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斯坦福医院外科医生的生死抉择,引人深思!
2016/8/29 医学论坛网

导语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月26日的《斯坦福医学》杂志,作者保罗·卡兰斯(Paul Kalanithi),是斯坦福医院神经外科的住院总医生。2013年,作为医生的他被确诊患了肺癌。于是,他写下了这篇感受生死的文章,遗憾的是,保罗·卡兰斯于2015年3月9日去世,享年38岁。作者:斯坦福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总医生 保罗·卡兰斯(Paul Kalanithi)
本文最初发表于《斯坦福医学》杂志
当CT扫描完成后,我立刻开始看片子。诊断结果随即出来了:双肺大片包块,脊椎变形。癌症。
在我的神经外科生涯中,我曾和医生同行们共同会诊过上千张片子,确认手术是否能带来希望。我会在病历上匆匆写下几笔:癌症广泛转移——无手术指征。接着就继续干别的事情了。只是,这张片子不一样:它是我自己的CT扫描。

我曾与无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冷酷的前景:这就是医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病人是94岁,患有终末期的失忆症,出现严重脑出血,谈话要容易些。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36岁,并且确诊是癌症,能说的话就没有多少了。我的标准说法包括“这是场马拉松,不是冲刺,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以及“疾病可以让一家人四分五裂,也可以让大家团结起来——你们要了解身边人的需求,并且寻求外界支持。”

你可能会以为,当我的肿瘤医生坐在我的病床边与我会面时,我不会立刻请她告诉我有关生存期的数据。但现在,我已经从医生的角色滑到了病人那一头,我也和所有病人一样,渴望了解具体的数字。我希望她能认识到,我既了解数据,同时也知道关于疾病的医学真相,因此她应该能为我提供准确的、直截了当的结论。我能接受得了。
她干脆地拒绝了:“不,绝对不行。”她知道我会查找关于这种疾病的所有研究——我确实这样做了。但肺癌不是我的专长,而她是这个领域的国际权威。在每次看病时,我们都要进行一场角力比赛,而她总是闪躲着,不提及任何一个数字。
现在,我不再为一些病人执意追问数字而感到困惑了,我反而开始想,为什么医生在掌握了这么多知识、有这么多经验的情况下,还要把问题弄得这么云山雾罩。
我刚看到自己的CT片子时,认为只有几个月好活了。片子看起来很糟糕,我看起来也很糟糕。我瘦了30磅,出现了严重的背痛,一天比一天觉得虚弱。我的血检报告显示蛋白水平极低,红细胞计数也很低,这跟我身体的感觉一样:它已经无法满足生存下去的基本动力了。
几个月来,我就一直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看过很多年轻的癌症病人,所以得知结果时我一点也不吃惊。事实上,我还感觉有些如释重负。

我的很多亲友对我讲述了种种故事,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妈妈的朋友或者叔叔的理发师的儿子的网球搭档得了和我一样的肺癌,现在已经活了10年。刚开始时,我寻思着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个人,通过众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些故事无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毫无根据的幻想。可是最后,这些故事渐渐潜入了我精通的现实主义的缝隙中。
接着,我的健康开始慢慢好转,这得归功于一种靶向药物,专门针对与我的癌症有关的某种特定基因突变。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也可以说这样的话:“嗯,能幸运地活10年,这对我真的不大可能,不过也不是完全希望。”一丁点儿的希望。

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说,死亡的确定性比这个不确定的生命更加简单。那些身在炼狱的灵魂难道不是情愿赶紧下地狱,好结束这一切吗?我是不是应当做好葬礼安排?我是不是应该把全部时间用来陪伴妻子、父母、兄弟、朋友和我可爱的小侄女?写一本我早就想写的书?又或者应该回到医院,和老板协商今后两年的合同?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几个月还是几年,前路或许会明朗很多。说我还有三个月,我会去陪伴家人。说我还有一年,我可以制订一个计划(写完那本书)。说我还有10年,我可以回医院治病救人。“活在当下”的老一套说辞没什么意义:我应当拿当下怎么办呢?我的肿瘤医生只是这样说:“我没法给你一个具体时间。你需要去发现对你最重要的事物。”
我开始意识到,与自己的死亡狭路相逢,这改变了一切,同时又什么都未曾改变。在癌症确诊前,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在确诊后,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但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而现在我已经深切地知道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问题。有关死亡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然而只要是活着,就别无他法。
医生们之所以不能向病人提供确切的预后,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当然了,如果病人的预期完全超过了合理范围——有些人希望自己能活到130岁,也有些人看到身上的一粒小痣就觉得死期将至——医生们有义务将对方的预期拉回到合理的可能范围内。
病人想寻找的并不是医生们遮遮掩掩的科学知识,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到的已经存在着的真实性。在数据里陷得太深,如同喝盐水来止渴。面对死亡的愤懑,无法用未知的概率来治疗。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时刻:快要将我吞噬的不安突然慢慢消退。那时,我想起了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写过的九个字,我在多年前上大学时读过他的书,不过一直都没细读,但在那个瞬间,这句话清晰地在我脑海中重现,而眼前那个看来不可逾越的不确定的海洋突然分开了:“我无法前行,我将前行。”我往前走了一步,反复咀嚼着这句话:“我无法前行,我将前行。”接着,到了某一个节点,我获得了顿悟。
现在,距离确诊已经过去了八个月。我的体力显著恢复了。在治疗中,癌症暂时蛰伏。我渐渐重返工作。我拂去了研究手稿上的浮尘。我写得越多、看得越多、感受就越多。每天早上5点半,当我按下闹铃,僵死的身体苏醒,而妻子仍在我身边酣睡时,我会又一次对自己说:“我无法前行。”过了一分钟,我已经穿上了刷手衣,走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仍然活着:“我将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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