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观察】新药研发：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
2015/3/31 经纬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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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医药界正面临着研发产出率增长变缓，研发所需费用不断增加的挑战。缺少足够多的可以治疗、治愈疾病的创新药物，患者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成为急需解决的实质性问题。近年来，全球的医药企业在药物研发上围绕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尝试在传统研发模式上不断改革，提高新药研发的成功率，加速药物创新的速度。在此之外，政策环境在尽快解决患者疾苦，满足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转化医学：实验室与临床间的纽带
转化医学不是独立的全新学科，而是以理解疾病机理来解决患者需求为出发点的科研及新药研发的基本思路。它整合利用现代技术如基因组或蛋白组学、分子影像、生物信息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对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及体外和动物模型与疾病关联度作专门对应分析整理。生物标记物是量化这些过程的通用标杆。
转化医学的介入，为提高创新药物研发效率提供了新思路。连接“研”、“发”和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管理的转化医学，是实验室与临床之间的纽带。一方面从患者身上得到的临床信息用来指导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使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迅速转化到对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患者治疗中，打通基础研究和临床开发，衔接了传统药物开发体系中的断层，最快、最有效地把科研发现转化成有效医疗方案。在这种理念下的新药研发一开始就注重患者和病症，更好的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
目前全世界的医药界都非常关注赛诺菲与Regeneron公司联合开发的针对蛋白酶PCSK9靶点的降胆固醇创新药物Alirocumab的进展。说到PCSK9这个靶点的发现，正是转化医学在新药研发中运用的经典范例。
10年前，法国的研究者在两个患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法国家庭中发现了编码PCSK9蛋白的基因的功能获得性突变。几乎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有研究发现，在编码PCSK9蛋白的基因未发生功能性突变的美籍非洲裔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和冠心病的发病率明显较低。
这两项临床研究提示了PCSK9在胆固醇代谢中的重要调控作用。从患者身上得到的信息使研究者们回到实验室，用动物模型进行验证。实验室的结果证实了临床的发现，建立了PCSK9与胆固醇代谢的联系。这种蛋白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阻塞血管，是心脏病的罪魁祸首。在血液中循环的PCSK9蛋白能吸附细胞表面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进而使肝细胞对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清除能力下降。
显然，抑制PCSK9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治疗的合理靶点，抗PCSK9药物已经成为降脂治疗研究的热点。Alirocumab是PCSK9的抑制剂，能与该蛋白结合，从而让低密度脂蛋白从身体中清除。正是有了转化医学从患者出发的理念，才使科学家们专注于患者身上的信息，给疾病的治疗带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成果。
人才是关键
人才是研发创新的核心力量。在医药产业，重视人才发展，也是促进新药创新的重要因素。只有确切了解患者需求的研发者，才能真正研发出患者最需要的创新药物。美国著名的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在创新药物的研发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公司优秀的研发人员。
作为一家以科学创新为研究导向的公司，基因泰克网罗到从分子生物学，到生物信息、生理学等各个领域上千名顶尖的研究员和科学家，参与到公司药品的研发中来。
其中有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前细胞生物学系主任Ira Mellman，和后来成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首任女校长，现在是比尔?盖兹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的Susan Desmond-Hellman。公司的创始人之一Herbert Boyer，就是1976年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正是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够准确有效地找到患者的需求，并以此作为基础，更快的研发出创新的药物。难怪曾有资深业内人士说过凡是做的出色的医药公司都是因为对某种或某些疾病有着深刻理解与独特见解。
