庆大为赞赏。

     这件事上,颜福庆算是“lucky dog”:幸运地出现在疾病的愈合期。多年后,颜福庆回忆说:“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医学常识,我并没用什么特效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其实很多“名医”都是这样成名的。不过,颜福庆倒是借此机会向谭延闿提出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请求,获得鼎力支持。

     这应该算是高官知恩图报的小故事吧。其实,颜福庆还帮助过“超级大领导”。

     颜福庆在湘雅学校办起之后,当上了校长,同时兼任湘雅医院副院长。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求见颜福庆。这位男青年的妻子产后患病,无钱医治,想入住湘雅医院所设的慈善免费病房。颜福庆同意了。男青年的妻子得到了免费治疗。

     男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妻子,就是杨开慧。后来,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知识分子代表,颜福庆也是座上宾,就一起喝了酒。当毛谈起此事,颜福庆早已记不起:他帮过太多的人。

     不过,颜福庆并没有因为此事,得到什么个人的好处。

     1966年文革一开始,八十高龄的颜福庆照样被戴上高帽游街。

     节俭

     颜福庆算是中国医学史上最牛的办学者,办医科学校“成瘾”。他不只创办了湘雅,他还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者。而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医学院。颜福庆曾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不过,下面这段故事,跟颜福庆没直接关系,跟颜福庆在中央大学的上级领导——段锡朋有关系。

     段锡朋是什么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五四运动中,率众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学生领袖,就是他。

     段锡朋是民国官员中出名的“苦行者”。用现在的网络术语来说,就是个“苦逼”。

     话说段锡朋任中央大学校长一共也没两天,而且是相当悲催的一段经历。1932年6月,中央大学的学生闹学潮,要求派知名学者担任校长。而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却偏偏决议派政府官员段锡朋代理校长。6月28日,段锡朋乘小车到中央大学就任,当场被大学生掳走围殴。据说当时场面惨不忍睹,段校长所穿的长衫被学生撕成碎片。(以学生运动起家的段锡朋,怕是怎么也想不到会被学生群殴吧。其实,玩“民粹”的人,很多最终都被“民粹”玩)。

     段锡朋就是这么一个有些“悲剧色彩”的人物。在民国中后期,他依然长期担任“高级领导干部”。段锡朋在群众中的口碑不错。他的口头禅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特别爱惜老百姓的血汗钱。1948年,段锡朋病重。以他的级别,可以住头等病房,可他坚决住三等病房。他病危抢救时,使用了氧气。那时的氧气需要进口。他醒来后,吩咐医生:“外汇,少用一点!”在场者无不动容。

     段要是晚生个几十年,他的事迹肯定上新华社——《高干患者的好榜样》......

     捐赠

     咱们还是再回到颜福庆。

     颜福庆不但办医科学校“成瘾”,办医院也“成瘾”。颜福庆一生创办的最大的一家医疗机构,就是上海中山医院。

     虽说中山医院是公立医院,可是在百业待兴的三十年代初,办医院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绝非大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虽然当时国民政府的无数大领导都很支持)。最大的麻烦,就是缺钱。中山医院筹委会四处化缘。

     我在档案史料中,发现当时有一笔来自浙江省政府的捐款,两万块大洋。这在当时算很大一笔钱了。

     这笔捐款,由民国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批准。

     其实,张难先可不是一个财大气粗、出手阔绰的大员。他在管理国家财产方面,相当“抠门”。1931年,当时的政府大佬蒋介石回浙江老家探亲,路过杭州时,发表演讲。但是,蒋介石的演讲,被张难先打断。张难先当场掏出之前宋美龄在杭州游玩账单共计13780元,言明浙江省府不会埋单,一定要求蒋介石付账。搞得老蒋很没面子。

     后来,张难先离任时,杭州城街道两旁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口摆上一盆清水一面明镜、含泪相送,这在近现代史上是少有的。

