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试验】金砖四国临床试验性价比大PK!
2015/4/7 经纬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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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在2013年便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也将紧随其后。《IMS全球药品2017年展望报告》预测,未来四年内,金砖国家的市场排名有望继续上升。

     目前,在金砖国家进行临床试验益处良多。一方面,金砖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患者资源丰富,有利于试验的受试者招募,也可以控制试验的成本。另一方面,金砖国家保健和研发投入的增长,培养了大批具有专业背景的卫生专家,也诞生了许多新药生产商和中心实验室。

     但是,实际情况却并未如此乐观,金砖国家内部进行的调控,再加上治理腐败、管理专利以及进出口延期等,使得跨国药企迟疑不决,甚至选择撤出。紧随其后的是,遍布各处的临床基地得不到充分利用,其中不乏符合GCP要求、拥有丰富经验的研究人员和高级诊断设备的基地。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在金砖国家中进行低成本的临床试验,寻求最高的性价比,值得分析与探究。

     巴西:审批程序复杂冗长

     节约成本:20%~30%

     在巴西进行临床试验,要比西方国家平均节约20%~30%的成本。2012年,巴西的药物支出位列全球第六。IMS预测,到2017年巴西将位列日本之后,药物支出上升至第四位。

     在巴西,医患关系牢固,不仅提升了临床试验的参与度,也提升了患者保留度。

     但是,巴西的临床试验监管审批步骤在整个拉美地区时间最长,大约需要5~12个月。巴西国家卫生监督机构(ANVISA)承担着颁发特殊交流文件、官方临床批准文件和试验药进口许可的职能。

     巴西临床试验的审批程序复杂但又系统化。一项临床试验申请会按计划发给某基地伦理委员会以及协调点,以待审批;一旦协调点批准了这项申请,申请就会被传给国家调查伦理委员会,等待最终伦理审批。

     为改善这一繁琐的体系,ANVISA最近推出了一个简化程序——药企只需向协调点提交这一申请,进行伦理审批。在这一进程中,ANVISA会为协调点发特殊的交流文件和进口许可,以便每个协调点进行快速审批。

     如果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日本制药和医疗设备管理局、澳大利亚药物管理局和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了这项临床试验,或者其在其他国别征募到了受试者,那么在巴西的审批会采用简化程序。即临床研究申请直接发给ANVISA,申请一般会在3~4个月内得到回复。不过,这一措施并不适用于疫苗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日新月异的临床反应同目前审批和出口程序的复杂冗长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使得在巴西进行临床试验陷入困境。另外,安慰剂试验需要附加论据、多重审核、时间延长和成本效益下降等也成为药企们退出巴西市场的重要原因。

     自2011年开始,巴西的临床试验不断减少。跨国制药公司声称退出巴西市场的同时,本土公司正在填补空缺。大学和政府的试验日益出现在临床试验的蓝图上。不过,诺华、罗氏和阿斯利康仍在巴西临床试验中担当重要角色,而辉瑞、赛诺菲和葛兰素史克自巅峰期过后,在十强榜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

     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过去五年里,顶级治疗领域的临床试验在巴西开始出现,其中包括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和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还有肿瘤学和心脏病学。由于第三阶段的试验组成了其中大部分,因此早期的试验病人池和基地仍然相对开放。

     俄罗斯:临床试验的“温床”

     节省成本:60%~70%

     通过2020策略的实施,俄罗斯的卫生支出越来越多,政府也加大了创新投入力度,决策和行业改革正在改变俄罗斯药物开发的面貌。2013年,俄罗斯在全球制药排名中由第11位上升到第8位。

     目前,大多数的大型制药公司都已在俄罗斯安营扎寨,虽然2013年临床试验有所减少,但这些制药公司并未撤离。

     尽管俄罗斯国家医保体系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但依然稍显不足。强制医保同私人医保相混合,体系复杂,效率低下。这种脱离医保体系造成大量初治患者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但因此也带来了一些便利,如临床试验受试者招募进展迅速,患者保留度高等。

     随着普京的医保改革成型,医疗机构和实验室的质量都在不断优化。2013年,FDA在俄罗斯进行了两次临床试验检查,两项检查均顺利通过,FDA只提出了一些供俄罗斯自主参考的意见。由此可见,俄罗斯的临床数据质量可靠,研究专业。

     与西方相比,俄罗斯的研究员资金补贴过低,能申请的费用也屈指可数,因此在俄罗斯进行临床试验,能平均节省60%~70%的成本,这也是大型制药公司喜欢扎根俄罗斯的重要原因。

     在俄罗斯,由卫生部授权本国的医疗机构(确保符合ICH-GCP标准)批准临床前和临床试验,并为试验药和生物样品颁发进出口许可。

     临床试验申请须通过卫生部批准,而在卫生部,这些申请会被提交给伦理委员会和联邦国家机构“RZN药物专业知识科研中心”进行科学审查。试验进行时,联邦卫生监管也会进行评估,同时维护临床试验数据库,并确保药物警戒性和风险管理。