基于中国的研发人才才最有可能研发出中国患者所需要的药物。肝癌，胃癌和乙肝等疾病，中国患者占全球的比重很大，危害严重，却不是欧美医药产业传统的重点研发领域，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在中国的患者数量逐年增加，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所以，解决中国患者需求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医药研发人才的肩上。如今，中国每年培养的医药方面的博士人数持续增长，尤其是具备临床经验并懂得基础研究转化的医学人才不断涌现；而众多从欧美留学归来的科学家将国外的知识和经验带回中国，对新药研发起推动性的作用，这些具备药物研发整体思想和转化思维的科研专家，使我们有信心研发针对中国的多发高发疾病领域的创新药物，改善治疗效果，满足中国患者的需求。
加速创新的合作式研发
近年来，医药研发呈现了另外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公司改变封闭式研发，调整“关起门来单打独斗”的策略，打开实验室的大门，与更多的外部科研机构、大学合作，与周边的生态环境相联系，打开视野，放眼世界，获得更多机会。大学、医院、产业界合作的基础同样源于共同的目标：加快创新，为患者尽快带来治疗方案。
在医药创新的各种合作模式中，公共私营合作制和竞争前合作得到了越来越多致力于新药创新机构的推崇。此类合作所提供的特殊益处在于，他们将医疗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拉到一起，在奖励机制、投资和资源分配都达成一致的前提下，共同解决研发过程中的瓶颈问题，这常常是满足患者需求的关键。
由于没有单独的利益相关方拥有能够解决医药创新中的挑战的所有要素，这样的合作可以加速药物研发，并且成为新兴的药物研发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单一的单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集合大型的生物或者人群样本来达到统计学的目的，在持续的一个时期内执行较大规模的项目，快速解决重要的公共健康威胁等等。
在过去的5年间，公共私营合作制增长了3倍，并且有高质量的领导者和科学家作为人员保障，使这些合作成为创新的重要贡献者。其中著名的举措就是由40家公司、非盈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合作创立的生物标记物联盟。此联盟致力于在癌症、代谢疾病、神经精神病学、炎症疾病和自身免疫疾病等领域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开发与药政资质获得，为加速这些领域药物的研发建立基础。
据麦肯锡2014年初的统计，美国和欧洲是公共私营合作制重要的驱动者。多个美国政府部门参与到了竞争前的合作中，以FDA最为活跃，参加了16项合作。而在中国，大多数公共私营合作制还是以独立而且小规模的形式存在于科研机构和跨国医药公司之间。不过，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有能力解决中国患者整体需求且在国家层面上的合作出现，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患者战略资源，促进建立更加有效的研发模式，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
以政策环境调控创新生态
中国虽然在多项医药创新指标，比如：国际药物专利申请数量、顶级国际期刊发表文章数量等，显现出令人瞩目的增长，但目前对全球医药创新的贡献甚微，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创新、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巨大差距。尽管近年来国家对医药产业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中国的政策环境在充分激励创新作用方面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医药产业领先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都遇到过与中国今天类似的挑战，但这些国家都通过积极调整政策来改善医药创新的生态系统。
1980年，美国的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大大提高了学术机构转化创新的热情；随后1984年的药物价格竞争和专利期延长法案平衡了创新药和仿制药的利益冲突；1992年的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授权FDA对制药企业收取费用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从1993年申报者付费法案实施以来，FDA评审效率得到显著改善。三大法案奠定了之后美国医药创新快速发展的基础。2012年以来，FDA建立了药物加速审批通道，其目的在于使对患者有重大影响的创新药物能够尽快上市。目前共有四种加速审批通道：绿色通道、突破疗法、优先审评、加速批准。随着这一系列变革，FDA的角色也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个变化的其中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创新药审批指导原则。
美国通过政策调整促进创新的经验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借鉴。政策环境的改善是加速医药创新的重中之重，需要从理念和机制方面都做改革，优化监管流程和政策环境使创新成果能尽快进入市场，造福患者并创造价值。医药行业也在积极地与政府监管部门沟通交流，推动创新激励机制的制定与实施，让创新药物尽快通过临床试验和审批，使广大中国患者受益。
中国患者在诸多疾病领域的迫切需求，成为我们中国医药行业同仁的最强大动力。对于医药企业来讲，自身要提升新药创新的能力，利用转化医学的理念，提高新药创新的效率，同时要开放眼界整合资源，从外部合作寻找机会，加快新药研发的步伐。从整体环境的角度，需要加强政策调控，形成激励创新的机制，打造出一个创新才能够生存，创新才能胜出的医药产业生态系统。
只有医药产业的各个利益相关方从患者的需求出发，把患者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才能加快新药研发的速度与效率，把更多有效的药物带给患者，最终使患者受益。同时以解决中国人健康需求为中心，以创新为基础的医药产业会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最好体现。(来源：新药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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