     就是这样一个为了公家的一万多块钱跟蒋介石较劲的“抠门”的清官,一下子慷慨地批准捐给上海中山医院筹备会大洋两万元。他可不是拿了回扣,那是一种支持慈善、支持医学的信念。

     新闻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难先那样对蒋介石一点也不客气。

     大部分人,对“国家首脑”还是有相当的尊敬和客气的,颜福庆也不例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从住所仓皇逃离,翻墙时摔坏了身子。由于身心受损,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决定休养一下,随便检查一下身体。到哪里住院疗养呢?就选定了当时刚刚建成试运行、条件甚好的上海中山医院。

     蒋介石在中山医院那几天,估计可把颜福庆等人给累惨了。大家伙鞍前马后地伺候着。请当时的顶级专家给蒋介石做了除妇科以外的所有检查,还给他拔了几颗牙。

     问题就来了。大伙会问我:“你怎么知道这样详细?难道你太爷爷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下党?”当然不是。当时全中国都知道,因为,报纸上写着呢。

     从蒋介石入住中山医院的那一天起。上海滩的《申报》就有新闻报道,而且也不是什么头版头条,是第九版,牙膏广告的旁边。

     是的,国家元首的住院新闻,在第九版。

     红包

     我查阅史料和老蒋日记,也没发现蒋介石本人对报道他入院的八卦新闻有什么不满。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容忍报纸的八卦。中山医院第三任院长沈克非就是一个。

     我一直认为,沈克非一定为蒋介石看过病。因为,抗战前,沈克非担任南京中央医院的外科主任、副院长;而抗战中,沈克非又担任过重庆中央医院的院长。不过,见诸报端的,只有沈克非给民国时期另外一位大领导领导汪精卫治病的故事。

     而最让沈克非恼火的报道,恰恰就是关于这次他给汪精卫治病的报道。

     1936年11月1日,汪精卫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代表合影时遇刺,面腹中弹(那时汪精卫还不算汉奸,是正儿八经的国家领导人)。沈克非乘救护车飞驰急救。报纸将沈克非说得很神:沈克非在局麻下,三下五除二就取出了汪精卫太阳穴旁的子弹,没几分钟就完成手术。

     当时,报纸是这样记载的:“术毕,沈克非云:汪先生好了。汪氏睁开双眼,与陈(陈璧君,汪的老婆)说粤语,继又对沈云:沈大夫很吃力吗?沈云:没有什么。汪又云:谢谢沈大夫的高术!沈颇得意,送汪回房......”

     沈克非确实得意了几天,但好景不长。当月25日,报纸就刊登消息说,汪精卫送沈一千块钱。沈克非闻讯暴怒,第二天通过中央社发了声明:老汪确实想送我钱,但我拒了老汪的钱,只收了块写有“拯危起废”的匾。(说句题外话,民国领导人给医务界题词,都喜欢“起废”两字,蒋介石给中山医院题词是“振槁起废”)

     民国,蕴藏于各类八卦之中的媒体监督,无微不至。

     好了,故事就讲到这里吧。那么,我们从故事里感悟到什么?

     每个人都会生病,高官也不例外。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生病的高官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高端照护,这很正常。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前人们,在设立有慈善医疗的前提下,才建立了高端医疗。毛主席年轻时都受到过慈善医疗的帮助,不是吗?若是一个国家,在建立起有效的慈善救治体系之前,就先建立了发达的高端医疗服务体系,那就有些问题了。毕竟,我们的前人都还不敢这么干。您说,是这个道理不?

     给领导看病,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若是能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那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不过,也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政治这事儿,毕竟超出了医学的本分,超出了医学的掌控。

     医学的本分,是给予,而非索取。至于高官们愿不愿意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全看他们的修养与好恶吧。

     医生自己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

     诊室里,你的面前,不是领导,只是病人。

     作者:中山医院 杨震,来源:医史微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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