     俄罗斯医疗体系的巨变是其临床发展的首要障碍。药企和合同研究组织(CRO)抱怨难以同不断变化的管理条例保持一致,导致试验时间延迟、预期的应节约成本减少。目前俄罗斯审批的平均时长为3~4个月。此外,在俄罗斯还会面临一些突发的不道德市场行为。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跨国药企都想从俄罗斯市场退出,但临床试验自从2012年的高峰期开始日渐走下坡路,临床试验数量越来越少。诺华和葛兰素史克一直在坚持,但礼来、辉瑞、赛诺菲和百时美施贵宝已经被梯瓦和俄罗斯本土制药公司Atoll、Vertex和Biocad挤出了前十。

     俄罗斯的先驱条件试验一直被大型制药公司主宰,试验多种多样,一小部分集中在肿瘤学方面。过去五年,俄罗斯新的试验研究包括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和肺病。由于第一阶段的试验须在俄罗斯进行,大部分在俄罗斯开展的国外试验都是第二和第三阶段。

     印度:政策调控频出风险多

     节约成本:50%~60%

     据预测,2017年印度在全球制药支出的排名将上升至第11位。同其他金砖国家相似,印度拥有一个广阔、多样且初治病人占大多数的市场。尽管印度的医保支出已有历史性增长,全国医疗体系也已经建立,但相当多的人仍然只能享受有限的医疗资源。

     在印度,针对可支付、高质量的医保,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紊乱等需求,临床试验受试者征募进展迅速,患者保留度高。

     如果能通过日益复杂的审批程序,那么同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相比,可节约成本50%~60%。

     印度药物标准控制中心组织(CDSCO)负责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控制,以及国家临床试验活动的审批。CDSCO接收临床试验申请的复核,这些复核分别来自各个伦理委员会、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新运行的药物咨询委员会和作为特殊复核董事会而运作的医药设备咨询委员会。

     国家机构伦理委员会(IEC)或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复核临床试验申请中的伦理内容,并从临床试验开始便持续监督它。尽管申请可以并行提交给CDSCO和IEC,但只有得到两方的共同批准才能开始生效。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程序,拖长了审批时间。在印度,一份申请从递交到获得批准的平均时间为6个月。

     同俄罗斯一样,印度管理机构实施的调整变化太快,外国制药公司难以追上其步伐。如在试验过程中,印度要求每6个月须提交安全更新报告。这些变化使得大型制药公司专利保护面临损失。

     自2010年始,印度的临床试验大量减少。如礼来、阿斯利康、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等,要么收缩了市场,要么退出市场,以等待调控政策稳定。副作用引起的临床试验患者死亡也给印度的这一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对印度提供的数据的信赖也大不如前。百健艾迪对几个试验的搁置长达6个月之久,以静观调控变化产生的影响。

     在印度,后期试验是最流行的,其中顶级的治疗领域引领全球,主要集中在糖尿病、肺病和风湿性关节炎领域。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试验一直在减少,但2013年出现了一个上升波动。

     中国:或迎来“爆发式”增长

     特点:试验数量持续递增

     2017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制药市场。中国每年进行的临床试验数量正在逐渐增长,而将临床试验外包给国内企业的跨国企业也在逐年递增,中国的药品发展和研究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拥有基数庞大且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研发基金不断增加,调控日益加强,专家及研究中心数量稳步提升,对于想降低试验成本而又不牺牲试验质量的跨国药企而言,中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中国是金砖国家中唯一一个新开展临床试验数量每年递增的国家。通过与各个CRO公司合作、铺设密集的专业技能网络,再加上诺华、昆泰、精鼎医药、科文斯的中心实验室和Catalant在上海新开的临床试验供应设备的进入,各跨国公司的实力越来越强。

     不过,中国的审批过程较为冗长复杂,对提交完整档案有着严格的要求。在中国开展一项临床试验的最大障碍仍是时间,平均通过时间长度从6个月到12个月不等。临床基地须得到CFDA认证,在试验进行期间或完成之后的任意时间,检查都可以进行。而且必须符合GCP要求,每一地点的伦理委员会也都要对试验协议和实施进行伦理复核。

     尽管如此,过去的五年间,中国开展的临床试验稳步增长。

     但在药品开发过程中,跨国企业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美国健赞公司表示,在中国,进行全球大型试验的国外赞助商需要花费超过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审批。此外,生物样品需要获得CFDA的批准;在审批过程中,试验的数据都是开放的,有时开放时间长达一年之久。现在有严格的新药出口政策,要求在试验获得审批前,要提交3份最终药物进行测试,同时还要提交支持数据。

     不过,大量涌现的中心实验室和生产商缓解了这个压力。

     在中国,本土企业开展临床试验比较积极,但诺华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保持优势地位。先驱试验大部分集中在肿瘤学方面,主要由诺华和拜耳承担。由于这些新药都尚未在别国注册,因此第一阶段的试验都须在中国通过中国患者开展。同其他金砖国家相比,在中国进行的早期试验都相对优质;第三阶段的试验在肿瘤学和呼吸器官学方面展开,其数量跟集中于肿瘤学的早期试验数量接近。(来源: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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