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任我，就别求我为你治病
2016/6/7 医学论坛网
导语信任是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基石。可是，在当今不断异化的社会里，信任之花濒临枯萎。而医院，正是信任危机、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口。来源：丽莎大夫的故事
“为什么要给我用这个药？”
“你确定我是这个病？”
“这个指标，怎么还是偏高啊？”
有一个小伙子，经常反复这么问我。有一回，我无意中看到他在一遍遍地仔细读着药品说明书。又有一回，他竟然捧着一本药典来问：“这种药会引起畸形，你为什么要给我用？”
他的不信任，使医生的治疗变得不顺手了。有一回，主治医生说：“他身体虚弱，给他吊点营养液吧。”主任却建议，只把基础治疗做好就行了。
社会学家 Marie Haug 发现，年轻人往往对医生提供治疗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他们了解医学知识，不把医生看成权威，更主动地参与医疗过程。他们希望对治疗行使选择权，并对结果抱有很高的期待。但由于有些病人过分焦虑敏感，阻碍了医生的工作，反而影响了疾病的治疗。
对于这种质疑，我不会把它与“信任”摆在一起。这就像叛逆期的孩子和母亲吵了一架，完全没有必要怀疑母子的感情。但我的那次经历，“信任”duang 地碎了一地。
我刚上临床不久，接手了一个心梗的老汉。他住进病房后，总是一副怀疑的神情。一天，护士说：“42床拒绝打针。”我问他原因，
他说：“我很好，干嘛打针？”
“你得的是心梗，检查的结果并不乐观，需要治疗。”我向他解释。
他却轻蔑地一笑：
“医院的水多深，你会不知道？我感觉很好。”
他眯着眼问：“你给我用的是什么药？”“这个是利尿药，减轻心脏负担的。别轻视你的疾病。”我尽量压低声音说。“你把话说直接点，别说不吉利的话，我很好。”他的声音在我脑中嗡嗡作响，音调越来越高。看到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转身走出了病房。
没想到，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我值夜班，有一对年轻夫妇来了。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空荡荡的办公室，男的说：“我是42床的儿子，想了解些情况。”我让他俩坐下。我拿来病历，边翻看边说：“他得的是心梗，并引发了较多的胸腔积液。”那女的问：“好像你们只在观察，有采取什么措施吗?”我说：“该有的治疗都有的，比如强心、利尿、扩冠——”
她打断我：“到底有没有利尿?”
我没想到，竟然会抛出来这样的怀疑。还没等我回答，男的命令道：“给我看所有的化验报告。”我坐到电脑前，打开了页面。女的突然又问：“为什么最近没复查心梗标志物?”显然，她是有一些医学基础的。
“他到底有多少胸腔积液？”男的执意要看电脑里的片子。当我指给他看时，他又问：“胸腔积液是不是比之前多了?具体增加了多少?和你们手术有关吗?”一连串专业而刁钻的问题，它们犹如连发利箭，直刺入我稚嫩善良的内心。我硬着头皮，艰难地应付，越发感到力不从心了。
我完全没意识到，那女的正在我身后，翻看着病史记录，并悄悄地掏出了手机。
“不准拍照!谁让你乱翻医院资料的？”
正巧，导管室的高医生进来，撞上了这一幕。如雷贯耳般感到震惊，我赶紧回头看那位女子。她搪塞了几句，拉着男人匆匆溜走了。
他们走后，高医生说：“这个病人心梗发作，主任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把他的血管打通。当需要家属签字同意放支架时，却被他俩一口拒绝。可若不放，血管很容易再次堵塞，前功尽弃。主任亲自出来劝说，他们竟然质疑我们只是为了赚钱。主任回到手术台，结束手术时，丝毫没有抱怨。可我知道，为了救这个病人，他白白地吃了多少放射线啊!”
第二天，主任得知了此事。他淡淡地说：“信任能带来30%的安慰剂效应，这很重要。病人早已不信任我们了，疗效已大打折扣。干脆让他早点出院。”我问：“他病的不轻，以后肯定还会‘二进宫’的吧？”主任无奈地说：“我们已经尽了责任。他不给医生机会帮他，自欺欺人，我们又能把他怎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就像是决心跳楼的人，总是拦不住的。现在，这种病人越来越多，只要他们不动手，我都能忍。”我感到心里翻山倒海般难过。不仅因为主任的这番话，也因为担忧这个病人——下次发病，哪个医生还敢收他啊？他的所作所为，伤了医生的心，但他却是在玩自己的命啊!
同事说：“有一回，我和病人谈话。无意中看到，他的手藏在桌子下面，手里竟然拿着一支录音笔。”另一个同事说：“有一次，我给病人做腰穿，缺了药。我正焦急地等着拿药时，病人家属突然冲进来，破口大骂，还又是录音又是录像的。说医生无良，拖到现在。要告医院，发布网上，让我失业……”
听后，我无言。这何必呢？
社会学家发现，病人对医生缺乏信任，与卫生服务向消费主义转移有关。越来越多的人把卫生服务简单地看做交易买卖，“病人——医生”的关系转变为了“消费者——卫生服务者”的新关系。新观念里，倾向于“顾客总是对的”，或“花了多少钱？得到了什么服务？”，使病人在医患关系中占据了更高的地位。自主选择、挑剔质疑、提高待遇等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了。
同时，医生的专业权威却被越来越多地限制。Ritzer等学者提出，医生的权力正在衰落，这意味着专业自主性下降和对病人的控制能力下降。医学事业的利润取向，从强调服务患者的理想转向了创造利润的高效性。医生的权威似乎不及以前，他们会受到病人、政府、卫生服务组织更严格的审查。来自消费者自下而上的压力，和来自政府及商业公司自上而下的压力，医生被夹在中间，苦不堪言。
在这种背景下，不断传来质疑医生的声音，无可厚非。况且，若病人真的能发现并纠正医生的失误，得到更好的治疗，即使医生失了权威，这又何妨？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徒劳无功啊，甚至白白失去了30%的安慰剂疗效。
信任是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基石。可是，在当今不断异化的社会里，信任之花濒临枯萎。而医院，正是信任危机、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口。在这里，病人质疑医生，并不是新鲜事。如果闹成了医患纠纷，两败俱伤的结局显而易见。但殊不知，心照不宣的暗地里较劲，后果同样如此。
也许，为了得到更好的疗效，病人只能选择信任医生。因为，信任是得到有效治疗的基础。它所带来的安慰剂效应，远比你想的要神奇。可即便你已经深谙这个秘密，或许仍难以避免疗效的大打折扣。因为，倘若你的心底已经被不可抗拒地铺满了怀疑的土壤，无论如何伪装造势，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贫瘠的土地是生长不出甘甜果实的。
这该是多么的讽刺!它不仅仅是病人的无奈，也是社会的悲哀!也许，当医患之间重新绽放出信任之花时，社会便健康了，大家也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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